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云的北大演講稿范文

　　中國不缺人，也不缺錢，中國人缺什么?

　　我是1978年上的北大中文系，我們班有五十多個人，現(xiàn)在，去世的已經(jīng)有四個，退休的占一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我經(jīng)常看到有人說：中國要走向世界，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中國電影要走向世界。

　　每當我看到這樣的詞，最大的體會是，我們確實是一個弱小的民族，只有特別弱小的民族，才會急切地、焦慮地想把自己展現(xiàn)給別人。

　　前兩天，上海有一個電影節(jié)，主題也是“把中國故事講給世界”。好萊塢在講故事的時候，從未考慮過要講給中國人聽，它是講給美國人和英語系的人聽的，其他語系的人是跟著聽。另外，如果講文學，就說何時我們也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我們現(xiàn)在急切地找人把中國文學翻譯成其他語種，其實，翻譯成其他語種的時候，它已經(jīng)不是中國文學。

　　中國目前不缺人，人最多;也不缺錢，世界上所有角落的奢侈品，幾乎都靠中國人來支撐。

　　中國人最缺的東西，是見識，比見識更重要的是遠見。

　　一個人、一個民族看事情，是看十天、看十年還是看一百年，他做事情的出發(fā)點和要達到的目的，是非常不一樣的。

　　見識和遠見的缺乏，不斷體現(xiàn)在文學界、電影界、教育界，還有政界。

　　我們修一條馬路，第二年，一定要挖開看一看，前一年施工的時候，落在里面的還有什么寶貝。我們修的橋，壽命不會超過二十年，或者五十年。前幾天，聽說華北的水抽得太多，地開始往下陷。日本侵略華北沒有淪陷，我們自己把自己搞得有點“淪陷”。

　　所以，遠見對于我們這個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這是我們決定能不能在世界之林生存特別重要的一個方面。

　　三十年，中國到底改變了什么東西?77級、78級在其間到底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

　　我想，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三十年來，中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三十年前，它是一個權力社會，但現(xiàn)在，它也是一個權力社會，同時，它又是一個金錢社會。兩種勢力混合勾結出來的社會形態(tài)，我們每個人都能看到，世界上像這樣形態(tài)的國家已經(jīng)不多了。77級、78級對于它的改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對于它的'維持，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魯迅先生曾經(jīng)說，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要有擔當。

　　我去我的母校人民大學，還去了河南大學座談和講座，給我最大的體會是，中國教育本身需要教育。我們的教育最大的功能是，把一百個人培養(yǎng)成一個人，發(fā)達國家的教育則是把一百個人培養(yǎng)成一百零二個人。我們和發(fā)達國家不管在哪方面較量，確實都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我曾經(jīng)在人大說，你們是怎么考上人大的?考的是腦子，是記憶。我說，上了大學之后，你們能不能主要鍛煉自己的眼睛?

　　我在一個大學做講座的時候，說夢回宋朝，上來就講孔子和顏回，一個同學站起來說：“劉老師，講錯了，孔子和顏回不是宋朝的。”我說，這個大學的學生是真有學問，但是，他不知道，由一件事能夠拓展到兩件事、十件事。孔子最欣賞的學生就是顏回，顏回最大的特點是聞一知十，而我們做的是把十個縮成一個。

　　這不是教育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形態(tài)要把十個答案縮成一個，卻不把一個答案拓展成十個。

　　有人說中國知識分子有四類，一類是埋頭苦干的，另一類是拼命硬干的，還有一類是為民請命的，最后一類是舍命變法的。到底，我們77級、78級里都是哪些人?到底我們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有什么樣的承擔?還是同流合污?

　　我覺得，有個別人是雞鳴狗盜之徒，我知道他有錢了，升官了，是沾了這個民族和社會的光，卻沒有給這個民族和社會貢獻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