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代表作

　　這邊沿岸一帶，相間地栽著桃樹和柳樹，春來當有一番熱鬧的夢。——朱自清

　　如面談

　　朋友送來一匣信箋，箋上刻著兩位古裝的人，相對拱揖，一旁題了“如面談”三個大字。是明代鐘惺的尺牘選第一次題這三個字，這三個字恰說出了寫信的用處。信原是寫給“你”或“你們幾個人”看的;原是“我”對“你”或“你們幾個人”的私人談話，不過是筆談罷了。對談的人雖然親疏不等，可是談話總不能像是演說的樣子，教聽話的受不了。寫信也不能像作論的樣子，教看信的受不了，總得讓看信的覺著信里的話是給自己說的才成。這在乎各等各樣的口氣�？跉夂鲜�，才能夠“如面談”。但是寫信究竟不是“面談”;不但不像“面談”時可以運用聲調表情姿態等等，并且老是自己的獨白，沒有穿插和掩映的方便，也比“面談”難。寫信要“如面談”，比“面談”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并不是一下筆就能做到的。

　　可是在一種語言里，這種心思和技巧，經過多少代多少人的運用，漸漸的程式化。只要熟習了那些個程式，應用起來，“如面談”倒也不見得怎樣難。我們的文言信，就是久經程式化了的，寫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可以很省力的寫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談”的信。若教他們寫白話，倒不容易寫成這樣像信的信�！秲砂闱镉觌S筆》記著一個人給一個婦人寫家信，那婦人要照她說的寫，那人周章了半天，終歸擱筆。他沒法將她說的那些話寫成一封像信的信。文言信是有樣子的，白話信壓根兒沒有樣子;那人也許覺得白話壓根兒就不能用來寫信。同樣心理，測字先生代那些不識字的寫信，也并不用白話;他們寧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如“來信無別”之類。我們現在自然相信白話可以用來寫信，而且有時也實行寫白話信。但是常寫白話文的人，似乎除了胡適之先生外，寫給朋友的信，還是用文言的時候多，這只要翻翻現代書簡一類書就會相信的。原因只是一個“懶”字。文言信有現成的程式，白話信得句句斟酌，好像作文一般，太費勁，誰老有那么大工夫?文言至今還能茍偷懶，慢慢找出些白話應用文的程式，文言就真“死”了。

　　林語堂先生在《論語錄體之用》(《論語》二十六期)里說過：一人修書，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謝你”“非常慚愧”，便是嚕哩嚕蘇，文章不經濟。“示悉”，“至感”，“歉甚”，都是文言信的程式，用來確是很經濟，很省力的。但是林先生所舉的三句“嚕哩嚕蘇”的白話，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譯，未必是實在的例子。我們可以說“來信收到了”，“感謝”，“對不起”，“對不起得很”，用不著繞彎兒從文言直譯。——若真有這樣繞彎兒的，那一定是新式的測字先生!這幾句白話似乎也是很現成，很經濟的。字數比那幾句相當的文言多些，但是一種文體有一種經濟的標準，白話的字句組織與文言不同，它們其實是兩種語言，繁簡當以各自的組織為依據，不當相提并論。白話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語，白話信卻總該是越能合乎口語，才越能“如面談”。這幾個句子正是我們口頭常用的，至少是可以上口的，用來寫白話信，我想是合式的。麻煩點兒的是“敬啟者”，“專此”，“敬請大安”，這一套頭尾。這是一封信的架子;有了它才像一封信，沒有它就不像一封信。“敬啟者”如同我們向一個人談話，開口時用的“我對你說”那句子，“專此”“敬請大安”相當于談話結束時用的“沒有什么啦，再見”那句子。但是“面談”不一定用這一套兒，往往只要一轉臉向著那人，就代替了那第一句話，一點頭就代替了那第二句話。這是寫信究竟不“如面談”的地方�，F在寫白話信，常是開門見山，沒有相當于“敬啟者”的套頭。但是結尾卻還是裝上的多，可也只用“此祝健康!”“祝你進步!”“祝好!”一類，像“專此”“敬請大安”那樣分截的形式是不見了。“敬啟者”的淵源是很悠久的，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開頭一句是“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再拜言”就是后世的“敬啟者”。“少卿足下”在“再拜言”之下，和現行的格式將稱呼在“敬啟者”前面不一樣。既用稱呼開頭，“敬啟者”原不妨省去;現在還因循的寫著，只是遺形物罷了。寫白話信的人不理會這個，也是自然而然的。“專此”“敬請大安”下面還有稱呼作全信的`真結尾，也可算是遺形物，也不妨省去。但那“套頭”差不多全剩了形式，這“套尾”多少還有一些意義，白話信里保存著它，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文言信里，這一套兒有許多變化，表示寫信人和受信人的身份。如給父母去信，就須用“敬稟者”，“謹此”，“敬請福安”，給前輩去信，就須用“敬肅者”，“敬請道安”，給后輩去信，就須用“啟者”，“專泐”，“順問近佳”之類，用錯了是會讓人恥笑的——尊長甚至于還會生氣。白話信的結尾，雖然還沒講究到這些，但也有許多變化;那些變化卻只是修辭的變化，并不表明身份。因為是修辭的變化，所以不妨掉掉筆頭，來點新鮮花樣，引起看信人的趣味，不過總也得和看信人自身有些關切才成。如“敬�？箲饎倮�”，雖然人同此心，但是“如面談”的私人的信里，究竟嫌膚廓些。又如“謹致民族解放的敬禮”，除非寫信人和受信人的雙方或一方是革命同志，就不免不親切的毛病。

