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臺上的朱自清

時間：2024-07-13 18:26:04 朱自清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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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臺上的朱自清

　　朱自清是一位散文家，但他也是一名優秀的教師。下面我們為大家帶來講臺上的朱自清，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講臺上的朱自清

　　朱自清的蟬聲一提到朱自清，人們都知道他是散文名篇《背影》《荷塘月色》的作者，是著名的散文作家、詩人、學者、民主戰士。其實，他還是一位終身從事教育事業的教師、教授。

　　講臺上的朱自清是一個親切而又嚴格的老師，一個能將教師職業與文學愛好融為一體的著名的作家教授，還是一個能將國學與新文學批評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批評家教授。當然，朱自清的從教之路和思想歷程是坎坷的，他一度曾想脫離教育界，又想以國學研究來躲避政治風潮，但國破家亡的殘酷現實磨礪了他，愛國進步的師生感奮了他，亦師亦友的師生深情感動了他，他終于陶鑄成一代令人欽敬的名師。

　　一、從“頗想脫離教育界”到終身從教

　　1920年朱自清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后，在江浙多所中學任國文教員，據黃延復《清華逸事》記載：朱自清從1920年6月到1925年8月這五年的時間里，先后任教于杭州第一師范、揚州八中、吳淞中國公學、臺州六師、溫州十中、寧波四中、白馬湖春暉中學等七個學校。

　　1925年2月，已從教五年的朱自清欲謀商務印書館工作，他給好友俞平伯去信說：“我頗想脫離教育界，在商務覓事，不知如何?也想到北京去……如有相當機會，當乞為我留意。”3月又去一信：“弟實覺教育事業，徒受氣不能受益，故頗倦之。兄謂入商務(若能)適否?”“倦之”的直接原因，他在信中陳述得很明白：“春暉鬧了風潮，學生反對教務主任而不上課，當局開除學生廿八人，我們反對而辭職;結果，他仍被留在此，夏先生專任甬事，豐子愷改任上海藝術師范大學事。此后事甚乏味。半年后仍須一走。”后來商務印書館的工作沒有聯系上，適北京清華學校加辦大學部，成立國文系，經俞平伯推薦，胡適介紹，就聘他為教授。從此，朱自清再也沒有離開清華，他的職務都是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其間盡管他主持系務任中文系主任16年(抗戰時期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但他仍擔任了教學工作，一直沒有離開講臺，從教終生。

　　朱自清能站穩講臺、從教終身的原因，首先在于他能虛心聽取學生意見、反躬自省、勤奮好學。在1920年到1925年這五年中學教師生涯中，朱自清在不同的學校碰到了不同的矛盾和困難：教與學的矛盾、家庭沉重的經濟負擔、風潮事件，等等，使他產生了“倦之”情緒，但他“倦”而終不棄。以“教與學的矛盾”為例，朱自清大學畢業后執教的第一所學校是浙江第一師范學校，該校前身是浙江兩級師范學堂，魯迅、劉大白等都曾在這里執教。朱自清和俞平伯都是北大高材生，由北大校長蔣夢麟推薦到一師任教。朱自清當時22歲，而他所教的高級班的學生大都二十左右，大的竟有二十七八歲，所以他就被學生稱為“小先生”。朱自清雖然有很好的文學修養和不錯的“新詩”創作成果，但并不等于就可以當好老師。“小先生”朱自清見了老學生不免感到緊張，加上他矮矮胖胖的形象與難懂的口音和穿著的土氣，初上講臺的朱自清沒有什么魅力，他不知怎樣上課才可以讓學生滿意。只教了一個月的書，他便堅決要求辭職。原因是學生課堂上的發問讓朱自清覺得自己的“學問不夠”，覺得學生“不買他的賬”。然而又被學生誠懇地挽留住了，終至于師生之間相處很好。他的學生魏金枝后來回憶說：“說話呢，打的揚州官話，聽來不甚好懂，但從上講臺起，便總不斷地講到下課為止。好像他在未上課之前，早已將一大堆話，背誦過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時間荒廢，所以總是結結巴巴地講。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預備了的話，便不免在喉嚨里擠住。于是他就更加著急，每每弄得滿頭大汗。”及至學生提問，他更是手足無措。“他就不免慌張起來，一面紅臉，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要到問題完全解決，才得平靜下來。”他將自己想辭職離開一師的事情寫信告訴了蔣夢麟，不知內情的蔣夢麟以為是校方作梗，速致函校長姜伯韓說：“假如像朱自清先生這樣的教師，還不能孚眾望的話，一師學生的知識水準，一定很差。”當時一師學生自治會主席曹聚仁從校長處得到此信后，便拿著這封信去找朱自清，勸他留下，并說道：“教書是一種藝術，跟學問廣博與否是不相干的。”學生們也一起勸老師慢慢來，不要著急，并陪同他去觀摩其他班級的教學計劃和教學情況。朱自清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的確是自己不諳教學方法所致。他于是更加勤奮學習和認真備課，學生們開始喜歡聽他的課。由此可見，一師學生不愧為是“師范”學生，不僅知識水準不差，且已有師者風度。而朱自清的虛心和自省，更是令人欽敬。虛心使人進步，善于接受學生意見，這是朱自清終能站穩講臺的重要原因。

