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歷史文化名人唐胄的故事

時間：2022-04-25 17:46:28 名人故事我要投稿

海南歷史文化名人唐胄的故事

　　故事：在現實認知觀的基礎上，對其描寫成非常態性現象。是文學體裁的一種，側重于事件發展過程的描述。強調情節的生動性和連貫性，較適于口頭講述。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海南歷史文化名人唐胄的故事，歡迎閱讀與收藏。

海南歷史文化名人唐胄的故事

　　在海南的歷史文化名人中，丘濬、海瑞最為人們所熟知。而被《明史》譽為“嶺南人士之冠”的唐胄，人們了解得還不多。這背后隱藏的深層次的文化原因，尤其發人深思。

　　唐胄(1471-1540)，字平侯，號西洲，瓊山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考中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明史》有傳，稱其“耿介孝友，好學多著述，立朝有執持，為嶺南人士之冠。”前面三句話都切合實際，說得很實在。最后一句話，評價之高，則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嶺南人士之冠”

　　《明史》的修纂，始于清初，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方告竣工。康熙年間編纂的徐乾學本《明史》、王鴻緒本《明史稿》(實為萬斯同所纂)和乾隆年間作為最終定稿的張廷玉本《明史》對唐胄的評價是一致的，均有“耿介孝友，好學多著述，立朝有執持，為嶺南人士之冠”這一句話。

　　筆者翻閱《明史》之前的一些早期文獻資料，并未發現有稱唐胄“為嶺南人士之冠”這樣的說法，故而基本可以認定，這是由《明史》修纂者對唐胄作出的評價。現存最早的唐胄傳記資料，出自唐胄生前故交鐘芳之手。鐘芳《祭唐西洲文》(見《鐘筠溪集》卷十六)有一句“嶺海精英，公評端在”，這大概就是《明史》所本。而此后鐘芳為唐胄所作《墓志銘》、王弘誨所作《神道碑》，均無類似評語。自明代萬歷至清代康熙年間修纂的《廣東通志》、《瓊州府志》、《瓊山縣志》等各類地方志中，對唐胄的評價一般是“耿介有器識，尤孝于親。服食澹泊，足振靡俗。為文尚理，不事浮華。”也沒有“為嶺南人士之冠”這句話。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修《大清一統志·瓊州府》中對唐胄的評價是“胄耿介有器識，立朝執義不撓，海南推為冠冕。”這與《明史》的論斷已經比較接近了，應當是受到了《明史》稿本的影響。而乾隆之后重修的地方志中，在評價唐胄時，有的就直接援引《明史》的論斷了。

　　“海南推為冠冕”

　　嶺南是一個相當廣闊的地區，包括了現在的廣東、廣西及海南全境。雖然由于地理位置偏遠，嶺南在歷史上文化相對落后，但也出了不少名人。略舉幾例，如唐代名相張九齡，宋代名臣余靖、崔與之，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在《明史》對唐胄的評價中，大概省略了一個時間定語，即“為嶺南人士(一時)之冠”。清代光緒十九年，來海南督學的徐琪作《西洲侍郎像贊》，文中便稱唐胄“耿介孝友，一時之冠。”然而，就算是在唐胄同時代的嶺南人物中，也有像陳獻章、湛若水這樣的大思想家，不論在當時還是后世，他們的知名度都在唐胄之上。所以，我們似乎還得把空間范圍再縮小一些，就像雍正初修《大清一統志·瓊州府》中對唐胄的評價那樣，“海南推為冠冕。”

　　即便如此，恐怕仍然有人會提出異議。明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這一時期，海南產生了64名進士，舉人數量約有600名左右，占海南歷代舉人總數的四分之三強，可謂人才濟濟。《明史》為之立傳的海南人，共有5名進士和1名舉人，分別是：薛遠、邢宥、丘濬、廖紀、唐胄和海瑞。另外，有一個名叫榮瑄的瓊州普通老百姓，也因為孝義事跡而有幸躋身國史。榮瑄屬于特例，姑且不論。就其他人物而言，薛遠、廖紀、王弘誨等海南人均官至尚書，丘濬更是入閣為相，地位都在唐胄之上。海瑞與丘濬并稱為“海南雙璧”，邢宥與丘濬、海瑞并稱“奇甸三名賢”，其思想影響和文化意義都不容小覷。臺灣的國學大師錢穆對于邢宥就有很高的評價，他說：“論者謂公(邢宥)與丘、海二公，為奇甸三名賢，他人之賢弗及……而其德功言三者，俱得先文莊、忠介而合稱為一鼎之三足，此決非偶然矣。”

