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名人王安石與蘇東坡的故事

　　導語：王安石出生于宋代，是政治家家，文學家，改革家。蘇東坡即蘇軾，蘇軾是北宋中期文壇領袖，在詩、詞、文、書、畫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歷史名人王安石與蘇東坡的故事，歡迎查閱。

　　蘇東坡與王安石是一對仇敵

　　說到蘇東坡的敵人，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

　　蘇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蘇洵和弟弟蘇轍、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蘇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王安石的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沖突。

　　嘉祐六年(1061年)，二十六歲的蘇東坡參加制舉，王安石以知制誥的身份出任考官。蘇東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對朝政的看法，許多觀點正好與王安石兩年前向仁宗所上的萬言書截然相反。眾考官都欣賞蘇東坡的“文義燦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卻斥責蘇東坡之文“全類戰國文章”。王安石隨后還在任蘇東坡為福昌縣主簿的制文中說:“夫士之強學贍辭，必知要然后不違于道。擇爾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雖是代朝廷立言，但也顯示了他本人對蘇東坡的不滿之意。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蘇洵還寫了《辨奸論》暗刺王安石矯飾反常、不近人情的舉止，并預言他必將禍害天下。七年以后，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說他“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并斷言:“誤天下蒼生者必是人也!”呂誨的話與《辨奸論》如出一轍，可見蘇洵事實上是代表舊黨發出了攻擊王安石的第一聲。蘇東坡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蘇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蘇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王安石則把蘇東坡視為隱然的強敵，必欲把他驅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寧二年(1069年)，蘇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蘇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卻竭力阻攔，并力薦呂惠卿。同年，蘇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蘇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蘇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蘇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三年前蘇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蘇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拓展：王安石與蘇東坡的私交

　　王安石開始搞改革的時候，蘇軾兄弟丁憂服滿，剛回京城。那時，兄弟倆躊躇滿志，很想有一番作為。可是，蘇東坡不識時務，對改革說三道四。王安石很不高興，就讓他到開封府審案子。京城的案子盤根錯節，隨時都會碰到山頭。他希望蘇軾深陷其中出不來，無暇指點時政。沒想到，蘇東坡是斷案高手，三下五除二，就把案子辦得干干凈凈——王安石的警告落空了。

　　第二年上元節，皇帝想買燈，蘇東坡勸諫皇帝別浪費這種“耳目不急之玩”，皇帝從善如流。蘇東坡喜不自勝，就像初學寫作的人發表了文章而激起更強的寫作勁頭一樣，蘇東坡接連又作了《上皇帝書》、《再上皇帝書》，向改革全面開戰。于是，政敵開始收集蘇東坡的“黑材料”，想把他整垮。可是，結果一無所獲。但是，這已使蘇東坡心驚膽戰，后怕起來。于是，他請求外調，以離開政治的漩渦，避禍全身。

　　就這樣，蘇東坡與王安石走到了對立面。此后，蘇東坡就開始了他連年外貶的宦海沉浮。但是，在王安石下野之后，他卻親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并次韻王安石的《北山》詩，道是：“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當時從黃州平調到離京較近的汝州，可是仕途上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改善。他之所以要去探訪王安石，一則是路過;二則同是天涯淪落人，已不復有當年的意氣用事，況且他對改革也有了新的理解，不再簡單地全盤否定，而王安石也已退出官場，兩人見面就輕松多了;三是，當年“烏臺詩案”發作，有人欲置自己于死地，王安石曾道“豈有盛世而殺才士乎”，施以援手，并沒有因為是政敵而落井下石。不能不說，兩人在私下是互相傾慕的。本著惺惺相惜，蘇東坡去看望王安石就變得不難理解了。而當王安石得知蘇東坡來拜訪他時，竟穿著便服騎驢到船上來看望蘇東坡了。蘇東坡也不戴帽子，趕緊作揖迎接道：“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禮豈為我輩設哉?”兩人相見甚歡，別有一番滋味。

　　蘇東坡的`到來，讓寂寞的王安石一下子又有了知音的感覺。兩人談詩論文，談禪說佛，很是契合。王安石對人感嘆道：“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也許，正因為此，王安石情不自禁地請蘇東坡就在金陵買田為宅，兩人也好時常見面。蘇東坡也有相見恨晚之感，故而有“從公已覺十年遲”之句。有人以為這是客套，乃至虛與委蛇。我看，蘇東坡未必這樣鄉愿，若要與王安石周旋，也犯不著遠道來訪。此時，兩人已沒了世俗的距離，同抱赤子之心，又怎會互相設防?王安石的邀請是真誠的，晚年能得遇如此人物為鄰，豈非美事?而仕途險惡，又何必汲汲于道呢?王安石是過來人，不能說沒有勸退之意;而蘇東坡也歷盡坎坷，未必沒有林下之想。

　　故而，一說即合，以致后來人到了江北，依然盤桓不去。他在給王安石的信中說：“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于鐘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好一個扁舟往來!若真成功，則蘇王詩酒唱和，不啻是文壇佳話也!只是，蘇東坡畢竟還是公家人，一時之想，望梅止渴而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人啊，就是這么奇怪，一面孜孜以求聲與名，一面卻又回望著自己的來時路。王安石又何嘗不是如此?當年二次拜相時，曾作《泊船瓜洲》，道是：“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人離鐘山，卻依然一步三回頭。因為他知道，仕途崎嶇，世事難為。但是，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又催逼他勇于任事。與小人的得意忘形不同的是，王安石對于拜相，并沒有欣喜若狂。當年他初拜相位之時，就曾私下與至友題詩明志：“霜筠雪竹鐘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政事雖是大功業，但卻不是自己的安魂之所。

　　那么，何處是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園呢?大概是在漁樵之間、詩酒之中吧，大概是在“思接千載，神游八荒”的大自由中吧。而在這樣的大自由中，還會有小路上的碰頭和小河里的爭流嗎?脫離了世俗的羈絆，沐浴在文化的陽光之下，就會消解僵硬的對立，融化冰封的情意，就會有涓涓細流潤澤枯冷的心田，就會有三月春陽照耀心頭的湖山。如此，則相比于當下文化上的互相唱和和相敬相慕相得相知，當年在政事上的互相攻訐和相離相棄，不能不說是多么可笑和不明智啊。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可惜，人世總有太多的紛擾。蘇東坡與王安石已冰釋前嫌，可是司馬光對王安石卻耿耿于懷。王安石死后，蘇東坡為王安石說過幾句公道話，只是，時移世易，已沒人聽了;而形格勢禁，還得罪了保守派——得罪不起我躲得起，于是，又請求外放，結果越貶越遠，差點回不了中原。若王安石地下有知，真不知會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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