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重慶行記》賞析

時間：2024-10-13 01:21:18 朱自清我要投稿

相關(guān)推薦

朱自清《重慶行記》賞析

【朱自清《重慶行記》原文】

　　這回暑假到成都看看家里人和一些朋友，路過陪都，停留了四日。每天真是東游西走，幾乎車不停輪，腳不停步。重慶真忙，像我這個無事的過客，在那大熱天里，也不由自主的好比在旋風(fēng)里轉(zhuǎn)，可見那忙的程度。這倒是現(xiàn)代生活現(xiàn)代都市該有的快拍子。忙中所見，自然有限，并且模糊而不真切。但是換了地方，換了眼界，自然總覺得新鮮些，這就乘興記下了一點兒。

飛

　　我從昆明到重慶是飛的。人們總羨慕海闊天空，以為一片茫茫，無邊無界，必然大有可觀。因此以為坐海船坐飛機是“不亦快哉!”其實也未必然。暈船暈機之苦且不談，就是不暈的人或不暈的時候，所見雖大，也未必可觀。海洋上見的往往是一片汪洋，水，水，水。當然有浪，但是浪小了無可看，大了無法看——那時得躲進艙里去。船上看浪，遠不如岸上，更不如高處。海洋里看浪，也不如江湖里，海洋里只是水，只是浪，顯不出那大氣力。江湖里有的是遮遮礙礙的，山哪，城哪，什么的，倒容易見出一股勁兒。“江間波浪兼云涌”為的是巫峽勒住了江水;“波撼岳陽城”，得有那岳陽城，并且得在那岳陽城樓上看。

　　不錯，海洋里可以看日出和日落，但是得有運氣。日出和日落全靠云霞烘托才有意思。不然，一輪呆呆的日頭簡直是個大傻瓜!云霞烘托雖也常有，但往往淡淡的，懶懶的，那還是沒意思。得濃，得變，一眨眼一個花樣，層出不窮，才有看頭。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生只見過兩回的落日，都在陸上，不在水里。水里看見的，日出也罷，日落也罷，只是些傻瓜而已。這種奇觀若是有意為之，大概白費氣力居多。有一次大家在衡山上看日出，起了個大清早等著。出來了，出來了，有些人跳著嚷著。那時一絲云彩沒有，日光直射，教人睜不開眼，不知那些人看到了些什么，那么跳跳嚷嚷的。許是在自己催眠吧。自然，海洋上也有美麗的日落和日出，見于記載的也有。但是得有運氣，而有運氣的并不多。

　　贊嘆海的文學(xué)，描摹海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似乎是在船里的少，在岸上的多。海太大太單調(diào)，真正偉大的作家也許可以單刀直入，一般離了岸卻掉不出槍花來，像變戲法的離開了道具一樣。這些文學(xué)和藝術(shù)引起未曾航海的人許多幻想，也給予已經(jīng)航海的人許多失望。天空跟海一樣，也大也單調(diào)。日月星的，云霞的文學(xué)和藝術(shù)似乎不少，都是下之視上，說到整個兒天空的卻不多。星空，夜空還見點兒，晝空除了“青天”“明藍的晴天”或“陰沉沉的天”一類詞兒之外，好像再沒有什么說的。但是初次坐飛機的人雖無多少文學(xué)藝術(shù)的背景幫助他的想象，卻總還有那“天寬任鳥飛”的想象;加上別人的經(jīng)驗，上之視下，似乎不只是蒼蒼而已，也有那翻騰的云海，也有那平鋪的錦繡。這就夠揣摩的。

　　但是坐過飛機的人覺得也不過如此，云海飄飄拂拂的彌漫了上下四方，的確奇。可是高山上就可以看見;那可以是云海外看云海，似乎比飛機上云海中看云海還清切些。蘇東坡說得好：“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飛機上看云，有時卻只像一堆堆破碎的石頭，雖也算得天上人間，可是我們還是愿看流云和停云，不愿看那死云，那荒原上的亂石堆。至于錦繡平鋪，大概是有的，我卻還未眼見。我只見那“亞洲第一大水揚子江”可憐得像條臭水溝似的。城市像地圖模型，房屋像兒童玩具，也多少給人滑稽感。自己倒并不覺得怎樣藐小，卻只不明白自己是什么玩意兒。假如在海船里有時會覺得自己是傻子，在飛機上有時便會覺得自己是丑角吧。然而飛機快是真的，兩點半鐘，到重慶了，這倒真是個“不亦快哉”!