　　邢宥、丘濬的生活年代較唐胄為早，海瑞、王弘誨則比唐胄略晚一些。如果我們將時間范圍再縮窄一些，僅就與唐胄同時代的海南人而論，也有不少人可以和唐胄媲美。例如，比唐胄年齡稍長的臨高舉人王佐雖然沒能考取進士，官做得不是很大，但不論在當時還是后世，世人對其評價都相當高，唐胄本人也對王佐十分尊重，以師事之。還有鐘芳，官至戶部右侍郎，被《廣東通志》稱為“上接文莊，下啟忠介”的“嶺海巨儒”，雖然《明史》只提及鐘芳的名字，沒有單獨為他立傳，但其才學和功名與唐胄相比，也不遑多讓。

　　后人眼中的“全能冠軍”

　　那么，《明史》對唐胄的評價，是否有些夸大其辭呢?并非如此。應當注意到，《明史》在得出唐胄“為嶺南人士之冠”的判斷之前，有三句話作為前提，即：“耿介孝友，好學多著述，立朝有執持”。這三句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其中，“耿介孝友”是立德，“好學多著述”是立言，“立朝有執持”是立功。儒家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說。如果單就某一方面而言，唐胄也許不是最突出的。但如果將上述三個方面結合在一起來看，則很少有人能夠超過唐胄，他是一個各方面實力都比較均衡的“全能冠軍”。

　　例如“耿介”，這幾乎可以說是海南人出外為官者的一個共性，至海瑞而造乎其極。《明史》中海瑞的傳記超過三千字，其中批評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占了一千三百字。但《明史》稱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對海瑞也不是完全肯定的。

　　再比如“好學多著述”，丘濬在這方面一直被視為海南人民的'驕傲。萬歷《廣東通志》引何喬新語，稱“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為嶺南人物之首”。在何喬新眼中，明代只有丘濬才是真正的“嶺南人物之首”。何喬新之語曾經被廣為引用，然而《明史》卻沒有轉述，這頗耐人尋味。《明史》中丘濬的傳記近千字，贊美之余，也不無微詞，稱其“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

　　《明史》中，薛遠的傳記附在其祖父薛祥的傳記之后，不足百字。邢宥的傳記全文二百余字，主要是贊其“廉介”。而唐胄的傳記有一千一百余字，扣除引用的唐胄《諫征安南疏》近七百字后，還有四百余字。文中對唐胄幾乎全是正面贊美之詞，沒有任何非議。

　　唐胄考中進士之后，因遭逢父喪，同時不滿于明代正德時期的黑暗政治，加之母親又年邁多病，回故鄉隱居了前后長達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間，他淡泊自守，侍親至孝，和睦親族，對鄉人的孝行義舉也大加揄揚。說起來，榮瑄能夠進入《明史》，也得感謝唐胄。《明史》記載的榮瑄孝義事跡，采自唐胄主持修纂的正德《瓊臺志》。這是他“耿介孝友”的一面。

　　唐胄博覽群書，注意向嶺南先賢學習，整理出版過嶺南人崔與之、余靖、白玉蟾、王佐等人的詩文別集，修纂過正德《瓊臺志》等多部地方志，文章力求經世致用，不務浮華。這是他“好學多著述”的一面。

　　嘉靖元年(1522)，唐胄應召復起，在各地為官期間，政績卓著。在京期間，屢屢上疏縱論天下大事，顯示出卓越不凡的器識。同時，唐胄還很注意進行斗爭的方式、方法，平時不為矯激之舉，但在原則問題上卻也毫不退讓。這是他“立朝有執持”的一面。

　　綜合起來看，唐胄在各方面都堪稱典范、楷模。前人評價唐胄時，也屢以“典型”稱之。如明人黃表衷《唐西洲公石像贊》中有“典型在茲”之語，民國時期王國憲在《敬題唐西洲公三父子詩集》中也用“百代奉典型”來稱贊唐胄。

　　《明史》為何如此高評?

　　在《明史》早期的編纂者中，徐乾學是顧炎武的外甥，黃百家是黃宗羲的兒子，萬斯同是黃宗羲的學生。他們的思想都受到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影響，具有一種文化反思精神，一方面大力弘揚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將心學視為招致明代亡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心學以陳獻章、王守仁為代表。陳獻章的心學思想主要在廣東一帶流行，其弟子湛若水熱衷于講學，與王守仁齊名，對傳播陳獻章的心學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明史·儒林傳》的序言說：“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有明諸儒，衍伊、雒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啟岐趨，襲謬承訛，指歸彌遠。……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對明代心學的不滿之情溢于言表。正因為如此，《明史》在品評嶺南人物時，沒有將在當時思想界影響巨大的陳獻章、湛若水舉作代表。海瑞的思想也受到心學的影響。丘濬則著有《大學衍義補》，自成一家之言。

