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冒雪訪師的故事

時間：2023-11-22 16:35:06 煒玲歷史典故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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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冒雪訪師的故事

　　我們都知道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與高啟、劉基并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那么關于他求學的故事又有多少人知道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歷史故事，歡迎閱讀與借鑒，謝謝!

　　宋濂冒雪訪師的故事

　　明朝著名散文家、學者宋濂自幼好學，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寫得一手好文章，被明太祖朱元璋贊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宋濂很愛讀書，遇到不明白的地方總要刨根問底。這次，宋濂為了搞清楚一個問題，冒雪行走數十里，去請教已經不收學生的夢吉老師，但老師并不在家。

　　宋濂并不氣餒，而是在幾天后再次拜訪老師，但老師并沒有接見他。因為天冷，宋濂和同伴都被凍得夠嗆，宋濂的腳趾都被凍傷了。當宋濂第三次獨自拜訪的時候，掉入了雪坑中，幸被人救起。當宋濂幾乎暈倒在老師家門口的時候，老師被他的誠心所感動，耐心解答了宋濂的問題。后來，宋濂為了求得更多的學問，不畏艱辛困苦，拜訪了很多老師，最終成為了聞名遐邇的散文家!

　　人物生平

　　因其母懷孕僅滿七月而生宋濂，故宋濂幼時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幸得祖母金氏和母親陳氏的悉心照顧，得以順利度過童年。為人聰明、記憶力強，號稱“神童”。曾受業于聞人夢吉、吳萊、柳貫、黃溍等，精通《五經》。他一生刻苦學習，“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于學無所不通”。元順帝至正九年（1349年），因危素等舉薦，順帝召宋濂為翰林編修，他以奉養父母為由，辭不應召。至正十年（1350年），入仙華山為道士，實則入山著書。至正十六年（1356年）十月四日，入小龍門山著書。

　　教授太子

　　至正十八年（1358年）三月，朱元璋軍攻取睦州，宋濂遣家人入諸暨勾無山，但他自己留下未同行。十一月，郡守王顯宗以“五經”師聘，宋濂推辭。

　　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朱元璋命升任知府的王顯宗在郡中設學堂，召宋濂為婺州郡學《五經》師。

　　至正二十年（1360年），在李善長的推薦下，宋濂與劉基、章溢、葉琛被朱元璋召至應天府。七月，宋濂被任命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命為朱元璋子朱標教授“五經”，后又參與修撰起居注。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五月，朱元璋建禮賢館，宋濂等人均在館中。

　　主修元史

　　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下詔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袆為總裁官。

　　洪武二年（1369年），宋濂赴詔修《元史》，至二月開修，宋濂、王袆為總裁。六月，除任翰林院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同年八月，《元史》書成，宋濂被任命為翰林院學士。

　　洪武三年（1370年），因歐陽佑等儒士采得元朝事跡還朝，朱元璋遂于二月初六開局續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袆為總裁，至七月一日，全書告成。七月，因失朝被降職為翰林編修。

　　國初名儒

　　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宋濂升任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卻因祭祀孔子未按時呈上奏章，于八月被貶為安遠知縣。

　　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宋濂被召還任禮部主事。十二月，升任太子贊善大夫。

　　晚年宋濂讀書像

　　同年，甘露屢降，朱元璋問宋濂這樣的天象是什么預兆，宋濂以《春秋故事》告訴朱元璋受命于人不于天，做事不必受天象的影響。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犯了罪，宋濂為朱文正求情，說可以將朱文正貶到邊遠地方，不宜治死罪。

　　朱元璋問宋濂作為帝王，應該讀什么書為主，宋濂推薦給朱元璋《大學衍義》，朱元璋于是命將書中內容貼在宮殿兩邊墻壁之上，召集大臣，讓宋濂給大臣講《大學衍義》中的內容。

　　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朱元璋召四方儒士張唯、王輝等數十人，將他們都任命為翰林編修，以宋濂為其師。七月三十日，升任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八月十六日，與詹同同任總裁，奉命修《大明日歷》，九月開館，至次年五月修成，又輯其中五卷為《皇明寶訓》。同年九月，朱元璋為散官分階定俸，任命宋濂為中順大夫，命他參中書大政，宋濂婉辭。

　　洪武七年（1374年）十一月一日，朱元璋命宋濂等考定喪禮服制。

　　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宋濂跟隨太子朱標及諸位講武中都。

　　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十日，朱元璋命宋濂與朱右等定王國所用禮。六月，除任翰林學士承旨，其余兼官如故。