熱

　　昆明雖然不見得四時皆春，可的確沒有一般所謂夏天。今年直到七月初，晚上我還隨時穿上襯絨袍。飛機在空中走，一直不覺得熱，下了機過渡到岸上，太陽曬著，也還不覺得怎樣熱。在昆明聽到重慶已經(jīng)很熱。記得兩年前端午節(jié)在重慶一間屋里坐著，什么也不做，直出汗，那是一個時雨時晴的日子。想著一下機必然汗流浹背，可是過渡花了半點鐘，滿曬在太陽里，汗珠兒也沒有沁出一個。后來知道前兩天剛下了雨，天氣的確清涼些，而感覺既遠不如想象之甚，心里也的確清涼些。

　　滑竿沿著水邊一線的泥路走，似乎隨時可以滑下江去，然而畢竟上了坡。有一個坡很長，很寬，鋪著大石板。來往的人很多，他們穿著各樣的短衣，搖著各樣的扇子，真夠熱鬧的。片段的顏色和片段的動作混成一幅斑駁陸離的畫面，像出于后期印象派之手。我賞識這幅畫，可是好笑那些人，尤其是那些扇子。那些扇子似乎只是無所謂的機械的搖著，好像一些無事忙的人。當時我和那些人隔著一層扇子，和重慶也隔著一層扇子，也許是在滑竿兒上坐著，有人代為出力出汗，會那樣心地清涼罷。

　　第二天上街一走，感覺果然不同，我分別了重慶的熱了。扇子也買在手里了。穿著成套的西服在大太陽里等大汽車，等到了車，在車里擠著，實在受不住，只好脫了上裝，摺起掛在膀子上。有一兩回勉強穿起上裝站在車里，頭上臉上直流汗，手帕子簡直揩抹不及，眉毛上，眼鏡架上常有汗偷偷的滴下。這偷偷滴下的汗最教人擔心，擔心它會滴在面前坐著的太太小姐的衣服上，頭臉上，就不是太太小姐，而是紳士先生，也夠那個的。再說若碰到那脾氣躁的人，更是吃不了兜著走。曾在北平一家戲園里見某甲無意中碰翻了一碗茶，潑些在某乙的竹布長衫上，某甲直說好話，某乙卻一聲不響的拿起茶壺向某甲身上倒下去。碰到這種人，怕會大鬧街車，而且是越鬧越熱，越熱越鬧，非到憲兵出面不止。

　　話雖如此，幸而倒沒有出什么岔兒，不過為什么偏要白白的將上裝掛在膀子上，甚至還要勉強穿上呢?大概是為的繃一手兒罷。在重慶人看來，這一手其實可笑，他們的夏威夷短褲兒照樣繃得起，何必要多出汗呢?這兒重慶人和我到底還隔著一個心眼兒。再就說防空洞罷，重慶的防空洞，真是大大有名、死心眼兒的以為防空洞只能防空，想不到也能防熱的，我看沿街的防空洞大半開著，洞口橫七豎八的安些床鋪、馬札子、椅子、凳子，橫七豎八的坐著、躺著各樣衣著的男人、女人。在街心里走過，瞧著那懶散的樣子，未免有點兒煩氣。這自然是死心眼兒，但是多出汗又好煩氣，我似乎倒比重慶人更感到重慶的熱了。

行

　　衣食住行，為什么卻從行說起呢?我是行客，寫的是行記，自然以為行第一。到了重慶，得辦事，得看人，非行不可，若是老在屋里坐著，壓根兒我就不會上重慶來了。再說昆明市區(qū)小，可以走路;反正住在那兒，這回辦不完的事，還可以留著下回辦，不妨從從容容的，十分忙或十分懶的時候，才偶爾坐回黃包車、馬車或公共汽車。來到重慶可不能這么辦，路遠、天熱，日子少、事情多，只靠兩腿怎么也辦不了。

　　況這兒的車又相應(yīng)、又方便，又何樂而不坐坐呢?

