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性投融資機構與企業的關系就是股東、出資人與企業的關系。這方面最重要的是完善證券股票市場的運營規則。應該在培育規范社會性投融資機構的同時，加快完善證券股票市場的有關規則，特別是會計審計規則。通過社會性投融資機構的發展使機構投資者成為證券股票市場的投資主體，從而促進這一市場走向規范;另一方面通過證券股票市場的規范，使社會性投融資機構與上市企業間的關系趨于規范，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奠定基礎。

　　社會性投融資機構之間是市場競爭的關系。這方面最重要的是完善進入、運營和退出的有關規則，防止出現不正當競爭。

　　近年來，隨著股市風險加大，隨著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對創新基金的要求，各種形式的投資基金發展很快。這也是目前財產所有格局下投融資活動發展的客觀趨勢。對此應該積極引導、規范，使其盡快從自發到自覺，并把這一過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則、秩序的活動緊密結合起來，相互促進。加快社會性投融資機構的發展，加快證券股票市場的發展，將為新的投融資體制奠定基本框架，并將成為啟動民間投資的最有效的制度基礎。

　　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1999年11月10日報道,吉林省四平市政府為了扶持本市的利稅大戶、重點企業——四平卷煙廠,專門召開各縣區負責人會議,在會上下達了銷售四平煙廠生產的吉牌香煙的指導任務,這些任務由市分配到縣,由縣分配到鎮,再由鎮分配到村,最后都攤派到人頭上,煙錢直接從工資里扣發,對無工資的農民則動員他們掏錢買吉煙。四平市的“吉煙現象”,引起了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經濟行為的規范必要性的思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政府經濟行為,是實現現代市場經濟“市場+政府”調節方式的要求。市場經濟發展經過了兩個階段,一個是自由市場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完全的、充分的作用,一個是現代市場經濟,即我們所說的市場經濟。現代市場經濟,就其運行狀況或調節方式而言,是一種“市場+政府”的混合經濟,一方面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基礎,另一方面又有政府的調控和干預。這就意味著,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須“有所為亦有所不為”。政府不能“有所為”,那就蛻變到早期的自由市場經濟,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的發展早已證明了自由市場經濟的諸多缺陷,他們也早已拋棄了自由市場經濟,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現代市場經濟,當然不能走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早已改轅易轍的老路。政府不能“有所不為”,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統包統攬,那我們又會退回到我國原先的計劃經濟中去。我們已經吃盡了計劃經濟苦頭,變計劃經濟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我們為此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決不能退回到計劃經濟中去。既然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須“有所為亦有所不為”,那就必須對什么須“有所為”及什么須“有所不為”作出合理的界定,對“有所為”的方面“如何為”的問題有進一步的對策,即必須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的經濟行為有合理的規范,以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政府經濟行為,是我國轉型時期彌補政府短缺和克服政府行為失效的要求。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還保留著大量的計劃經濟的慣性,真正的市場經濟還未最終形成。同時,由于人員素質水平和法律規范程度還未達到應有的要求,在市場短缺的同時,也存在著政府短缺。市場體系不完整,市場規則不健全,市場信息不暢通,市場信號扭曲是市場短缺的主要表現,而政府短缺則主要體現為:政府行為不規范;政企不分;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的事;政府還未學會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吉煙現象”中的四平市政府就是政府短缺的表現。市場短缺,要靠政府去彌補,而政府短缺,則要靠政府行為規范化去克服和消除。若政府行為不規范,政府自身短缺,那就不僅不能消除市場短缺,還會使政府短缺和市場短缺惡性循環,給國家經濟建設帶來巨大的困難和阻礙。要克服和消除轉型時期政府短缺及政府行為失效,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就須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行為,尤其要規范政府的經濟行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政府經濟行為,也是推進和深化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要求。我國國有企業的產權既清晰又模糊。說其清晰,是因為國有企業的產權被現行法律界定為國家所有;說其模糊,是因為國家無法清楚地界定產權的各種權能。這種產權關系不僅表現在財產終極所有權的極端抽象性,也表現在法律所有權的不明確性,即所謂的“產權短缺”。我們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就必須消除這種產權短缺,把建立產權清晰的現代企業制度確定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清晰的產權制度中資產所有權和法人財產權相分離。國家作為出資者之一,具有資產所有權,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的權利,但不能直接干預法人企業的經營活動。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關鍵之一是規范政府經濟行為,杜絕政府對國有企業經營活動的直接干預。也就是說,要推進和深化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明確產權關系,就必須合理地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的經濟行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行為,以實現效率、公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和共同富裕為主要目標。政府經濟行為的范圍或涉及的內容,也必須圍繞這一主要目標來規范。一般來說,效率、公平和發展方面的要求,跨越了發展的時空差距和國別界限,是不同的國情狀況下,市場經濟成熟程度不同的國家政府經濟行為所追求的共同目標。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為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經濟行為,當然也是為了更高的效率。而兼顧效率和公平又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效率提高要通過經濟發展而且是可持續發展來表現,公平也要通過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來實現,而效率、公平和可持續發展,都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可以把實現效率、公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和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經濟行為的目標。且不談吉煙現象中四平市政府的行為是否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和可持續發展,至少有失公平,也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公平包括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機會公平是指競爭的規則相同,就象公正的體育比賽。四平市政府通過層層下撥、限時領回、分發到人頭上、直接從工資里扣錢的手段來替四平煙廠銷售吉煙,對不得不領回吉煙的人而言不公平,對生產其它品牌的香煙的廠家及生產煙的替代品的廠家而言不公平,對生產吉煙的四平煙廠而言也不見得就很公平。因為市政府通過這種方式為它銷售的吉煙中難免有一部分本來是可以通過市場來銷售掉的。被攤派者中也有不少下崗職工,他們沒有多少經濟收入,生活已經夠困難了,現在又不得不領回那么多他們并不想要卻要花不少錢的吉煙,這無疑是雪上加霜,加重了他們的經濟、精神負擔。這當然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