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口日作文：人口問題

　　如果給流動兒童一個學習的機會，一個溝通的機會，他們就會和別人平等。小編收集了人口問題作文，歡迎閱讀。

 

　　第一篇：人口問題

　　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使得人口出生率和成活率迅速提高，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引起全球人口急劇增長。

　　世界人口遞增的時間越來越短。工業革命時期1800年到1839年，世界人口由10億增加到20億，到1960年為30億，1975年為40億，1987年7月為50億。發展中國家占世界人口比重由50年代的66.8%上升到80年代的74.9%。至2000年全球人口增加到61億，其中85%的增加大多集中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而在未來的30年中，人口增加率將會減緩，到2030年時，世界人口，的總數將為80億。人口增長率將達到歷史性的低點。

　　從文化教育程度看目前，全球有9.6億文盲，其中1.3億兒童。發達許多成績優秀的高中齡畢業生不愿選擇理工等相對艱苦的專業，使得在培養艱苦崗位上所需合格人才陷于困境。發展中國家無力培養更多的人才，而人才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流失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危機。以印度為例，到1990年為止，在外謀生的科學家和熟練技術人員達41萬，到2000年達54萬。

　　從健康的角度看人口素質，許多疑難病、奇特病的增加表明人口素質的下降。如艾滋病、變異鏈球菌、奧羅凱病毒、登革熱病毒、非典病毒等。正以驚人的速度吞噬人類的生命。

　　發達國家的人口問題

　　人口總規模萎縮，人口老齡化。1991年，瑞典老人比重18%，英國16%，日本12%。造成的問題：①社會經濟負擔加重②勞動力老齡化③生產率低④社會問題多。

　　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問題

　　農業人口多，出生率高，“越窮越生，越生越窮”惡性循環。引發的社會問題是，①貧窮與饑餓②失業③奇型城市化，其后果是失業加劇，人口分布奇型，出現大量工棚區。

　　第二篇：人口問題

　　自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民眾從小規模的地下方式開始自主進行人口流動。這股潮流越發猛烈，以至于政府在十幾年之后不得不徹底取消了大部分對人口流動的嚴格限制。行政的控制無法阻擋經濟利益的誘惑。因為多年控制的壓抑，這一系列人口流動最終爆發成為了人類史上空前規模的遷移。中國的城市與鄉村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后完全隔絕了如此之久，以至于中國社會的城鄉二元結構時至今日仍影響至深。城市是人類文明對自然環境改造的終極形式，是人類工商業活動的最集中場所。人口不斷從鄉村向城市遷移，而不同等級和發展水平的城市之間也存在著大量人口流動。大城市的夢想造就了數量龐大的流動人口。而這些流動人口的進入也使得城市變得更大更密更復雜。城市的活力在幾十年的隔絕制度下已漸衰弱，而流動人口改變了這一切。城市被注入新的生機，重新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文化碰撞融合的焦點，從而被豐富和多元化。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在短時間內迅速提高，但更重要的是多數城市的生命被延續，并因此有助于打破幾十年養成的城鄉二元思維。

　　而所有被稱為流動人口帶來的不良后果，在我看來都是對城市管理不作為而找出的借口。這樣的借口所編織的謊言是幾十年來權威主義管理的慣性。所謂流動人口所帶來的問題是普世的，即無論在哪個被界定的人群中，人類現有的文明也保證在相同條件下都可能會發生相同的或好或壞的事情。而那些謊言是最擅長“以偏概全”的。甚至有時候還會牽扯出流動人口的素質問題。這簡直是無恥的。這是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是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問題。難道這是流動人口自身造成的?流動人口給城市帶來的居住、交通、醫療、教育等等壓力，再一次提醒了城市管理者如何才能合理分配城市資源。在城市中辛勤工作、依法納稅、遵紀守法的公民完全有資格公平而合理地利用到城市社會資源，而不會因為什么戶籍問題淪為二等公民。討論所謂流動人口所帶來的弊端顯然是帶有偏見的，而如此的利弊二元思維也是極其可悲的。要知道，這個世界本是沒有城市的。

　　近些年，教育出現了不少新情況，其中之一是在一些城市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打工者子弟學校”，專門流動人口子女就學。對于此顯現，各方面的意見很不一致。一方面，在各大城市中打工的流動人口表現明顯的歡迎。其原因在于：他們認為，上不起城市的公立中小學。公立學校如果接受外來人口的子女上學，在正常的學雜費之外，一般要收較高的借讀費和贊助費。另外，他們認為自己的子女在公立學校上學還會受到城市孩子的歧視。而“打工者子弟學校”一方面收費比較低，而且服務也很熱情，孩子也不會受到城市小孩的歧視。