　　說話

　　誰能不說話，除了啞子?有人這個時候說，那個時候不說。有人這個地方說，那個地方不說。有人跟這些人說，不跟那些人說。有人多說，有人少說。有人愛說，有人不愛說。啞子雖然不說，卻也有那伊伊呀呀的聲音，指指點點的手勢。說話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話，不見得就會說話;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沒有說好過幾句話。所謂“辯士的舌鋒”、“三寸不爛之舌”等贊詞，正是物稀為貴的證據;文人們講究“吐屬”，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并不想做辯士，說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動，除了動就只有言，所謂人情世故，一半兒是在說話里。

　　古文《尚書》里說，“唯口，出好興戎，”一句話的影響有時是你料不到的，歷史和小說上有的是例子。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決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說話不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說話像行云流水，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卻決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章了。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我們的文章，哲學里雖有“用筆如舌”一個標準，古今有幾個人真能“用筆如舌”呢?不過文章不甚自然，還可成為功力一派，說話是不行的;說話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夠瞧的!說話到底有多少種，我說不上。約略分別：向大家演說，講解，乃至說書等是一種，會議是一種，公私談判是一種，法庭受審是一種，向新聞記者談話是一種;——這些可稱為正式的。朋友們的閑談也是一種，可稱為非正式的。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長了面孔，但是拉長了的時候多。這種話都是成片斷的，有時竟是先期預備好的。只有閑談，可以上下古今，來一個雜拌兒;說是雜拌兒，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閑談說不上預備，滿是將話搭話，隨機應變。說預備好了再去“閑”談，那豈不是個大笑話?這種種說話，大約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閑談也有——“天氣”常是閑談的發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夠用的，神而明之還在乎人。會說的教你眉飛色舞，不會說的教你昏頭搭腦，即使是同一個意思，甚至同一句話。

　　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左傳》，《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么婉轉如意，句句字字打進人心坎里。還有一部《紅樓夢》，里面的對話也極輕松，漂亮。此外漢代賈君房號為“語妙天下”，可惜留給我們的只有這一句贊詞;明代柳敬亭的說書極有大名，可惜我們也無從領略。近年來的新文學，將白話文歐化，從外國文中借用了許多活潑的，精細的表現，同時暗示我們將舊來有些表現重新咬嚼一番。這卻給我們的語言一種新風味，新力量。加以這些年說話的艱難，使一般報紙都變乖巧了，他們知道用側面的，反面的，夾縫里的表現了。這對于讀者是一種不容避免的好訓練;他們漸漸敏感起來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體會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兒。這時期說話的藝術確有了相當的進步。論說話藝術的文字，從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韓非的《說難》，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F在我們卻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魯迅先生的《立論》就是的。這可以證明我所說的相當的進步了。

　　中國人對于說話的態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禪宗“教”人“將嘴掛在墻上”，也還是免不了說話。其次是慎言，寡言，訥于言。這三樣又有分別：慎言是小心說話，小心說話自然就少說話，少說話少出錯兒。寡言是說話少，是一種深沉或貞靜的性格或品德。訥于言是說不出話，是一種渾厚誠實的性格或品德。這兩種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辭或辭令。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用不著多說話，說話也無須乎修飾。只知講究修飾，嘴邊天花亂墜，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謂小人;他太會修飾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戲法總有讓人揭穿的一日。我們是介在兩者之間的平凡的人，沒有那偉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自己。只是不能無視世故人情，我們看時候，看地方，看人，在禮貌與趣味兩個條件之下，修飾我們的說話。這兒沒有力，只有機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飾所可得的。我們所能希望的只是：說得少，說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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