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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于天地,道德與立作文1000字
導(dǎo)語：道德與感恩、法制就像是由此及彼緊緊相連的一條索鏈：一個在道德上高尚的人，自然懂得感恩，而一個時時都心懷感恩的人，遵守法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因此作為中學(xué)生的你我，養(yǎng)成良好的道德素質(zhì)是我們的第一要務(wù)！
國于天地，道德與立作文
當(dāng)康德讓“頭上的星空”與“心中耳朵道德律”扎根內(nèi)心時，也暗含了道德為一種美好信仰的態(tài)度。然而在與發(fā)展愈復(fù)雜的社會中，道德，于很多人看來不甚美好。道德與良知在鋪天蓋地地德育宣傳中更像越磊越高的城墻，人被唾沫左右，也被內(nèi)心左右，讓立世成為沒有答案，充滿掙扎的談思。
可惜的是，人們總記得星空很高，卻忘了仰望星空的那份親切感與觸手可得餓滿足。道德亦是如此。面對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人們忘記道德并不高大，作為人的初心，卑微而不卑賤；我們需要仰望和敬畏的，是法律道德則能成為安心立世之本。
在漁人的故事里，“未知”是他們實施救援的最大阻礙。前兩個漁民因日期和地點的未知卻步，也因此受到所謂“良心的譴責(zé)”。第三個漁民則一語道出本質(zhì)，一切未知的阻礙不過是因種種顧慮想要逃避的借口，道德的施行無時無刻不在發(fā)生，關(guān)鍵是人如何看待。他看見了社會的癥結(jié)，他的不安既是內(nèi)心的掙扎，也是對于社會的憂思。
故事終究是故事，“這里”也僅僅是個喻體，象征著無處不在的道德抉擇。我們每日面臨的沖突，說到底不過是一個選擇的問題。胡塞爾畢生論述“理性”與“非理性”。仍身處二者的漩渦難以逃脫。他以“真理、定律”定義理性，那么何為真理？行善助人是否又是復(fù)古不變的絕對要求呢？因此道德藏身于二者之間，人們常常渴望有一個做與不做的標(biāo)尺，輕松地左右自身的抉擇。然而，這個標(biāo)尺是無法存在的，立于現(xiàn)實，有的只是純粹的行善，純粹的行惡與純粹
的獨善其身。
小悅悅的事雖已時過境遷，也是國人不愿提起的傷疤，但作為透射世間百態(tài)亦具有普遍價值的例子，用于此以分析道德沖突的本質(zhì)未嘗不可。社會眾多行善反遭受不公平對待的例子讓人面對求救者，第一反應(yīng)即是保全自身。路人途徑鮮血淋漓的馬路，大抵是思索責(zé)任承擔(dān)、思索醫(yī)學(xué)費用，最終寬慰與固遭無人救援而默然走開。
馬爾道洛爾如此評價社會的心態(tài)：“人們無法消除不公平，只好將公正淹沒與普遍的不公正之中。”如此，人便孤立與極端的罪惡，以求“多數(shù)人”的內(nèi)心平靜。“多數(shù)人”是個假象，有“大家都這這樣”的暫時安心，卻改變不了敗于冷漠的本質(zhì)。
顯然，社會評價中爛俗餓“良知泯滅”已不再適用——對于闡述內(nèi)心，絕對的否定過于單純。人們不是不懂道德為何物，而是糾結(jié)于如何使用道德。熊培暈多次強調(diào)的社會道德底線問題，也正是人們尚未解決的形而上學(xué)的命題。“底線”雖基礎(chǔ)，于人心也是一道“高墻”。
我們有道德觀，卻更像隨意的個人行為指導(dǎo)。隨心所欲、模凌兩可，模糊不清，是許多人現(xiàn)有的搖搖欲墜的道德觀的弊病。沒有底線的道德觀必然是脆弱的，我們因此能夠容忍利用善心行惡的罪狀，也無法踏出施以援手的一步。在道德面前，人人都應(yīng)劃開一條明確地界線，有執(zhí)著于心的原則，以此反抗黑暗。
與道德相對的是法律的思考。社會法治完善的路上，人們也習(xí)慣于仰望法律，仰望那些白紙黑字、獎罰分明的文件，生怕觸犯“天條”。此時人們安于“被統(tǒng)治”，便缺乏忠誠的道德判斷。將最基礎(chǔ)的社會要求看作讓人崇高的戒律，無凝視危險的。單純的法律統(tǒng)治之下，社會只能在人性的`底層徘徊。
所以不要忘記，在法律之上，是更具權(quán)威的道德。
道德，其實最終指向成“人”的問題。這一在現(xiàn)世作為較高要求的名詞存在于人的初心。人之初，無論善惡必然是道德先行的，只是社會帶來遺忘。如何為人，不必是多么高尚的節(jié)操，但必有純粹的道德理念。究竟是被世俗同化，為顧慮左右，還是棄絕社會的復(fù)雜，為“成人”忠于內(nèi)心，在人存在于世的最初便有定奪。
“角色錯覺”的概念最初有曾德雄提出，四個簡明扼要的字足矣折射眾多忙碌與現(xiàn)實世界的人的心態(tài)。我們可以是教師，是公務(wù)員，是丈夫旗妻子，卻忘記自己首先是個人。只有重拾人的本真，在為人中多一份義無反顧，才能最終放棄困于現(xiàn)實的“非我”。