　　講究教育方法，實踐教學民主，是朱自清深受學生歡迎的重要原因。經過在浙江一師、揚州八中、中國公學等學校兩年的教學歷練，到1923年朱自清執教溫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學時，他的教學水平大有提高。講臺上的朱自清在學生的眼中，是一位親切而嚴格、又具有“別致而善誘”教學方法的的老師。他的學生陳天倫在《敬悼朱自清師》一文中回憶說：“民國12年，我在溫州中學初二讀書，朱先生來教國文，矮矮的，胖胖的，經常提一個黑色皮包，裝滿了書，不遲到，不早退，管教嚴，分數緊，課外另有作業，不能誤期，不能敷衍。說起他的教學方法，真是親切而嚴格，別致而善誘。那個時候，我們讀和寫，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來，就鼓勵我們多讀多作白話文。《窗外》《書的自敘》……是他出的作文題目，并且要我們自由命題，這在做慣了《小樓聽雨記》《說菊》之類的文言文后的我們，得了不少思想上和文筆上的解放。”朱自清還設計作文表格計分法，以激發學生作文的積極性。因此，溫中(包括中學部和師范部)各年級的學生都爭著要求他教課，他只得盡可能多擔任些鐘點。奔波于兩部之間。但他不因課多而敷衍，每每拭汗上講臺，發下許多講義，認真講解。”

