張愛玲經典抒情文：有幾句話同讀者說

　　抒情作文就是通過借物或者借景來抒發自己情感的作文類型。小編整理了相關的作文范文，快來欣賞吧。

　　有幾句話同讀者說

　　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還有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著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仿佛我沒有解釋的義務。所以一直緘默著。同時我也實在不愿意耗費時間與精神去打筆墨官司，徒然攪亂心思，耽誤了正當的工作。但一直這樣沉默著，始終沒有闡明我的地位，給社會上一個錯誤的印象，我也覺得是對不起關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說集重印的時候寫了這樣一段作為序。反正只要讀者知道了就是了。《傳奇》里面新收進去的五篇，《留情》、《鴻鸞禧》、《紅玫瑰與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發表的時候有許多草率的地方，實在對讀者感到抱歉，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經過增刪。還有兩篇改也無從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會做詩的，去年冬天卻做了兩首，自己很喜歡，又怕人家看了說“不知所云”;原想解釋一下，寫到后來也成了一篇獨立的散文。現在我把這篇《中國的日夜》放在這里當作跋，雖然它也并不能夠代表這里許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為一個傳奇未了的“余韻”，似乎還適當。

　　封面是請炎櫻設計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張時裝仕女圖，畫著個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邊坐著奶媽，抱著孩子，仿佛是晚飯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欄桿外，很突兀地，有個比例不對的人形，像鬼魂出現似的，那是現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窺視。如果這畫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氣氛。

　　打人

　　在外灘看見一個警察打人，沒有緣故，只是一時興起，挨打的是個十五六歲的穿得相當干凈的孩子，棉襖棉褲，腰間系帶。警察用的鞭，沒看仔細，好像就是警棍頭上的繩圈。“嗚!”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墻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頭望著他，皺著臉，瞇著眼，就像鄉下人在田野的太陽里睜不開眼睛的樣子，仿佛還帶著點笑。事情來得太突兀了，缺乏舞臺經驗的人往往來不及調整面部表情。

　　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我不愿意看見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見。然而這一回，我忍不住屢屢回過頭去望，氣塞胸膛，打一下，就覺得我的心收縮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這邊踱了過來，我惡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飛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夠表達出充分的鄙夷與憤怒，對于一個麻風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覺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緊了一緊腰間的皮帶。他是個長臉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難看。

　　他走到公眾廁所的門前，順手揪過一個穿長袍而帶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動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著棍子。那人于張惶氣惱之中還想講笑話，問道：“阿sir是為仔要我登牢子?

　　大約因為我的思想沒受過訓練之故，這時候我并不想起階級革命，一氣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給那警察兩個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說里，這時候就應當跳出一個仗義的西洋傳教師，或是保安局長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舊情人。)偶爾天真一下還不要緊，那樣有系統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寫什么

　　有個朋友問我：“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么?”我想了一想，說：“不會。要么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后來從別處打聽到，原來阿媽不能算無產階級。幸而我并沒有改變作風的計劃，否則要大為失望了。

　　文人討論今后的寫作路徑，在我看來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選擇的余地似的。當然，文苑是廣大的，游客買了票進去，在九曲橋上拍了照，再一窩蜂去參觀動物園，說走就走，的確可羨慕。但是我認為文人該是園里的一棵樹，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要往別處發展，也未嘗不可以，風吹了種子，播送到遠方，另生出一棵樹，可是那到底是很艱難的事。

　　初學寫文章，我自以為歷史小說也會寫，普洛文學，新感覺派，以至于較通俗的“家庭倫理”，社會武俠，言情艷情，海闊天空，要怎樣就怎樣。越到后來越覺得拘束。譬如說現在我得到了兩篇小說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與人物的輪廓，連對白都齊備，可是背景在內地，所以我暫時不能寫。到那里去一趟也沒有用，那樣的匆匆一瞥等于新聞記者的訪問。最初印象也許是最強烈的一種。可是，外國人觀光燕子窩，印象縱然深，我們也不能從這角度去描寫燕子窩顧客的心理吧?

　　走馬看花固然無用，即使去住兩三個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無用，因為生活空氣的浸潤感染，往往是在有意無意中的，不能先有個存心。文人只須老老實實生活著，然后，如果他是個文人，他自然會把他想到的一切寫出來。他寫所能夠寫的，無所謂應當。

　　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變寫作方向的需要呢?因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復。以不同的手法處理同樣的題材既然辦不到，只能以同樣的手法適用于不同的題材上——然而這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經驗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幾個人能夠像高爾基像石揮那樣到處流浪，哪一行都混過?其實這一切的顧慮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題材不太專門性，像戀愛結婚，生老病死，這一類頗為普遍的現象，都可以從無數各各不同的觀點來寫，一輩子也寫不完。如果有一天說這樣的題材已經沒的可寫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沒的可寫了。即使找到了嶄新的題材，照樣的也能夠寫出濫調來。

　　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來，對于久違了的上海人的第一個印象是白與胖。在香港，廣東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還要黑，馬來人還要瘦。看慣了他們，上海人顯得個個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廣告。

　　第二個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眾文學可以用膾炙人口的公共汽車站牌“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時常由心里驚嘆出來：“到底是上海人!”我去買肥皂，聽見一個小學徒向他的同伴解釋：“喏，就是張勛的勛，功勛的勛，不是”薰風的薰。《新聞報》上登過一家百貨公司的開幕廣告，用并散并行的陽湖派體裁寫出切實動人的文字，關于選擇禮品不當的危險，結論是：“友情所系，詎不大哉!”似乎是諷刺，然而完全是真話，并沒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順，世故練達。到處我們可以找到真正的性靈文字。去年的小報上有一首打油詩，作者是誰我已經忘了，可是那首詩我永遠忘不了。兩個女伶請作者吃了飯，于是他就做詩了：“樽前相對兩頭牌，張女云姑一樣佳。塞飽肚皮連贊道：難覓任使踏穿鞋!”多么可愛的，曲折的自我諷嘲!這里面有無可奈何，有容忍與放任——由疲乏而產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對于人與已依舊保留著親切感。更明顯地表示那種態度的有一副對聯，是我在電車上看見的，用指甲在車窗的黑漆上刮出字來：“公婆有理，男女平權。”一向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由他們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鬧了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種滿臉油汗的笑，是標準中國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里有一種奇異的智慧。

　　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里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關于“壞”，別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說都離不了壞人。好人愛聽壞人的故事，壞人可不愛聽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寫的故事里沒有一個主角是個“完人”。只有一個女孩子可以說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長得美的話，只怕她有三分討人厭。美雖美，也許讀者們還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話里去!”在《白雪公主》與《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盤。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泥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

　　我喜歡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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