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所講的“真”，即語文教學的本質，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人們對語文教學的本質做了哪些有益的探索呢？
首先，重視通過誦讀培養學生的語感
古代的語文教育特別注重通過誦讀來培養學生的語言感受能力。古人在這方面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已經做為格言流傳到今天。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等，講的都是誦讀對于理解和感受語言所起的重要作用。
有人認為古代的誦讀就是強迫學生死記硬背，其實學生根本不理解，這是一種僵死的教學方法，應當全盤否定。于是，他們又走向另一個極端，課堂上完全由教師包辦代替，教師講的頭頭是道，學生聽的昏昏欲睡，一篇文章學完了，學生幾乎沒有通讀一遍課文，課堂上聽不見書聲瑯瑯，只聽見教師泛泛的講解，致使語文教學失去了生機和活力。
誠然，強迫學生誦讀記憶有其不合理的因素，但是李白假如沒有做到“五歲觀六甲，十歲觀百家”，他也不可能在盛唐詩壇上獨放異彩，名垂史冊。事實證明，視聽兩種感覺器官的相互協調是獲取知識的有效途徑，況且課堂上教師無休止的分析也未必使每個學生都聽得懂，因為還有一個教學方法和教學藝術的問題，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給學生一些誦讀的時間，讓學生在誦讀中印證教師的講解，體會課文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學生則會自覺規范自己的口語和書面語，表達能力不就提高了嗎？
其次，重視模仿，強調創新
大凡古代有成就的作家，多是以模仿起步。《朱子語類》上說：“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蓋學之即久，自然純熟”。可貴的是，古人不但重視模仿，而且還強調在模仿的基礎上創新。清代學者唐彪在評論韓愈和歐陽修時說：“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為孟也；歐學韓，今讀歐文，不覺其為韓也；若拘以模仿，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所謂師其神，不見其貌，此最為文之真訣”。由此可以推測，古代的語文教學重視讓學生通過模仿提高寫作能力，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
我們今天的作文教學提倡讓學生寫真話，寫心里話，這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學生能寫出真心話，并不等于會寫文章。寫文章還要講究章法、技巧，這就需要引導學生模仿好文章在結構、表現手法等方面的優點。葉圣陶先生對此早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說：“課文就是例子。”因此，模仿是溝通閱讀和寫作的一道橋梁。事實上，許多老師也這樣做了，但是他們只知道讓學生機械地模仿課文，沒有做到古人所說的“師其神，不見其貌”，缺乏創新精神。古人在這方面的寶貴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再次，注重文道統一，提倡文以載道
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認為“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孔子在這里講的雖然是詩歌的教化作用，但也可以推測，古代的語文教育是把“文”和“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當然這里所講的“道”，有其封建性的糟粕，需要剔除，但“文道統一”的確是語文教學應該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
我們所提倡的“文道統一”，就是兼顧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把語文知識教學和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有機地融為一體。可惜的是，有的老師在語文教學中，重“文”不重道，只傳授知識，不重視育人，或者人為地把文和道割裂開來，將語文課上成了“思想品德教育課”，或者在課文課上加一個長長的思想教育的尾巴，搞穿靴戴帽式的對號入座，這些做法都有悖于“文道統一”這一教學原則。
最后，運用啟發式，注重思維能力的培養
《論語》上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記載的是孔子如何啟發他的弟子談各自的志向。老夫子循循善誘，弟子們暢所欲言。可見，啟發式教學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濫觴，孔子是啟發式教學的開山鼻祖。
如今，啟發式教學已被寫進《義務教育法》，可到底怎樣才能做到“啟發”，我們并不十分清楚。有人認為課堂上無盡無休的提問，把語文課上成典型的“提問課”，這就是啟發，這實在是對啟發式這一教學方法的誤解。
“啟發”一詞含有打開之意，即通過教師的“啟”去打開學生堵塞的思路，讓其在積極的思維狀態中，自覺地獲取知識。簡單的知識，學生一看就懂，無需教師再去“啟”，需要“啟”的是哪些復雜的知識。這些知識，學生理解起來可能比較困難，需要教師引路搭橋。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開動思維機器，困難就會迎刃而解。因此，啟發的根本目的在于調動學生思維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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