　　朱自清的教育方法與傳統的要學生死記硬背的教學不同，體現了現代的教學民主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健全人格的思想。例如，1924年3月俞平伯應邀到白馬湖朱自清兼課的春暉中學玩，他在10日的日記里寫道：“佩弦上下午各有課二小時”，“他去上課，我旁聽了一堂，學生頗有自動的意味，勝第一師范及上海大學也。”他從過去在一師上課時自己“不斷地講到下課為止”，到有意識地培養學生的主動性，可謂是“啟發式”教育的先聲，是還學生獨立思維權利的表現，是朱自清教育方法的特點。又如他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上“新文學研究”課時，“在課堂上，他常常啟發學生獨立思考，鼓勵他們發表自己意見，一聽到學生有新的見解，立即高興地說：‘啊，你的意見很新!’他教學嚴謹持重，絕不作主觀論斷，談到某種文學現象時，總是尊重客觀事實，進行實事求是的評述”。　　溫和的態度和平等的方式，是朱自清教育方法的另一特點。在春暉中學任教時，一次，有人報告幾位學生在聚賭，按慣例，學校要嚴加處理。朱自清知道后，很快和別的教師商量，以教育為主，根據情況從輕處理，并確定如此處置：教師先找學生談話，學生認識到錯誤后，就交由學生協治會處理，罰犯錯誤學生寫大字和打掃學生宿舍衛生一個月。一個學生曾記敘了這樣一件事：一次下課的時候，兩個同學亂奪書籍，帶怒帶罵，朱自清見了，就微笑地說道：“爭鬧之聲，胡為乎來哉。”他一反傳統的“師道尊嚴”，能依循少年兒童的心理，循循善誘。一次，學生王福茂寫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他是一個肥而且矮的先生，他的臉帶著微微的`黃色，頭發卻比黑炭更黑。近右額的地方有個圓圓的瘡疤，黃黃的顯出在黑發中;一對黑黑的眉毛好像兩把大刀擱在他微凹的眼睫上……他的耳圈不知為何，時常同玫瑰色一樣。當他在黑板上寫字的時候，看了他的后腦，似乎他又肥胖了一半。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課的時候，總是煞有介事地從講臺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點滑稽的態度……”這篇作文如果碰到思想陳舊僵化的老師，會認為是對師不恭而心存不悅或勃然大怒，但朱自清卻在這篇作文下面畫了許多圈，并在課堂上讀給大家聽：“我平時教大家怎樣寫作，王福茂給大家一個榜樣，這就是描寫人要讓人讀后如見其人，最好還應如臨其境，如聞其聲。”朱自清在教學生如何作文的同時，更教如何做人，又顯示如何為師。他要學生克服見了老師就“矯情飾偽”的毛病，做有“純正的趣味”的人;他的教學方法與舊方法不同，滲透著新的現代的觀念，從中可見他的人格教育思想，即師生關系是平等的而不是不可逾越的，學生與教師都應是有自己獨特個性的人。

　　教學特別認真負責，是講臺上的朱自清一貫的精神。他上課認真，要求學生上課也要認真，課堂紀律特別嚴，經常點名，有哪一個沒有來上課，他心里清清楚楚。有一次他在走廊上遇到一個學生，就問他：“你昨天為什么缺課?”那學生連忙道歉，從此不再缺課。朱自清批改作業認真，就作業應否改得詳細的問題，他與俞平伯還進行過有趣的討論。俞平伯認為學生只注意分數多少，從來不仔細看老帥的批改和評語，不贊成多改;朱自清則反對這種看法，舉出學生珍藏自己在中學教書時批改的作文簿的事例為論據;俞平伯則買來一包花生米，指著包花生米的作文紙說：“大多數的作文，都是拿來包花生米的，所以我主張，不要改得太詳細。”但朱自清仍堅持認為，大多數學生還是歡迎多改。他為班上學生批改作業很仔細，有錯必改，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看到精彩論點，則用紅筆畫上圈圈，或針對上面的缺點與錯誤，找出材料給學生參考，并且從不拖延發作業給學生的時間。有一天，朱自清生病了，拉肚子，但他還是按照以往工作到夜里12點后才休息的習慣，連夜批改作業。妻子陳竹隱勸他休息，他不肯，說是“我已答應明天發給學生作業”。陳竹隱沒有辦法，只好在他的桌子邊放個馬桶，讓他邊拉邊改，一頁之間，竟拉了十多次，天亮后臉色蠟黃，人都變了樣，但他照樣提起書包上課去了。

　　翻閱朱自清從教的資料，可以看到，他從原先“頗想脫離教育界”，到成為一個教學認真、反躬自省、講究教學方法，且具有現代人格教育思想的教師的軌跡，他以自己的行動回報了父輩、師友對他的厚望和影響，回應了《愛的教育》一書對他的深切影響，以教書育人作為他的終身職業。這也是教育的大幸。