　　唐胄在科舉考試的省試、會試當中兩次奪得“禮魁”，在經學方面有所專精。唐胄與當時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如湛若水、何景明等交往密切，但他在思想上不趨時逐新，不標新立異，而是踏踏實實地去實踐、履行傳統的儒家思想。不論是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標準，還是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標準來衡量，唐胄都堪稱弘揚儒家傳統思想文化的表率。或許，這就是《明史》將唐胄視為“嶺南人士之冠”的真正原因吧。

　　明史唐胄傳文言文翻譯

　　明史·唐胄傳

　　原文：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劉瑾斥諸服除久不赴官者，坐奪職。瑾誅，召用，以母老不出。嘉靖初，起故官，請為宋死節臣趙與珞追謚立祠。進員外郎，遷廣西提學僉事。令土官及瑤、蠻悉遣子入學。土酋莽信虐，計擒之。木邦、孟養構兵，胄遣使宣諭，木邦遂獻地。屢遷廣西左布政使。官軍討古田賊，久無功。胄遣使撫之，其魁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學者。”即解甲。十五年進左侍郎。

　　帝以安南久不貢將致討郭勛復贊之詔遣錦衣官問狀中外嚴兵待發胄上疏諫曰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為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余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為殷鑒。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率耗于田州岑猛之役。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今北寇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籓籬。北顧方殷，更啟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章下兵部，請從其議。得旨，待勘官還更議。明年四月，帝決計征討。侍郎潘珍、兩廣總督潘旦、巡按御史余光相繼諫，皆不納。后遣毛伯溫往，卒撫降之。

　　郭勛為祖英請配享，胄疏爭。帝欲祀獻皇帝明堂，配上帝，胄力言不可。帝大怒，下詔獄拷掠，削籍歸。遇赦復冠帶，卒。隆慶初，贈右都御史。胄耿介孝友，好學多著述，立朝有執持，為嶺南人士之冠。

　　（選自《明史唐胄傳》）

　　譯文：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弘治十五年（1502）進士。授官戶部主事。因父喪回家鄉。劉瑾指斥諸位服喪期滿而不赴任者，因此剝奪他的官職。劉瑾被誅，朝廷召用唐胄，唐胄因母親老衰而不出任官職。嘉靖初年，唐胄以故官起用。他疏諫內官織造事，請求為宋朝死節臣趙與珞追封謚號并為他立祠。進而升為員外郎，又升任廣西提學僉事。命令土官和瑤、蠻等都送子入學。升為金騰副使。土著莽信殘暴，唐胄用計將他擒獲。木邦、孟養交兵，唐胄遣派使者前往宣諭，賊寇首領說：“是前唐使君讓我的孩子入學的。”于是自動解除了武裝。他升為右副都御使，巡撫南、贛，轉到山東。遷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十五年（1536）改派到北部，升為左侍郎。

　　皇帝因為安南長久不進貢，準備對它進行討伐。郭勛又很贊成。皇上下詔派遣錦衣官詢問情況，中央和地方都整兵待發。唐胄上疏勸諫說：有人說中國的近境，應當乘其混亂而取之。我考察了馬援的南征，深入浪泊（山名）地方，士兵死亡將近一半，所立的銅柱作為漢的邊界，乃近在現在的思明府。先朝雖然嘗試平安它，卻屢服屢叛，中國消耗的士、馬、物計有數十萬，竭盡近二十多年的財力，僅僅只得到數十郡縣的虛名而結束。何況還有討伐而沒有攻克的，像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就有這樣的故事。這可以作為借鑒。現在四川為采集木料動用了大批兵力，貴州有凱口兵事，而兩廣積儲數十萬，一概都耗費在田州岑猛戰役上。又屢次興辦大工程，積儲都用在這上面，現在興師十萬，用什么來供給呢？現在北方賊寇逐漸強盛，占據我河套。邊關兵士屢次叛亂，毀壞我籓籬。北方憂患正多，又啟南征之議，倘若遇有不測，誰能擔任這個罪過呢？奏章下到兵部討論，兵部請求聽從他的建議。圣旨說：等勘官回來再重新議論。第二年四月，皇帝決計征討。侍郎潘珍、潘旦、巡按御史余光相繼阻諫，都沒有被采納。然后派遣毛伯溫前往，終于撫降了他們。

　　郭勛請求讓他的祖父郭英入功臣廟同受祭饗，唐胄上疏力爭。皇上意欲在明堂祭祀天帝時附祭獻皇帝，唐胄極力諫言不可行。皇帝大怒，將他下詔獄進行拷問，削去他的官籍后讓他回到家鄉。后遇赦復官，不久死去。隆慶初年，贈右都御史。唐胄忠直有孝義之心，好學而著述豐富，在朝執政有原則，是來自嶺南的最優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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