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史讀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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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史讀書筆記

　　當仔細品讀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都收獲不少，不能光會讀哦，寫一篇讀書筆記吧。可是讀書筆記怎么寫才合適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中國思想史讀書筆記，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國思想史讀書筆記

　　中國思想史讀書筆記 1

　　19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世紀初是近代中國思想轉變的一個關鍵時期，中國思想史讀后感。而梁啟超的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初趨于成熟，梁啟超通過其文章著述對這一時期思想氣候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梁啟超與中國思想史的過渡》一書中，作者將其作為探討這一時期思想變化的切入點。通過對梁啟超的思想變化過程及相關事物的研究來研究這一時期的思想變化。

　　在梁啟超的思想形成的過程中，“西方的沖擊”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對此，作者特地提醒我們在強調外部影響的時候不能夠忽視中國傳統內涵。雖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時代，但晚清傳統領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繼續發展。

　　作者認為我們應該從生活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來思考其思想變化的內在動力。對于19世紀末的學者們來說，儒家思想是一個巨大復雜、學派林立、彼此競爭的思想天地，所以對研究晚清思想的者來說，注意儒家傳統的內部問題并探索其含義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設想自己處在儒家文學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為富有活力的個人信仰在實踐中向他們提出問題。以歷史的觀點看待這些問題及其發展來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內在的變化動力。再根據傳統固有的多樣性和內在發展動力對西方的沖擊作出回應，以理解中國對西方的回應。

　　作者認為在19世紀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運動的影響，思想變化的速度急劇加快，而這場運動巨大的思想意義卻常被人們所忽視了。

　　關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從儒學的內在變化上來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實踐者眼里，儒家思想從來就不只是一種哲學體系，或一種知識研究。還有實用主義動機和作為一種人生信仰的本質。學術研究從內部對儒家思想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在對儒家思想中的“內圣外王”的理想的爭議中，形成了各種流派的新儒學。而今文經學派中的一些成員試圖將儒家贊同的經世致用和含義模糊的改制思想奉為真正漢學的核心內容，并因此企圖否定漢學在經驗主義研究學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錯誤地認為是經世理想惟一的維護者的經世學派中，特別強調將行政上的革新作為儒家治國之術的一個必要成分。這些思想傾向以及它們與西方沖擊的相互影響，經康有為的中間作用，成為19世紀90年代初梁啟超思想發展的轉折點。

　　康有為出生于一個新儒學家庭。從小立志要成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寫的《新學偽經考》和1897年發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紀的最后十年動搖了中國學者和士紳的思想基礎，它們所造成的思想反響分別被比作一場颶風和火山噴發。

　　康有為認為真正的漢學應該在西漢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經學派中尋找。他為今文經學派辯護，反對古文經學派。試圖摧毀那些作為經驗主義研究學派依據古文經學的陣地，從而確立今文經學為孔子教義的真正寶庫。揭示今文經學派的主要理想為經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實際上是傾向制度改良而非維護傳統教義和制度。康有為認為孔子是一個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稱經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經世理想的實現需要制度的改革。

　　與19世紀的許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學者一樣，康有為把富強理想作為中國目前歷史階段的首要政治目標。不同的是，康有為為實現這一共同目標而設計了全面和大膽的改革方案，梁啟超指出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觀的核心。認為新儒學氏康有為的仁有機思想的一個基本來源。康氏思想體系不僅對思想界有廣泛的影響，而且成為政治改良運動的根源。梁啟超亦受其極大的影響。

　　梁啟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歲鄉試中舉，此后幾經波折，輾轉成為康有為的學生。在萬木草堂幾年的`思想訓練和發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礎。此后的運動中，在與嚴復，譚嗣同，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的接觸中其思想不斷的在發展。作者認為在1898年之前兩年中，梁啟超思想經過康有為這一中介，成了晚清經世傳統的轉折點。梁啟超的經世理想主要有三個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國家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末的一場全面的思想運動使得士紳精英群體產生了思想分化，從而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出現。

　　經過一系列的改良運動及維新變法的失敗，使梁啟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間猶豫。他曾傾向于與孫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終因各種原因終告失敗。梁啟超在日本流亡期間吸收了大量的傳統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這在梁啟超許多實際考慮的層面上發揮了作用。

　　文中作者認為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梁啟超代表了中國民族主義的主流。而其民族主義思想包括了以下顯著的特征：它是對組織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會的一種反動，在這個社會里，人們沒有公民感和組成統一的公民團體所必需的團結一致的團體精神；它意指無條件地承認民族國家為最高的政治共同體；它意味著一個民族國家的民主化。