　　二、從以教書為“一種職業”，到職業與文學愛好的融合

　　朱自清曾對自己的教書生涯作過一番“反省”，他說：“我現在做著教書匠。我做了五年教書匠了，真個膩得慌!黑板總是那樣黑，粉筆總是那樣白，我總是那樣的我!成天兒渾淘淘的，有時對于自己的活著，也會驚詫。我想我們這條生命原像一灣流水，可以隨意變成種種的花樣;現在卻筑起了堰，截斷它的流，使它怎能不變成渾淘淘呢?所以一個人老做一種職業，老只覺著是‘一種’職業，那真是一條死路!說來可笑，我是常常在想改業的;正如未來派劇本說的‘換個丈夫’吧，我也不時地提醒著自己，‘換個行當吧’。”換個什么行當呢?他想知道官是怎樣做的，于是想做個秘書、文書科科員，又想做個新聞記者、工人、農民、軍人……”凡世間有的職業他幾乎都想做，他知道這是非分之想，于是從浪漫的幻想又回到須腳踏實地的現實，他鄭重地說：“我從今日今時起，努力要在‘黑白生涯’中找尋些味兒，不像往日隨隨便便地上課下課。”怎樣從“黑白生涯”中尋找些“味兒”呢?朱自清雖然是學哲學的，卻對文學有興趣，有很好的文學修養，在北大讀書時他就發表了新詩。他說：“我從前本是學哲學的，而同時舍不下文學。后來因為自己的科學根底太差，索性丟開了哲學，走向文學方面來。”將難舍的對文學之愛，灑向為生存而耕耘的教學園地，將其改良成既育人又塑己的人生花園，何樂而不為呢?這可謂是他對職業進行哲理探尋之后“尋找”出來的“味兒”，是現實與理想嫁接成活的即將盛開的精神之花蕾。在教學之余自己進行創作，寫詩歌、寫散文、寫校歌;在教學中指導學生創作，創辦文學社團，辦校刊，等等，他將職責與愛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踏踏實實地走自己的路。

　　緊密結合教學進行文學活動，是朱自清“黑白生涯”中進行創作的一個特點。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中，他為多所自己從教的學校共寫了五首校歌和四首清華大學年級歌。他以歌詞的形式，表達他對自己所從事的教育事業的深情和思考。例如，他為母校――位于揚州的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任教所寫的校歌，可謂詞簡意深，古雅而又深蘊現代教育觀念。歌云，“浩浩乎長江之濤/蜀岡之云，/佳氣蔚八中/人格健全/學術健全/相期自治與自動/欲求身手試豪雄/體育須兼重/人才教育今發煌/努力我八中”。他在20世紀的二十年代就提出“人格健全，學術健全”“體育須兼重”等融“德智體”和“人格”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令人肅然起敬。1923年他任教于溫州市浙江省立第十中學，他也為該校寫了校歌：“雁山云影/甌海潮蹤/看鐘靈毓秀/桃李蔥蘢/懷籀亭邊勤講誦/中山精舍坐春風/英奇匡國/作圣啟蒙/上下古今一冶/東西學藝攸同。”在寫景頌賢之后，用“上下古今一冶，東西學藝攸同”兩句，言簡意賅地概括了自己的辦學理念，既具有古典詩歌情懷，更飽含現代開放的繼承創新思想，也流露出他創作出以教育為題材的詩歌的喜悅。　　朱自清在清華任教期間，他寫了四首級歌：“清華大學第五畢業級級歌”“清華大學第十級新生級歌”“清華大學第八級畢業級歌”和“清華大學第九級級歌”。例如，他寫于1937年的第九級級歌，以豪邁、深沉的詩句，道出了師生共同抗戰的心聲：“莽莽平原/漠漠長天/舉眼破碎河山/同學少年/同學少年/來挽既倒狂瀾/去向民間/去向民間/國家元氣在民間/莫怕艱難/莫怕熬煎/戮力同心全在咱。”歌詞中的“去向民間，國家元氣在民間”鮮明地表達了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抗戰到底的決心。1944年，他為昆明五華中學寫了校歌，歌中唱道：“還我大好河山，四千年祖國重光，責在吾人身上。”字字鏗鏘，表達了定雪國恥的壯懷和抗戰必勝的信心，抒發了朱自清對祖國的深情，對藝術與教育的摯愛，至今讀來仍令人心潮難平。