　　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告老還鄉，朱元璋親自餞行，并命宋濂之孫宋慎送其回家。宋濂以頭叩地辭謝，并約定說：“臣沒死之前，請允許臣每年來宮內覲見陛下一次。”回鄉后，宋濂每年乘著帝慶節的機會如約進京陛見。

　　老而罹禍

　　洪武十三年（1380年），宋慎被牽扯進胡惟庸案中，導致宋濂一家遭禍，宋慎與宋濂其次子宋璲都坐法死，朱元璋想處死宋濂，經馬皇后及太子朱標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

　　卒于徙途

　　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今重慶奉節），享年七十二歲。臨終時，正坐斂手而逝，當時夔州的官員都前來贈賻哭祭。知事葉以從將宋濂葬于蓮花山下。蜀王朱椿仰慕宋濂，又將宋濂轉葬華陽城東。明憲宗成化（1465－1487年）年間，蜀王朱申鑿曾至宋濂墓前祭拜。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因四川巡撫馬俊為宋濂上奏申訴，孝宗經禮部商議后下詔恢復宋濂的官職，每年春秋兩季在其所葬之地舉行祭祀。

　　明武宗正德年間（1506年－1521年），宋濂獲追謚為“文憲”。

　　主要影響

　　思想

　　宋濂立像(2張)

　　宋濂對于佛、道二氏，尤其對于佛教典籍，也曾潛心研究，并多所汲取。在天道自然觀方面，他借用醫家與早期道家所使用過的“氣母”即“氣者生之母”的說法，認為宇宙的升降運動和四季庶物的欣榮藏息，是“氣母”即“元氣”運行的緣故。這種“氣母”或“元氣”，“其出無根，其人無門”，無涯無際，人們雖不能覺察它，但它確實存在。宋濂認為，理，亦即天地之心，是絕對的，它通過元氣而致有萬物和運動。自然界所以充滿生機，就是因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通過元氣在起作用。他認為，求道問學，修養道德，就在于體認和獲得這個“天地之心”，而使“吾心”能夠“沖然”、“淵然”、“渾然”、“凝然”、“充然”。茍能如此，人便能與天地并運，與日月并明，與四時并行，于是便實現了“君子之道”。而人所以能體認“天地之心”，則是因為“吾心”本具“太極”，它無大不包，無小不涵，因而能與天地之“太極”感應而“桴鼓”相應，所謂體認“天地之心”，原不過為發抒“吾心”本有的“天地之心”而已。六經的實質就是記錄“吾心”所具之理，故六經與“心”同樣具有絕對性，“心之為經，經之為心”，如形影不可分離。此種態度，反映了金華朱學重經史的傳統。

　　對于“吾身之心”，宋濂稱之為天下“至寶”，因而人“心中自有圣人”，不勞外慕，關鍵在于如何去“識心”、“明心”。而“識心”、“明心”的方法則為不斷克除“人偽”，做到“存心”。克除“人偽”之法又在于學，學的內容就是記錄圣人之心的六經。同時，宋濂也曾談到格物致知，但未論述其具體的方法、步驟，而更熱心于倡導佛教破二邊的不二法門，以佛教為“人道之門”。因而宋濂之學兼有朱學、陸學的特點，并受佛學的影響。其學說為元代開始的朱陸合流到明中期王學出現之間思想嬗變的環節之一。

　　宋濂對于道家思想，也有著極大的熱情，曾作有《混成道院記》，其中說：“予聞神仙家之說，葆精嗇神，冥合太虛，儷然玄覽，卻立垢氛之外，下上星辰，呼吸陰陽，超無有而獨存，心頗艷之。”在其看來，道家思想可以保養精神，對于修身而言也有其積極意義，故而儒、佛、道三家，原本相通，又互為資用。

　　宋濂的佛學思想與延壽有不少相似之處，深受延壽的影響。從對本原心性的理解、對頓漸關系的認識、對禪凈一致的倡導、對禪凈兼修的實踐、對儒釋相資的論述、對佛教與王道關系的分析，都可以感覺到延壽思想影響的痕跡。

　　宋濂的理學思想包含著性理、治術和事功等內容，與先秦的孔孟之道更為接近，反映出元明之際傳統儒學復歸之象。以程朱為宗，兼取周敦頤等，是其理學思想主要特征。還有—個顯著特征：“主圣經而奴百氏”。即以儒學為韮，六經為主，同時站在理學家立場上，對道家學說及儒家學說加以研究、吸收，融入他的理學思想。

　　文學

　　宋濂與劉基均以散文創作聞名，并稱為“一代之宗”。他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比較充實，且有一定的藝術功力。其散文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