常常羨慕尼采的出世復(fù)入世，能夠透看世俗，懂得如何立足世間。但對于道德抉擇，我們可以不必成為尼采那樣透徹的大師，順應(yīng)社會的復(fù)雜，明辨自身的處境，又不失“出世”的警覺，很多兩難的選擇也許不再糾結(jié)。
正如康德所想，道德是一種信仰，優(yōu)于信奉神佛，因為道德在給人為人的慰籍之余指導(dǎo)人立世。而總是求神拜佛望神慈悲保佑，而無法對人慈悲的人永遠只是無神論者。
文章的開頭提到道德為安心立世之本，其實“安心”更多地指向自我，在社會的人，不妨以“安世”自勉，擁有一份低調(diào)不浮夸的使命感，不需要偉大的論調(diào)或口號，僅僅是讓人更圓滿的方式。
道德之所以“高墻”，不過是因為我們的視線被世俗蒙蔽，若是終于內(nèi)心，也許會發(fā)現(xiàn)翻越高墻不過四兩撥千斤。我們追求的普世價值先從守住道德開始，以此立世。
國于天地，道德與立作文
“大風(fēng)泱泱，大潮滂滂。文明圣火，千古未絕者，唯我無雙。洪水圖騰蛟龍，烈火涅槃鳳凰，和天地并存，與日月同光……”中華文明浩浩乎蕩滌五千載，至于世紀(jì)之交，13億炎黃子孫如是宣誓，豪言壯語，猶未絕于耳，可今日之時之地，忽然發(fā)現(xiàn)，中華民族的脊梁骨已然漸漸軟化，于是憂患世人開始探尋社會主流價值。
我是從《環(huán)球時報》上知曉社會正熱火朝天地探討社會主流價值觀，感慨社會主流價值觀喪失的同時，覺得這個探討很有意義。毫無疑問，當(dāng)大家都試圖把心目中理想化的價值觀塞進主流價值的筐子時，往往意味著彼此競爭，甚或引發(fā)價值體系的混亂與對抗。然而，價值觀是最末之結(jié)，欲得價值主流，必先探討凝聚社會的黏合劑——道德。
道德是人之為人的本質(zhì)屬性，是一個社會的構(gòu)成要件。相比法律或強力而言，道德看似柔弱無力，卻是是非善惡美丑的'標(biāo)準(zhǔn)，是各種價值觀的最大公約數(shù)。古今中外歷史實踐表明，各種主義和思潮時火時滅，唯一最基本的道德觀萬古而常青。
中國是一個缺少本土宗教的文明古國，無法靠原罪救贖的宗教觀來自律和維系社會運轉(zhuǎn)。加之中國法治水平尚待提高，隨著社會分層化和思想多元化的深入，中國社會難免成為“眾神狂歡”的大舞臺。而選擇價值觀作為大舞臺的支柱，則必先重建道德共識，夯實大舞臺的基礎(chǔ)，讓各種價值充分交流交鋒交融，最終培育出一種和而不同的主流價值體系。
這是一個中國人信仰失落的年代。這一切，源于百年來中國社會的革命化、西方化、市場化。中國傳統(tǒng)道德遭到致命性的顛覆和解構(gòu)，道德水準(zhǔn)大幅下滑，以致洋人譏以“中國人缺少的不是價值，而是道德”。不管是“收紅包”還是“躲貓貓”，不管是“毒奶粉”還是“黑礦難”，不管是“豆你玩”還是“蒜你狠”，不管是“剽竊論文”還是“學(xué)歷造假”，都表明中國正處于一個道德危機期，更嚴(yán)重的是無德之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所以官二代喊出“我爸是李剛”。有人評價：“人不可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左傳》曾言“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一個國家能屹立于天地之間，必有堅實的基石。這個基石即是道德。誠如古語所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欲塑主流價值之塔，必須夯實道德之基。
塑造的形象亮點：此文意境很美，前半篇尤其像小說，在眾多的考場作文中，實屬另類，奪人眼球。刻章老人形象豐滿，與中心相契合。老人的出場，就用一句“座上的老人仍是端坐在自己的世界里”，這句話很有分量，讓人感受到老人的定力。接著寫老人“眼神依然安寧包容，執(zhí)著刻刀的手也很穩(wěn)”，更讓人覺得此人絕非凡俗。接著寫他刻章的過程，再次提到眼睛“專注而凝重，仿佛有淡淡的光芒”，并且提及在刻章時老人“全身都蓄著一種待發(fā)的氣勢”，正面寫老人刻章的專注，令我想起好多個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藝術(shù)形象，如阿城《棋王》、馮驥才的《泥人張》等。最后老人的自言自語可是畫龍點睛之筆，用“可刻出這塊好東西，心里就踏實了，滿了似的”完成了對他的形象塑造。文學(xué)創(chuàng)作講求“形象大于思維”，如此血肉豐滿的形象，自然凸顯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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