　　倡導印行校刊，發表學生文章，支持文學社團，也是朱自清從教中樂此不疲之事。1922年他在浙江一師任教時，學生中已成立了一個文學社團――“晨光社”，據馮雪峰回憶：“朱先生是我們從事文學習作的熱烈的鼓舞者，同時也是“晨光社”的領導者。”朱自清對學生汪靜之、馮雪峰、潘漠華與校外文藝愛好者應修人合編的詩集《湖畔》及成立的“湖畔詩社”，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重視，1922年5月18日寫了《讀〈湖畔〉詩集》一文，對他們的詩作特色進行了分析，是當時對《湖畔》進行全面評價的第一篇文章。1924年他在寧波四中任教時，為了激勵學生進行寫作練習，他與同事夏尊竭力倡導、支持辦《四中之半月刊》，發表在該刊物上的文章，大多經過朱自清的指導。學校文學社團很多，朱自清都曾給予具體指導。他將職責與愛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達到了他所推崇的“正在做什么，就盡力做什么”的快樂與滿足。

　　在教學之余自己進行創作，以詩解脫，以詩自勵，以詩反思，是朱自清“黑白生涯”中創作的另一個特點。如《轉眼》一詩，作于1921年，寫他在杭州一師時與學生產生的“小誤會”：“羞――紅了他的臉兒/血――催了他的心兒/他掉轉頭了/他拔步走了/他說，他不再來了!”生動細膩地描寫了一個新教師面對學生“驚驚詫詫”的眼光的慌亂的心理。1922年他在臺州浙江第六師范學校執教時，所寫的散文詩《匆匆》，是他認真處世、反思之作。他在給俞平伯的信中說：“日來時時念舊，殊低徊不能自已。明知無聊，但難排遣。‘回想上的惋惜’正是不能自克的事。因了這惋惜的情懷，引起時日不可留之感。我想將這宗心緒寫成一詩，名曰《匆匆》。”“在逃去如飛的日子里，在千門萬戶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哲理的反省和詩意的自勵，使這短短的散文詩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名篇，也是他在人間沒有“白白走這一遭”的藝術留言。同年12月，他在臺州又完成長詩《毀滅》，這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的第一首長詩。俞平伯在讀《毀滅》這首長詩后指出：《毀滅》的作者“把一切的葛藤都斬斷了，把宇宙人生之謎都拆穿了，他把那些殊途同歸的人生哲學都給調和了。他不求高遠只愛平實;他不貴空想，只重行為;他承認無論怎樣的偉大都只是在一言一語一飲一食下功夫”。因此，“《毀滅》便是生長。《毀滅》這是一首充滿了積極意味的詩”。該詩可謂是朱自清告別少年讀書郎那種“纏纏綿綿”的情感、“渺茫如輕紗”的憧憬，力拒“迷迷戀戀”的蠱惑，樹立起獨立人格精神的詩意宣言。1923年暑假，他和好友俞平伯同游南京的秦淮河，返校溫州十中后，他寫出《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描寫出富有詩情畫意的秦淮河景色和“歷史的重載”與“船里滿載著”的“惆悵”。文中重點寫了他遇到“難解的糾紛”：載歌妓的“七板子”上的伙計，跨到他坐的船上，拿著攤開的歌折，塞向他的手里，兜攬生意，要他點歌，他由“扭捏不安”“裝出大方的樣子”到“窘著再拒絕”。等伙計“不屑似的走了”后，“如釋了重負一般的”他和俞平伯就開始了關于“道德律的壓迫”的“自白”。