　　前幾年到重慶，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黃包車，其次才是公共汽車。那時重慶的朋友常勸我坐滑竿，因為重慶東到西長，有一圈兒馬路，南到北短，中間卻隔著無數(shù)層坡兒。滑竿可以爬坡，黃包車只能走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至于公共汽車，常常擠得水泄不通，半路要上下，得費出九牛二虎之力，所以那時我總是起點上終點下的多，回數(shù)自然就少。坐滑竿上下坡，一是腳朝天，一是頭沖地，有些驚人，但不要緊，滑竿夫倒把得穩(wěn)。從前黃包車下打銅街那個坡，卻真有驚人的著兒，車夫身子向后微仰，兩手緊壓著車把，不拉車而讓車子推著走，腳底下不由自主的忽緊忽慢，看去有時好像不點地似的，但是一個不小心，壓不住車把，車子會翻過去，那時真的是腳不點地了，這夠險的。所以后來黃包車禁止走那條街，滑竿現(xiàn)在也限制了，只準上坡時坐。可是公共汽車卻大進步了。

　　這回坐公共汽車最多，滑竿最少。重慶的公用汽車分三類，一是特別快車，只停幾個大站，一律廿五元，從那兒坐到哪兒都一樣，有些人常揀那候車人少的站口上車，兜個圈子回到原處，再向目的地坐;這樣還比走路省時省力，比雇車省時省力省錢。二是專車，只來往政府區(qū)的上清寺和商業(yè)區(qū)的都郵街之間，也只停大站，廿五元。三是公共汽車，站口多，這回沒有坐，好像一律十五元，這種車比較慢，行客要的是快，所以我沒有坐。慢固然因停的多，更因為等的久。重慶汽車，現(xiàn)在很有秩序了，大家自動的排成單行，依次而進，坐位滿人，賣票人便宣布還可以擠幾個，意思是還可以“站”幾個。這時愿意站的可以上前去，不妨越次，但是還得一個跟一個“擠”滿了，賣票宣布停止，叫等下次車，便關(guān)門吹哨子走了。公共汽車站多價賤，排班老是很長，在腰站上，一次車又往往上不了幾個，因此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鐘，行客自然不能那么耐著性兒。

衣

　　二十七年春初過桂林，看見滿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長衫極少，女子也只穿灰衣和裙子。那種整齊，利落，樸素的精神，叫人肅然起敬;這是有訓(xùn)練的公眾。后來聽說外面人去得多了，長衫又多起來了。國民革命以來，中山服漸漸流行，短衣日見其多，抗戰(zhàn)后更其盛行。從前看不起軍人，看不慣洋人，短衣不愿穿，只有女人才穿兩截衣，哪有堂堂男子漢去穿兩截衣的。可是時世不同了，男子倒以短裝為主，女子反而穿一截衣了。桂林長衫增多，增多的大概是些舊長衫，只算是回光返照。可是這兩三年各處卻有不少的新長衫出現(xiàn)，這是因為公家發(fā)的平價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長衫，是個將就局兒。相信戰(zhàn)后材料方便，還要回到短裝的，這也是一種現(xiàn)代化。

　　四川民眾苦于多年的省內(nèi)混戰(zhàn)，對于兵字深惡痛絕，特別稱為“二尺五”和“棒客”，列為一等人。我們向來有“短衣幫”的名目，是泛指，“二尺五”卻是特指，可都是看不起短衣。四川似乎特別看重長衫，鄉(xiāng)下人趕場或入市，往往頭纏白布，腳登草鞋，身上卻穿著青布長衫。是粗布，有時很長，又常東補一塊，西補一塊的，可不含糊是長衫。也許向來是天府之國，衣食足而后知禮義，便特別講究儀表，至今還留著些流風(fēng)余韻罷?然而城市中人卻早就在趕時髦改短裝了。短裝原是洋派，但是不必遺憾，趙武靈王不是改了短裝強兵強國嗎?短裝至少有好些方便的地方：夏天穿個襯衫短褲就可以大模大樣的在街上走，長衫就似乎不成。只有廣東天熱，又不像四川在意小節(jié)，短衫褲可以行街。可是所謂短衫褲原是長褲短衫，廣東的短衫又很長，所以還行得通，不過好像不及襯衫短褲的派頭。