　　作者認為，當自治的政治出現了一系列重大問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開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識形態。而在這一關鍵的過渡時期，梁啟超的思想發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經世致用傳統和當代尋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間的一個重要紐帶。就人格理想來說，梁啟超的思想變形涉及從經世致用思想向國民理想的轉變。而其國民理想對過去半個世紀來各個思想流派中的絕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都有著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產主義中國價值觀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這一角度來看，在從傳統到現代中國文化的轉變中，19世紀90年代最初十年里發生的思想變化應被看成是一個比五四時代更為重要的分水嶺。在這一過渡時期，梁啟超是一個關鍵的人物，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同時將這一傳統固有的關切轉變為以他著名的國民形象為標志的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其思想成為20世紀中國意識形態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和永久的組成部分。

　　中國思想史讀書筆記 2

　　孔子之下是戰國時代，這個時期的思想，是“極光明燦爛”的。孔子有開啟之功。有人反對孔子，有人則闡揚孔子。比如墨家，即極端反孔。楊朱則極端反墨。孟子則既反對楊朱，也反對墨子，主張回歸孔子。

　　墨子最有名的主張是“兼愛”，孔子也講愛，講仁者愛人，落腳在“仁”。孔子的“仁”，是有分別、有等級的愛，墨子的“兼愛”則無差別。墨子認為，儒家的仁，這種講究遠近親疏的愛，會使人自私自利。所以要兼愛，“視人之父若其父”，認為別人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沒啥不一樣，我們應該平等地去愛。儒家則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及”二字說明自己的父母和別人的父母是有遠近之別的。

　　墨家為何不把別人的爸媽不當外人呢，其理論依據在于：從宇宙看，人生都是平等，天下的爸媽都一樣。由此他們提出“天志”，“天兼天下而愛之”。可見墨家不是站在人的立場來看，而是在天上俯瞰眾生，所以是無差別的博愛。這就是與孔子最大的不同，孔子特別看重實際人生，從來都是從人的立場、人的標準來講人道，所以主張仁。（參頁20）

　　墨子主張無差別的平等，便不講“禮”，因為禮代表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差別，高低貴賤尊老愛幼。墨子看來，禮是奢侈的，尤其是葬禮和祭禮，這不是拿活人的生活之需去侍奉死人嗎？奢侈啊。于是主張“節葬”，為啥呢？節葬的目的在“節用”，講究節省，必然是非禮非樂。（參頁21）

　　孟子評價墨子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孟子·滕文公》）

　　為什么呢？墨子不是兼愛嗎？原來墨子雖然主張“視人之父若其父”，但是因物質條件限制，加上人的感情所限，“不能平等加厚，只能平等減薄”，變成了“視己之父若人之父”。不能像厚待自己的`父親那樣厚待別人的父親，只能薄待自己的父親像別人的父親一樣。那就是不把自己的父親當父親，而是當成別人的父親。那就是“無父”。這就是墨子無差別的平等觀導致的后果。（參頁22）

　　盡管墨子在理論上有這樣的不足，墨子卻不是只空談，還去實踐，穿的用的都很簡陋，“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這不僅減薄了自己父親的待遇，也把自己的減薄了，不能平等地富裕就平等地貧窮吧。錢穆說，墨子是“以身作則地教人來過一種最低標準的人生，即是日夜以自苦為極的人生”。（參頁22）

　　可是，這哪是愛人？明明是不愛人嘛！

　　墨子說：NO。大家看看大禹，為了治水，風吹雨打，腿上的毛都磨沒了。“禹大圣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莊子·天下》）大禹這樣的圣人，治水是為了啥？還不是為了兼愛天下百姓嗎？我們就要像大禹那樣，吃苦耐勞——這就是我們理想的生活標準。（參頁23）

　　莊子實在看不下去，就批評墨家說：你們墨家雖然是為天下人著想，可是天下人卻接受不了你們這些想法。（參頁24）

　　盡管墨子“刻苦了人生”，但是并沒有“鼓舞著人死”，沒有去追求死后的天堂或樂園作為此生的補償，所以墨家不是基督教，墨子也不是教主。（參頁24）

　　墨家和儒家，幾乎每一處都針鋒相對。“孔子親親，墨子尚賢；孔子差等，墨子兼愛；孔子繁禮，墨子節用；孔子重喪，墨子節葬；孔子統天，墨子天志；孔子遠鬼，墨子明鬼；孔子正樂，墨子非樂；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孔子尊仁，墨子貴義。怠無一不與孔子相反。”（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十一節“墨子之道”，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94頁）