后來“又來了兩只歌舫。伙計照前一樣的請我們點戲，我們照前一樣的拒絕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細膩真切地敘寫了一個不僅從精神上“毀滅”了“迷迷戀戀”的蠱惑，而且身體力行的有良知和道義感，且矛盾痛苦的自我形象。1924年2月他在溫州十中任教，所作散文《月朦朧，鳥朦朧，簾卷海棠紅》《綠》，以神奇、豐富的想象和獨特新穎的表現手法，抒發了他對藝術之美、自然之美的由衷喜愛。同年3月他在寧波第四中學任教，4月26日在《中國青年》第28期發表新詩《贈友》。詩中的“友”即鄧中夏，該詩是朱自清在讀了鄧中夏的文章《新詩人的棒喝》《貢獻于新詩人之前》及過洞庭湖時所作的兩首詩后，激動不已，感觸很深的應和之作。他在詩中歌吟道：“你的手像火把，/你的眼像波濤，/你的言語如石頭，/怎能使我忘記呢?//你飛渡洞庭湖，/你飛渡揚子江;/你要建紅色的天國在地上!/地上是荊棘呀，/地上是狐兔呀，/地上是行尸呀;//你將為一把快刀，/披荊斬棘的快刀!/你將為一聲獅子吼，/狐兔們披靡奔走!/你將為春雷一震，/讓行尸們驚醒!……”詩中塑造了一個為了在“荊棘地”上建立“紅色天國”而燃燒自己的中國的“丹柯”形象，在熱情歌頌革命先驅的同時，詩人也表達了自愧――朱自清創作中最深邃的、剖析靈魂的東西，詩人唱道：“去年一個夏天大早我見著你：/你何其憔悴呢?/你的眼還澀著，/你的發太長了!/但你的血的熱加倍的薰灼著!//在灰泥里輾轉的我，/仿佛被焙炙著一般!――”真誠地表達了景仰與自愧、自勵交織的心情。該詩不僅內容和節奏都是和鄧中夏的詩篇相應和，更重要的是從字里行間展現出詩人朱自清思想上新的高度，從惆悵到堅定，從毀舊到創新，他的精神境界不斷得到升華。這種升華來自朋友的熏陶和他自身善于擇友。朱自清在溫州十中時，與“書畫傳家二百年”的馬家兄弟交結，寫出散文精品《月朦朧，鳥朦朧，簾卷海棠紅》和《綠》;與好友俞平伯同游秦淮河后，寫出不同風格的同題散文《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并同時在《東方雜志》21卷2號上發表，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佳話;在北大讀書時，他參與中文系同學鄧中夏發起的“平民教育講演團“的活動，與之結下深厚的友誼，從教后又關注其在報紙上發表的詩文，生發了景仰之情，從而創作出與鄧中夏詩相媲美的真誠感人而又大氣磅礴的《贈友》詩。朱自清的創作應證了所謂“從你交的朋友，可看出你是什么人”的正確性。　　震驚中外的“五卅”參案爆發后，朱自清悲憤難平，創作《血歌》，“他一改過去的詩風，以簡短的句式排列，形成急促的節奏，如急雨，如戰鼓，激勵人們去向帝國主義者進行拼死的決斗。”自此以后，原想以文學為娛樂的朱自清，在血雨腥風的現實面前，手中的筆變為戰斗的武器。幾天后，他又寫出《給死者》詩，以哀悼“五卅”死難烈士，激發民族的義憤。1926年3月18日，他到清華大學任教已半年，這天他跟隨清華學校隊伍參加十萬群眾在天安門舉行的反對八國最后通牒抗議大會，親歷段祺瑞執政府大屠殺，幾天后，滿腔義憤的朱自清寫出《執政府大屠殺記》一文，以血的事實揭露軍閥政府的罪行。最令他感到痛心的是，他認識的一個清華學校的學生韋杰三當場被槍擊倒在地，后不幸在醫院逝世。他懷著悲痛的心情，寫了散文《哀韋杰三君》，哀悼學生的不幸遇難。