　　不過襯衫短褲似乎到底是便裝，記得北平有個大學(xué)開教授會，有一位教授穿襯衫出入，居然就有人提出風(fēng)紀問題來。三年前的夏季，在重慶我就見到有穿襯衫赴宴的了，這是一位中年的中級公務(wù)員，而那宴會是很正式的，座中還有位老年的參政員。可是那晚的確熱，主人自己脫了上裝，又請客人寬衣，于是短衫和襯衫圍著圓桌子，大家也就一樣了。西服的客人大概搭著上裝來，到門口穿上，到屋里經(jīng)主人一聲“寬衣”，便又脫下，告辭時還是搭著走。其實真是多此一舉，那么熱還繃個什么呢?不如襯衫入座倒干脆些。可是中裝的卻得穿著長衫來去，只在室內(nèi)才能脫下。西服客人累累贅贅帶著上裝，倒可以陪他們受點兒小罪，叫他們不至于因為這點不平而對于世道人心長吁短嘆。

　　戰(zhàn)時一切從簡，襯衫赴宴正是“從簡”。“從簡”提高了便裝的地位，于是乎造成了短便裝的風(fēng)氣。先有皮茄克，春秋冬三季(在昆明是四季)，大街上到處都見，黃的、黑的、拉鏈的、扣鈕的、收底的、不收底邊的，花樣繁多。穿的人青年中年不分彼此，只除了六十以上的老頭兒。從前穿的人多少帶些個“洋”關(guān)系，現(xiàn)在不然，我曾在昆明鄉(xiāng)下見過一個種地的，穿的正是這皮茄克，雖然舊些。不過還是司機穿的最早，這成個司機文化一個重要項目。皮茄克更是哪兒都可去，昆明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就穿著一件老皮茄克教書、演講、赴宴、參加典禮，到重慶開會，差不多是皮茄克為記。這位教授穿皮茄克，似乎在學(xué)晏子穿狐裘，三十年就靠那一件衣服，他是不是趕時髦，我不能冤枉人，然而皮茄克上了運是真的。

　　再就是我要說的這兩年至少在重慶風(fēng)行的夏威夷襯衫，簡稱夏威夷衫，最簡稱夏威衣。這種襯衫創(chuàng)自夏威夷，就是檀香山，原是一種土風(fēng)。夏威夷島在熱帶，譯名雖從音，似乎也兼義。夏威夷衣自然只宜于熱天，只宜于有“夏威”的地方，如中國的重慶等。重慶流行夏威衣卻似乎只是近一兩年的事。去年夏天一位朋友從重慶回到昆明，說是曾看見某首長穿著這種衣服在別墅的路上散步，雖然在黃昏時分，我的這位書生朋友總覺得不大像樣子。今年我卻看見滿街都是的，這就是所謂上行下效罷?

　　夏威衣翻領(lǐng)像西服的上裝，對襟面袖，前后等長，不收底邊，不開岔兒，比襯衫短些。除了翻領(lǐng)，簡直跟中國的短衫或小衫一般無二。但短衫穿不上街，夏威衣即可堂哉皇哉在重慶市中走來走去。那翻領(lǐng)是具體而微的西服，不缺少洋味，至于涼快，也是有的。夏威衣的確比襯衫通風(fēng);而看起來飄飄然，心上也爽利。重慶的夏威衣五光十色，好像白綢子黃卡嘰居多，土布也有，綢的便更見其飄飄然，配長褲的好像比配短褲的多一些。在人行道上有時通過持續(xù)來了三五件夏威衣，一陣飄過去似的，倒也別有風(fēng)味，參差零落就差點勁兒。夏威衣在重慶似乎比皮茄克還普遍些，因為便宜得多，但不知也會像皮茄克那樣上品否。到了成都時，宴會上遇見一位上海新來的青年襯衫短褲入門，卻不喜歡夏威衣(他說上海也有)，說是無禮貌。這可是在成都、重慶人大概不會這樣想吧?

