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的文與質
讀《論語》，不能不注意儒家對“文與質”關系的論述。
《論語·雍也》中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按照楊伯峻先生的翻譯：“樸實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樸實，又未免虛浮。文采和樸實，配合適當，這才是個君子。”
按照我的理解，“文”，顧名思義，是一個人外在的風度，所謂“文采”;“質”，是一個人內在的本性，所謂“氣質”。儒家強調一個人外在風度和內在本性的統一，所謂“文質彬彬”，這是非常合乎儒家“道中庸”思想的。
儒家文質并重，是受到道家批評的。《論語·顏淵》中，引述一個叫棘子成的話，這個人問孔子弟子子貢：“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的思想就是當時流行的道家思想，也就是“重質輕文”的思想。子貢的回答很聰明，他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子貢進一步強調了儒家“文質一體”的思想，而且通過比喻將“文”的價值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說：“假如把虎豹去皮，那么它們和犬羊就沒有區別了。”言外之意，正因為虎豹的斑紋，使它們區別于犬羊。“文”，怎么可以少呢?
但道家不這樣看問題。莊子說，“虎豹之文來畋。”那意思是說，正因為虎豹有漂亮的皮毛，所以遭致殺身之禍。假如虎豹沒有漂亮的皮毛，獵人們是不會捕殺他們的。莊子由此引申，做人，也不該有漂亮的紋飾。人有了漂亮的紋飾，就讓自己從眾人中凸顯出來了，而這是很危險的。民間不是有“出頭的椽子先爛”的說法嗎?人最安全的狀態，是“泯然眾矣”的狀態，而要做到“泯然眾矣”，去掉外在的“紋飾”是重要的手段。
道家講“明哲保身”，所以反對“文”。還不止此。《莊子·繕性》中，對儒家“重文”導致人心擾亂的事實做了尖銳的批評，他說：“文滅質，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應該說，道家對儒家“重文”的批評，還是搔著了癢處的。中國人的確因為“重文”，有走向虛偽的傾向。《紅樓夢》說王熙鳳“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就是這樣。莊子認為“文滅質”，也的確不是危言聳聽。社會上的確有那樣一套，很吃香。一個人，只要外在給人熱情如火、禮數周到的印象，他在社會上就會很吃得開，不管這個人內在本性是否很自私很陰暗。我們中國人在為人處世上很“重文輕質”，這一流弊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傷害很深，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儒家文化遭受到最猛烈的抨擊。但是，我們必須明白，原始儒家，是講“文質并重”的，我們批判儒家，應該指的是被官方化了的、被歪曲了的儒家，而不應該是原始儒家。
《論語》講“文質彬彬”，那是非常好的。一個人，只有外在的風度和內在的善良、無私的本性有機結合，才可能接近完美。“文”與“質”如何結合?《論語·衛靈公》給出了答案：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這句話楊伯峻先生譯為：“君子對于事業，以合宜為原則，依禮節實行它，用謙遜的言語說出它，用誠實的態度完成它。真個是位君子呀!”
按照我的理解，君子以“義”為質，以“禮、遜、信”為文，從而達到“文質彬彬”的高尚境界。孔子把“義”放在首位，可見在他心目中，“質”還是首要的，然后才是“文”。就像在他心目中，“仁”是首要的，然后才是“禮”。只不過，原始儒家的思想被官方化之后，實在也開始妖魔化，以致最終在社會上演變成了“重文輕質”的東西，走向虛偽，這是很可悲的。所以，我們應該努力恢復儒家的本來面目，讓優秀的文化傳統得以延續。
今天的中國人，外在的“文”和內在的“質”都有欠缺。就外在的“文”來說，言行粗魯，不講遜讓，不講誠信，不講公共道德，隨地吐痰，隨地亂扔東西，不排隊，隨意損毀公物;就內在的“質”來說，以大欺小，以強凌弱，沒有同情心，沒有自省意識，不是以“義”為質，而是以“利”為質，怎么對自己有利怎么做。所以，在當代社會，重提儒家的“文質彬彬”，講求“文質并重”，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弘揚儒家“文質彬彬”的思想非常必要。大家可能會有一種感覺，覺得魏晉時代，道家佛家思想居主流，人們不大會重“文”的，酒鬼劉伶不是奉行裸體主義的嗎?那個時代似乎應該以“任誕”為主潮，其實不然。舉《世說新語》中的一則很能說明問題：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由此可見，即使在魏晉時代，人們還是很反感放浪形骸的人，“名教中自有樂地”，應該代表當時社會中很大一部分的觀點。所以，就像英國有所謂“Gentleman(紳士)”一樣，中國人，也應該恢復“文質彬彬”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和諧完美，實在是需要“文質彬彬”的中國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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