　　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在朱自清的心靈深處，他感到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帶來的痛苦，他將此種思緒化為詩作《塑我自己的像》，詩中寫道：“在我的兒時，/家里人教給我塑像;/……讓我在一間小屋里，/塑起自己的像。”開始時，家里人要“我”塑一座天官像，而“我”卻偷偷地塑起一座“將軍”像、“思想者”像，但塑像一個“從夢里飛去”，一個“怎么也塑不成”，于是，“我”想“塑起一個‘尋路人’的像，“在舊世界里找些新路”，但“我的像在塑以前已經碎了!但我還是看見它云霧中立著――/但我也只是看見，/它在云霧中立著!”詩作含蓄、深沉地展現了抒情主人公的理想一個個破滅后，仍執著追求而不能實現的痛苦。1927年“四一二”政變，使他“或多或少感著它的威脅”。朋友栗君勸他加入國民政府，他幾經考慮，辭絕了。7月，他寫了散文《荷塘月色》，文章通過對荷香月色細致生動的描寫，隱晦曲折地表達了自己內心的苦悶和微妙而又高遠超脫的心境。而1928年2月他所寫的隨筆《那里走》，是他由彷徨而想遁入書齋的苦悶之驅。他說：“胡適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我想套著他的調子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這便是我現在走著的路。”以國學為職業，可以逃避風險;以文學為娛樂，可以此“做些自己愛做的事業”，“不白活了一生”。但他這種對現實抱“暫時超脫”的態度，導致他“對當前文藝運動都不介入，生活圈子又極小，游離于主流之外，以至于漸漸感到心靈之水有點枯窘了。”1931年3月，他所作散文《論無話可說》(后收入散文集《你我》)可謂是此心情的真實寫照。他痛切地說：“十年前我寫過詩;后來不寫詩了，寫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寫得出了――現在是，比散文還要‘散’的無話可說!許多人苦于有話說不出，另有許多人苦于有話無處說;他們的苦還在話中，我這無話可說的苦卻在話外。我覺得自己是一張枯葉，一張爛紙，在這個大時代里。”審視自己十年來的文學生活，朱自清對當前的自己進行了剖析、苛責，他覺得自己有愧于“這個大時代”，沒有“自己的話”要說。他說：“真正有自己的話要說的是不多的幾個人;因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幾個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著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這是他對自己多年來為一家衣食，在庸庸碌碌的生活濁流里掙扎，所作出的痛楚的反省;是他經過多年辛勞生活的煎熬，所“蒸餾”出來的對人生、對文學的徹悟。難怪朱自清在《〈你我〉自序》中說，散文集《你我》中“作者最中意的”就是這篇《論無話可說》。1931年8月朱自清曾一度休假，留學英國，漫游歐洲，1932年7月返國。他歷歐數國寫成散文，陸續發表在《中學生》雜志上(后結集為《歐游雜記》和《倫敦雜記》)，以游記的方式與青年學生交流，做實實在在的“中西文化融合”的工作。

　　標志朱自清思想有了重大變化的，是聞一多遇刺后他所寫的《悼一多》，這是他擱筆20多年后寫的第一首白話詩。歷史似乎總是在重復，發生在身邊的血案，讓朱自清再次走出象牙塔，他一改以往“超然的溫和”和“中年人的穩健”，壓抑的激情和滿腔的悲憤化為燃燒著愛與恨的詩句：“你是一團火，/照徹了深淵;/指示著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團火，/照亮了魔鬼;/燒毀了自己!/遺燼里爆出個新中國!”歷經聞一多這“一團火”的“涅”，在民主浪潮的沖刷下，朱自清思想中的陰影開始消散。他在《新生報》上發表《什么是文學的“生路”》，他指出，知識分子的“生路”就是“作一個時代的人”，站到“平民的立場上來說話”。他的思想已結束中間狀態，向“政治社會的改革”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他特別喜愛魯迅的雜文，認為雜文是抨擊黑暗現實的利器，是開辟時代的“開路先鋒”。他寫出大量的雜文，如《文學的標準與尺度》《論書生的酸氣》《論不滿現狀》《論氣節》等。他向魯迅學習，以雜文為利器，嚴肅地觀察社會，冷靜地分析現實的矛盾，眼光已從個人的小天地，擴大到民生國計。他從書齋里的一個超脫的學者，成為走“向民間去”的進步作家;從以國學為“一種職業”的教授，成為融愛好與職業一體的作家教授;臨終前他在拒絕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的簽名，用行動譜寫了最后的令人欽敬的愛國之歌和新中國誕生前夕震撼人心的、悲壯的教授之歌。