　　1944年9月7日作

　　(原載1944年9月10日、17日、23日、10月1日昆明《中央日報·星期增刊》)

【朱自清《重慶行記》賞析】

　　《重慶行記》是1944年暑期，朱自清從昆明的西南聯(lián)大到成都看望家人和朋友，路過陪都重慶停留四日中的所見所感。由“飛”、“熱”、“行”、“衣”四則組成，雖因時間短，且系“忙中所見”，“模糊而不真切”，但由于異地新游，感覺頗為新鮮，較好地展示了四十年代的重慶在“快拍子”生活中的民俗風(fēng)情。

　　《飛》寫自昆明飛往重慶的感受。作者采用對比構(gòu)思法，將一般人認為乘飛機“海闊天空”，“不亦快哉”的心靈感受，與自身乘機的實際體驗兩相對照，指出乘機坐船的弊端。作者緊扣“海闊”與“天空”，用海天之所見所感進行說明：一是有暈船暈機之苦。二是不暈者所見雖大，也未必可觀。因為海上見的是一片汪洋，雖有浪，但浪小無可看，浪大無法看。三是海上的日出日落得靠云霞烘托，有濃淡，多變化，方有看頭。倘若無運氣，無烘托的云霞，則朝夕的日頭簡直是個呆呆的大傻瓜。況且看浪觀日出，船上遠不如岸上和高處。四是天空跟海洋一樣，也大也單調(diào)。尤其是白晝，無日月星，更少多樣與變化。五是空中所見翻騰的云海和“平鋪的錦繡”，那是陸地的高山上也可見的，而且比飛機上更為清切。六是在機上看云、視地，一切活生生的大自然景觀都顯得僵死和凌亂。城市與建筑物均成了模型或玩具。作者以此否定了坐船乘機“不亦快哉”的樂感，而實際體驗到的只是“飛機快是真的”，在時速上確實“不亦快哉”!其中似乎在暗示人們：凡事均須實際體驗，即便觀海景、望云天，腳應(yīng)踏在“岸上”、“山上”，才有韻味，文章思維發(fā)散，頗具新意。

　　《熱》展示了火爐重慶炎夏的“熱”氛圍。作者從自我感覺的角度，采用欲揚先抑的手法，先寫重慶之不熱：“想著一下機必然汗流浹背，可是過渡花了半點鐘，滿曬在太陽里，汗珠兒也沒有沁出一個。”還認為那些穿短衣、搖扇的來往行人似乎是可笑的“無事忙”。實際上這“清涼”是因為“前兩天剛下了雨”，自己“在滑竿兒上坐著，有人代為出力出汗”的緣故。后以“第二天上街一走，感覺果然不同，我分到了重慶的熱了”領(lǐng)起，筆鋒一轉(zhuǎn)，集中描繪了重慶的“熱”氣氛：我買了扇子，也邊走邊搖起來;在公共汽車上擠著，熱得只好“脫了上裝，摺起掛在膀子上”;上裝勉強穿在身上，“頭上臉上直流汗，手帕簡直揩抹不及，眉毛上，眼睛架上常有汗偷偷的滴下”;既防空又防熱的防空洞口：“沿街的防空洞大半開著，洞口橫七豎八的安些床鋪、馬扎子、椅子、凳子，橫七豎八的坐著、躺著各樣衣著的男人、女人。”在這里，作者捕捉了極富有特征性的細節(jié)，三言兩語，簡練地描畫出了一幅“重慶炎夏”圖。

　　《行》展示了重慶的特殊地理環(huán)境及三種交通工具。山城重慶，山高路不平，“東到西長，有一圈兒馬路，南到北短，中間卻隔著無數(shù)層坡兒”，行路、辦事極為不便。滑竿、黃包車、公共汽車是這特殊環(huán)境中的三代步工具，對它們的選擇，在不同年代便有不同的傾向：

　　“前幾年到重慶，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黃包車，其次才是公共汽車。”因為重慶坡多山阻，“黃包車只能走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而且下坡時，如車夫壓不住車把，車子會有翻過去的危險;“公共汽車常常擠得水泄不通，半路要上下，得費出九牛二虎之力”;滑竿能爬坡，路便捷，雖有腳朝天，頭沖地的驚險，但滑竿夫把得穩(wěn)，很安全。