　　墨家和儒家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呢？

　　歷史學家夏曾佑的觀點可以參考，他認為，主要在于對待喪禮的不同，進一步說就是對待鬼神的態度不一樣，儒家遠鬼，墨家明鬼，這是墨家和儒家所有不同之處的起點。

　　“儒家喪禮之繁重，為各宗教所無，然儒家則有精理存焉。儒家以君父為至尊無上之人，以人死為一往不返之事，（無鬼神，則身死而神亦死矣。）以至尊無上之人，當一往不返之事，而孝又為政教全體之主綱，喪禮烏得而不重？墨子既欲節葬，必先明鬼，（有鬼神，則身死猶有其不死者存，故喪可以殺。天下有鬼神之教，佛教、耶教、回教，其喪禮無不簡略者。）既設鬼神，則宗教為之大異。有鬼神則生死輕，而游俠犯難之風起，異乎儒者之尊生；有鬼神則生之時暫，不生之時長，肉體不足計，五倫非所重，而平等、兼愛之義伸，異乎儒者之明倫。其他種種異義，皆由此起，而孔、墨遂成相反之教焉。”（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十一節“墨子之道”，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94頁）

　　這是極端反孔的墨家的情況。那么，又極端反對墨家的楊朱，都有什么主張呢？

　　中國思想史讀書筆記 3

　　今天起開始閱讀錢穆先生的《中國思想史》一書（版本為九州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此書是1950年應張其昀之約而寫，于1951年完稿，1952年出版，1977年作增添校訂再版。

　　此書主要概述了中國歷代主要思想家及其思想要義，時間上是從春秋中晚期到現代，分為44個條目。這本書只有280頁，這對于整個中國思想史而言，肯定是比較簡略的，本書只做扼要提示和點撥。錢穆著作中可以作為本書參考書的，多達十多種。所以，要想進一步研究中國思想史，就可以參考錢穆的其他專著，像《國史大綱》《國學概論》《先秦諸子系年》《四書釋義》《墨子》《惠施公孫龍》《莊老通辨》《陽明學述要》《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及《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等書，而單篇論文則可參考《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這部《中國思想史》，僅僅是上述這些著作的“賅括而綜合的敘述”。

　　錢穆治學主張會通，所以研治思想史，他說應注意通史及文化史，故上述著作如果不能一時遍讀，那就至少要讀《國史大綱》和《中國文化史導論》這兩本書。另外，也要注意旁通西方思想。

　　本書的寫作風格是，力求簡易通俗，可是由此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對各家思想的博大精深之處，不容易快速了解。那怎么辦呢？錢先生給出建議，最重要的是“細心玩索”，不要著急，循序漸進，“明得一家是一家，明得一節是一節，明得一句是一句”。這看起來不是太慢了嗎？其實如果反復研究玩味思考，長期積累下來，自然就會豁然貫通。這一點正是朱熹教人讀書的方法：“近日看得后生，只是教他依本子識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會，有得力處。”

　　錢先生認為，思想可不僅僅是文字，思想也不是憑空產生的，思想是有生命的。在例言中，錢先生說：“無思想之民族，決不能獨立自存于世界。思想必有淵源，有生命。無淵源無生命之思想，乃等于小兒學語，不得稱之為思想。”本書例言寫于1977年，對于當時的中國思想界，錢先生認為正不幸像犯了一小兒學語之病，也就是沒有思想，因為思想失去了淵源也就失去了生命。要改變這一現狀，那就是去追溯中國的思想淵源。這也是錢先生寫作本書的目的：“指示出中國思想之深遠的淵源，抉發出中國思想之真實生命。”

　　讀了這本書，讀者會有哪些收獲呢？錢先生說：“學者由此窺入，明體可以達用，博古可以通今。”對于中國的現狀，對于民族的未來，將可以有自己的思想，自己去尋覓出路。

　　最后錢先生提醒讀者，“切勿以知道一些舊公案，拾得一些舊話頭，即為了事”。就像朱熹所說：“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卻欲于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泛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間，自然見個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錢穆解釋說：“讀書即心急要求統要，此是心不寬。有些人，遂求于一言半句上既見出統要來，此如初格一物，便要明天理。其實此等統要與天理，仍只是己見耳。但放開心，不責效，又易泛濫；一書看了又一書，一物放過又一物，到底心中還是無所得。故看書須熟看熟思，盡在此書上多挨，挨得，自然有得也。”（《朱子學提綱》“朱子論讀書”）