　　明朝立國，朝廷禮樂制度多為宋濂所制定，劉基贊其“當今文章第一”。紀傳如《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均能抓住細節，突出性格，渲染無多，感染卻深；寫景如《桃花澗修契詩序》、《環翠亭記》，簡潔清秀，邁似歐陽修。

　　宋濂畫像

　　宋濂因身居顯位，又逢明初開國盛世，其文風淳厚飄逸，文章中較多頌揚封建統治、宣傳封建道德的內容。有些文章如《閱江樓記》，雖情景暢達，但頗為粉飾之辭所累。宋濂此類文章，為其后“臺閣體”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范本。此外，宋濂因受佛、道影響，部分作品亦有消沉、感傷情緒。他的文名遠播國外，洪武（1368年－1398年）年間，朝鮮、日本、安南等國使節曾出雙倍價收購宋濂文集。明代及明以后的文學家對其詩文也多有評論：

　　陳旅：辭韻沉郁，體裁簡嚴。（《名山藏》引）

　　歐陽玄：氣韻沉雄，如淮陰（韓信）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眾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眾長，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名山藏》引）

　　楊維禎：文浩博淵，深聲鏗蔚。如春江之濤，湠漫無涯涘。如平沙漫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不可控馽。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采爛然。如尋河源，至于底柱，至于龍門，至于積石，至于昆侖，不得不止焉。（《宋學士文集·序》）

　　劉基：宋濂（文）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又其次張孟兼。（《藝苑卮言》引）②文主六經，奴百氏。馳騁之余，取老佛語，資嬉劇譬，猶飯粱肉而茹苦茶、飲茗汁。（《國朝獻徵錄》引）

　　徐尊生：南都有博學士兩人，曾以舌為筆，宋以筆為舌，實相儷也。（《玉堂叢語》引）

　　王世貞：

　　①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宋庀材甚博，持議頗當，第以敷腴朗暢為主，而乏裁剪之功，體流沿而不返，詞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若乃機軸，則自出耳。（《藝苑卮言》引）

　　②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藝苑卮言》引）

　　③二君名雄虎觀，價重雞林。黼黻皇猷，明昌治藻。一時文字之顯，未覩厥敵。初不以詩名，然亦嚴整妥切，文寔不太過之。宋有子珩，翰詞雋發。泛駕之才，汗血便隕。薦紳悲憫之矣。（《明詩評》）

　　林時對：夫以劉伯溫之瑰奇、宋景濂之溫醇、解大紳之豪爽、曾子棨之英邁、高季迪啟之超脫、李賓之東陽之浩瀚、王守溪鏊之簡嚴、王敬夫九思之高邁、崔仲鳧銑之修潔、吳匏庵寬之純粹、丘仲深浚之博雅、程篁墩敏政之典核、楊用修慎之奧衍、王槐野維楨之簡練、康德涵海之雄駿、廖鳴吾道南之富有，此權自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間耳。

　　紀昀：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宋濂的文學思想沿襲著宋代理學家的極端觀點，在其文章中反復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 “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的思想，在其文集中，大量充斥著美化，歌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婦女的作品，同時，因受佛、道影響：部分作品有消沉，感傷情緒。

　　宋濂的文學思想中，有消極保守的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積極因素。

　　史學

　　宋濂有史才，曾主持編纂《元史》二百一十卷，王祎將其與司馬遷相比，四方學者稱其為太史公。他在文學上的成就掩蓋了史學成就，據說他青年學習《春秋三傳》時，就擅長記憶歷史年代；成年后，也喜歡創作人物傳記、行狀墓志。他在《洪武圣政記》中，改變之前“以古為鑒”來勸諫君主的方法，創造了“以今為鑒”的勸諫方法，他是“以今為鑒”的“資鑒派”，《洪武圣政記》及他的另一部著作《浦陽人物記》，對于有明一代的史學頗有影響。但宋濂的史學只是他借以宣揚經學的工具，雖然從事歷史著述卻不想以此名世，宋濂的在《元史》中的創作也不能與其散文、寓言等作品相比。

　　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為人都有追求幸福與快樂的欲望，因而人產生私情物欲是合理的，承認人性的多面性；做人必須遵守社會規范的制約，維護封建綱常名教；儒士的職責在傳道，同時還要將道德修養體現到自己的實踐中；反對憑借祖父的蔭庇而獲取功名利祿，認為大丈夫應當自強自立。管敏義等認為宋的歷史觀沒有跳出道學的窠臼，宣揚史學為道學服務，為維護綱常名教立言，沒有多少獨到深刻的見解，更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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