　　關于辦學條件問題，很多人認為應當考慮具體情況，相當于公立學校，這些“打工者子弟學校”的教學條件肯定比較差。然而，根據這些學生的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我們是否一定要去那么高標準教學條件呢?如果政府不能負擔這些孩子教育的費用，我們能看著它們失學嗎?我們是否要擁有者的教學條件作為學生入校的門檻呢?只要能改這些孩子一個受教育的機會，條件簡陋的學校應當是可以生存的。實際上，流動人口將子女送到這類學校主要是經濟上的考慮，這類學校收費較低相當于貧民學校，使這些家庭的經濟條件。

　　在我們班就有一位流動人口兒童，他跟著父母一起來到到這里。。起初，他在班上不怎么說話，上課只是認真聽講也不發言……過了一段日子，有幾位同學“邀請他去玩，于是他露出了在校園里的第一張笑臉，隨后他經過和老師同學的溝通慢慢變得開朗起來，學習也十分優異，現在成了我們班的尖子生。

　　如果給流動兒童一個學習的機會，一個溝通的機會，他們就會和別人平等。

　　第三篇：人口問題

　　“你如果要體會什么是沮喪，你就在春節前后到北京或廣州的火車站去看看。一張張愴惶的臉在人群中涌動。你這時才知道了一個民族的傷口在哪里。”剛分到國家計生委的研究生小M對幾位作家這樣描述。他工作的國家計生委在二十年中使中國少生了5個億，這個數字推遲了災難降臨中國大陸。但他們要忍受很多來自國際上的譴責以及國內的不理解、甚至基層工作人員被暴力侵害。而且這個單位一直被忽視……

　　人口災難是否會降臨，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未來一個世紀中國大陸最大的問題(比環境、腐敗、經濟、教育更嚴峻)是人口問題。

　　大陸老農窮貧到極點卻不忘生孩子

　　“你猜我們家的保姆家里有幾個小孩，你保準猜不著，她兄弟姐妹9個。”女作家項小米對我嘆道：“太可怕了!他們陜西那什么縣，普遍如此，都是七八個孩子。沒活干，沒田種，樹全砍禿了，地慢慢變成沙漠，這些人要吃飯，就都跑到城里。把城里弄的臟亂差，犯罪率激升。就沖這我也要把我女兒送到美國……”

　　記者在近一兩年中發現，這種一家生五六個、七八個的現象在大陸許多地方

　　相當普遍。計劃生育的國策，各地執行是很彈性的，有的地方甚至變成干部斂錢的工具，你不是要生嗎?拿錢來。

　　實際上，獨生子女政策已經成為汪洋大海中的城市孤島的一塊招牌。

　　記者幾年前到國家貧困縣山西大寧采訪扶貧款被貪污案時，曾到一個家徒四壁的山民家里走訪，這家主人，一個四五十歲的低矮老農，連遭不幸，不僅被干部用他的名字領扶貧款，卻分文沒給他，最小的男孩子還被山草中的蛇咬傷，性命垂危。當我們走進他山坳中的窯洞時，他哭了起來，我們力所能及地給了他一點資助，他撲通跪在地上以表感激。當知道他有多少孩子時，我們幾個人都大吃一驚，八個。

　　這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多年來計劃生育大好形勢的宣傳，使我們覺得農村最多能生兩個，即使那些一味抗法、被扒屋毀灶的人，也只能有三到四個孩子。

　　而八個是什么數字?那是比1949年前還多的一個數字。也可能這些家庭比起1949年前，住房改善不大、食物夠吃了但質量沒好多少，但抗生素等類藥品的普及確實使死嬰現象少多了。1949年以前，一個農民家庭也能生很多孩子，但最終成活的只有一半強。所以雖然現在有計劃生育的約束，農村人口還是猛增。

　　記者到陜西靖邊采訪時，發現那里的農民雖然被各種雜稅弄得苦不堪言，而且土地日益干旱和荒漠化，生活很艱難，同樣也生很多孩子。一個家庭有四五個孩子是很普通的，甚至是數量最少的。

　　一位女記者在山西大寧縣一個很窮的山村金疙瘩村采訪時，發現那里農民平均六個孩子。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告訴她，她有四個哥哥和一個妹妹。有人指著另一個紅衣女孩說：“這孩子的父親弟兄三個，每個都有六個孩子。”女記者了解到，金疙瘩村幾乎沒有三胎的，大多是五、六胎，最多的一家七胎，且大部分家中有二、三個男孩。

　　在連吃水都困難的地方，卻要生那么多的孩子，他們一起向大地索要，于是

　　大地更加貧困和病態。

　　貧窮、愚昧、受欺壓，生孩子，這四者是緊密相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