　　但是，“這回坐公共汽車最多，滑竿少。”這是因為“公共汽車卻大進步了”。車又相應(yīng)、又方便。其時它已分為三類：“一是特別快車，只停幾個大站，一律廿五元”，省時省力省錢;“二是專車，只來往政府區(qū)的上清寺和商業(yè)區(qū)的都郵街之間，也只停大站，廿五元;”“三是公共汽車，站口多”。“我”因要辦事，均坐一、二類車。一、二類車站秩序尚好。三類車，雖站多價賤，但人多排隊長，“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鐘”，甚為不便。作者在“行”的描述中流露出的實情是：雖然公共汽車“大進步了”，但重慶行路實難。

　　《衣》描述了“短裝”的演變及至在重慶的風(fēng)行。作者先寫桂林地區(qū)服裝的款式、色彩在二十幾年的四次演化：“國民革命以來，中山服漸漸流行，短衣日見其多，抗戰(zhàn)后更其盛行”;“二十七春初過桂林，看見滿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長衫極少”;后來“回光反照”，舊長衫“增多”;“這兩三年”，“公家發(fā)的平價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長衫”，因“將就局兒”而又“有不少的新長衫出現(xiàn)”。并預(yù)見：戰(zhàn)后“還要回到短裝的”。在此，作者指出：“從前，人們不愿穿短衣的緣故是，將短衣視為“洋人”與“軍人”的衣著，因“看不起軍人，看不慣洋人”既而“看不起”也“看不慣”短裝。接著，作者描述四川服裝的景況：四川鄉(xiāng)下民眾喜穿長衫，(盡管是粗布，外加補釘重疊)這其中的緣由有二：一是“恨烏及屋”，因受戰(zhàn)亂之苦而產(chǎn)生對兵的深惡痛絕，進而產(chǎn)生對兵所穿的“短衣”之恨，并將“短衣”——“二尺五”作為“兵”與“棒客”的代名詞。二是傳統(tǒng)觀念、特殊心態(tài)作祟，認為著長衫才顯“儀表”風(fēng)度;城里人已在風(fēng)行短裝，因為它到底有許多方便之處。然后，作者由此生發(fā)開去，夾敘夾議地抒寫了在所謂正規(guī)場合(開會、赴宴)也不應(yīng)對穿短衫者牽扯到“風(fēng)紀問題”，更不必要在大熱天為了“繃”而累累贅贅地“搭著西服”、“穿著長衫”來去而遭罪，“不如襯衫入座倒干脆些”。最后，寫昆明和重慶地區(qū)應(yīng)“從簡”而興的便裝的風(fēng)行：先有作為“司機文化一個重要項目”的皮茄克在昆明遍布城鄉(xiāng)，且穿這服裝的人不分職業(yè)，不論年齡;再是重慶流行的“夏威衣”，它雖來自異邦，但它不僅適宜于有“有夏威衣”的重慶，而且既瀟灑又便宜。然而就是這種適宜又挺具特色的“夏威衣”，當它風(fēng)行前夕，穿著它于“黃昏時分”在別墅路上散步，也有人認為“總覺得不大像樣子”而當它在重慶風(fēng)行時，異地有人“說是無禮貌”。由此可見，衣著中所顯示出的這些光怪陸離的狀況，實則是“世時不同”、人的心態(tài)習(xí)性等差異所致。

　　《衣》在冷靜客觀的描述中似乎寓伏了作者的思辨：在文明社會里，衣著的功能雖只有一個——用以蔽體，但它的款式、格調(diào)的流行卻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既有社會的(政治變革、傳統(tǒng)觀念、人的習(xí)性等)，也有自然的(地理環(huán)境、自然氣候等)，穿衣小事尚且如此，何況社會變革，其演變更為艱難。

　　《重慶記行》系見聞隨筆，作者緊扣重慶這個特殊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山高路陡、天熱等方面進行描繪，隨興筆錄，自由疏放，穿插騰挪，自然恰巧，縱論橫聯(lián)，妙趣叢生，在直白與詼諧之中頗含對時俗的諷喻，可謂豪華脫盡，醇厚自存。

【朱自清《重慶行記》賞析】相關(guān)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