　　既然講思想史，那就先明白什么是思想？錢先生開篇即引佛經的話：“有生滅心，有相續心。”一般人都有生滅心，就是一會兒想這，一會兒想那，并不總是持續地專注地想某一個問題。只有很少時候能做到持續而專注地思考某個問題，這個時候，才算是有了思想。而有的人，對某個問題長年累月地反復思考，甚至付出畢生的精力去研究思考這個問題，他們便是思想家了。那么，什么問題，是我們最關注而又最不容易得到確定答案的`呢？恐怕要數宇宙問題和人生問題了。這不僅僅是一兩個思想家關注的問題，而是眾多思想家關注，而且往往關注對象不同，談論的方向不一，結果不一致，于是形成了思想史上的派別。

　　接下來，就是什么是中國思想史？這很簡單了，作為一個有文化有歷史的民族，在長久的歷史過程中對宇宙人生等問題的思考意見，不斷延續的過程，就是民族思想史，中國民族的思想史也就是中國思想史。放在世界范圍內，中國思想史也只是世界人類思想史的一個派別而已。

　　那么，講中國思想史，太遠的不說就從春秋說起。

　　人類對宇宙人生的認識，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呢？是生死問題，而其他問題只是這個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中國在春秋時期便對生死問題有了成熟的思考。錢先生以兩個人舉例：鄭國的子產和魯國的叔孫豹。

　　子產的思考，是從“見鬼”說起的。這是怎么回事呢？

　　中國思想史讀書筆記 4

　　1895年，既在中國政治史上是重大的歷史轉折，也是中國思想史的巨大分野，是中國思想史發展脈絡陡然一變的開始之年。

　　曾幾何時，日本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都是作為“島國蝦夷”而存在的，它受到中華文明的浸潤和輻射，尤其是在中國上層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記憶中，對日本始終是無端鄙夷和居高臨下。即使中國遭到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的攻擊，門戶洞開，即使中國人已經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但中國人始終沒有把對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對西方警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貫自居天朝上國的清王朝無論在陸上還是在海上，都被島國蝦夷徹底擊敗了，天朝上國的'尊嚴灑了一地。中國不得不割地賠款，簽訂城下之盟，無端鄙夷突然變成了痛徹心扉的憂郁激憤和恥辱無奈，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國人，時人發出了“以中國之全力受困東隅，國將何以為國”的嘆息。從知識分子到政府官員，從保守人士到洋務官僚，人們痛心疾首。“窮則變”，直到此時，在慘烈卻無奈的現實面前，中國人才徹底醒來，“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自強才真正成為朝野上下的一致觀念，成為社會輿論的核心問題。

　　在自強成為社會共識的語境下，如何“自強”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對待異質文明的沖擊，當時人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是采取普遍主義態度，自動向西方靠攏，主動與西方的技術、文化和價值觀并軌，尋求與西方相同的工業化發展方向和追求實力生存法則，簡單說，就是全盤西化。一是采取民族主義態度，只有實現民族強大，才能在世界秩序內維護自身的獨立主權和主流文化。在當時的國難之下，中國人一方面急速向西轉，拋棄傳統舊學，轉向追求西洋新知，西方文化在中國空前擴散。另一方面民族危機也刺激起了中國人的民族憂患意識，顛覆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在這種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國人對西方和日本人懷有又愛又恨的矛盾態度。

　　關于救亡和啟蒙的關系，學術界爭論了數十年，迄今尚無定論，這是個難以達成共識的論題。其實對這個問題的體會和討論從甲午以后就開始了，由于中國社會的復雜性，這個問題一直無解。當時的人只能邊走邊嘗試，摸著石頭過河，盡量在這二者之間尋求平衡。正當維新變法如火如荼地展開僅僅三年，一場政變打斷了探索的過程。

　　迄今為止，在一定意義上說，我們還是在協調自強與啟蒙的關系，還是在西方社會發展的軌道上迂回前行。既要追趕西方工業化的步伐，又要盡量保持傳統文化的存續傳承。所以，從這意義上說，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始于甲午戰爭。這條道路將走向何方？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中國思想史》不僅告訴你歷史史實和歷史困境，還引導讀者對照歷史，反思現實，為現實困境求索解決之道。這樣就使書籍的生命力并不囿于過去，更在關照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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