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_蘇軾的詞原文賞析及翻譯

　　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

　　宋代蘇軾

　　余去歲在東武，作《水調歌頭》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從彭門居百余日，過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別。余以其語過悲，乃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為戒，以退而相從之樂為慰云耳

　　安石在東海，從事鬢驚秋。中年親友難別，絲竹緩離愁。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軒冕，遺恨寄滄洲。

　　歲云暮，須早計，要褐裘。故鄉歸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惟酒可忘憂。一任劉玄德，相對臥高樓。

　　譯文

　　當年謝安隱居在東海，出仕做官鬢發已霜秋，中年難與親友別，唯有絲竹緩離愁。一旦功成名就，準備返歸東海，誰料抱病入西州。做官困擾了隱居的雅志，遺恨寄托于田園山丘。

　　既已年高衰朽，便當及早劃籌，要做百姓穿粗裘。返回故鄉遵迢千里，選取佳地長住久留。酒醉放歌君相和，醉倒在地君扶我，只有醉時忘憂愁。任憑劉備笑我無大志，我卻甘愿身居平地，仰看他高臥百尺樓。

　　注釋

　　水調歌頭：詞牌名，又名“元會曲”“臺城游”“凱歌”“江南好”“花犯念奴”等。雙調，九十五字，平韻。

　　東武：指密州。

　　子由：蘇軾之弟文學家蘇轍字。

　　彭門：指徐州。

　　此曲：指蘇轍《水調歌頭·徐州中秋》詞。

　　安石：謝安，字安石，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東晉名臣，以功封建昌縣公，死后贈太傅。東海：謝安早年隱居會稽（今浙江紹興），東面瀕臨大海，故稱東海。

　　“從事”句：意為謝安出仕時鬢發已開始變白。謝安少有重名，屢征不起，直到四十多歲才出仕從政。

　　“中年”兩句：《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絲竹，泛指管弦樂器。

　　“一旦”三句：意思是說謝安功成名就之后，一定準備歸隱會稽，不料后來抱病回京了。西州，代指東晉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市）。

　　雅志：指退隱東山的高雅的志趣。軒冕（xuān miǎn）：古代官員的車服。借指做官。

　　滄洲：水濱，古代多用以指隱士的住處。

　　歲云暮：即歲暮。云，語助詞。

　　要褐裘（qiú）：指換上粗布袍，意為辭官歸鄉，作普通百姓。

　　遲留：逗留，停留。

　　“惟酒”句：語本《晉書·顧榮傳》：“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一任”二句：意思是說，任憑有雄心大志的入瞧不起我們，也不去管它了。劉玄德，劉備。

　　創作背景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八月，“相從彭門百余日”的蘇轍打算離開徐州，赴南都（今河南商丘）留守簽判任，臨行前作《水調歌頭》詞告別。蘇軾“以其語過悲”，便寫下了這首和作，對其弟加以寬慰。

　　鑒賞

　　上闋詠史，寫東晉謝安的經歷，意在“以不早退為戒”。發端明點“安石”，領起上半闋。詞人的寫作角度比較獨特，既不寫他經天緯地的才能，也不寫他建功立業的輝煌，而是寫他人生的另一側面。劈頭就寫謝安中年出仕的尷尬：他本來隱居會稽，踏上仕途時鬢發已開始染上秋霜，令人吃驚。再寫人情的難堪：人到中年，與親友相別時覺得難舍難分，于是借音樂來抒寫離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道”。語氣多么肯定，多么堅決，確實是對史書中所謂“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晉書》）數語準確的表述。而結果卻是“扶病人西州”，這就反跌出困於軒冕不遂雅志的“遺恨”。這種“遺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鑒戒——“不早退”。詞中的`“困軒冕”只是一個文雅的或婉轉的說法，實際上（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與貪戀功名富貴是聯系在一起的。

　　下闋述懷，設想早日“退而相從之樂”。換頭“歲云暮”三字承上轉下，“歲暮”當指年華老大，“早計”是對“遺恨”而言，其內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辭官歸隱，過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產生的設想：在歸鄉的千里長途中，每逢山水名勝或有賢主、良朋接待之類好的去處，可以隨意逗留，盡情游樂，不必如官場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層：我帶著醉意唱歌時你跟著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時你要攙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懷得失的，二層：這樣，有雄心大志的人會瞧不起我們，那就悉聽尊便好了，我們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層：這種種設想，情辭懇切，言由中發，有如駿馬駐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現出詞人對辭官歸隱而享弟兄“相從之樂”的夙愿。“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極寫想象中“退而相從之樂”的情態，簡直是對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劉玄德，相對臥高樓”兩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趨同胸無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強調素愿的堅定不移，這體現了用典的靈活性。

　　同《南鄉子》（東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攜如昨）、《減字木蘭花》（賢哉令尹）等詞作一樣，這首詞著重表現了蘇軾前期思想的另一面，雖然“功成名遂”尚未實現，出仕思想仍占上風，但在某種程度上徘徊于出處之間，卻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蘇氏弟兄寓居懷遠驛時，即有“夜雨對床”，“為閑居之樂”（蘇轍《逍遙堂會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頭約定，這一回正是對前約的重申，當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對其弟的安慰，詞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過，他在詩詞中不斷表達的這種歸臥故山的雅志，最終還是沒有實現。蘇轍詞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對永登樓”，倒成了他們此后生活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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