　　三、從偏重舊文學研究，到新舊文學研究雙管齊下

　　1932年7月朱自清從歐洲回國，這段在國外一年的生活經歷，對他思想的開闊和學術水平的提升都有作用。回國后他被正式任命為清華大學文學系主任(1930年楊振聲離校，朱自清代中國文學系系主任。1931年朱自清出國休假期間由劉文典代理)。自此，朱自清主持系務長達十六年之久，實行“古今貫通、中外融匯”的教學方針，而具體到他個人的教學與研究，則可謂是新舊文學研究雙管齊下。

　　朱自清在清華大學中文系所采用的方針，基本上和前任主任楊振聲一致，即“用新觀點研究舊文學，創造新文學”。楊振聲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時，對朱自清很是器重，系里一切計劃多和朱自清商量。基于過去各大學中文系教學中存在的問題――與中外新潮隔絕，他們決定，中國文學系的教學方針應是：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化的融合。這也是朱自清在1923年為溫州十中所寫的校歌中所倡導的“上下古今一冶，東西學藝攸同”思想一脈相承的。他們擬定的課程總說明明確指出：“我們的課程的組織，一方面注重研究我們的舊文學，一方面更參考外國的現代文學。……換句話說，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必須研究中國文學。我們要創造的也是我們中國的新文學，不過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新文學罷了。”這個教學方針鮮明地體現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繼承是為了創新的教學理念，也是大學教育中的一種革新。協同楊振聲主任制定了中文系的教學方針后，朱自清帶頭實踐，開了“歌謠”和“中國新文學研究”兩門新課。王瑤談到“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及其《綱要》時說：“當時大學中文系的課程還有著濃厚的尊古之風，所謂許(慎)鄭(玄)之學仍然是學生入門的先導，文字、聲韻、訓詁之類課程充斥其間，而‘新文學’是沒有地位的。朱先生開設此課后，受到同學的熱烈歡迎，燕京、師大兩校也由于同學的要求，請他兼課……如果我們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朱先生的《綱要》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是帶有開創性的，它顯示著前驅者開拓的足跡”可以說，他所開的兩門新課，打破了中國文學系教學設置中尊古的舊格局，使不登大雅之堂的新文學和民間歌謠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有人曾說，朱自清與聞一多是清華中文系的雙子星座，聞是唐詩的現代傳人，朱是宋詩的現代傳人。由此看來，朱自清應既是宋詩、同時還是新文學的現代傳人。　　朱自清正式擔任系主任后，在迎新大會上報告了他的旅歐之行，著重介紹了英國的讀詩會和名人住宅以及游逛加爾東尼市場的情況，將“古今貫通、中外融匯”的教學方針落實到學校工作的每一個環節。朱自清本學期“主要講授《詩》《歌謠》《中國新文學研究》三門課，后又開講《陶詩》和《李賀詩》，努力從事國學的鉆研。”從他所開的課來看，他確實做到了古今貫通，不僅從事國學教學，同時還進行新文學教學;不僅盡力傳承古代優秀的文學，還著力于建設新的文學。

　　這種將“研究舊文學”與“創造新文學”緊密結合的方針，還體現在朱自清的學術研究中，舊文學研究方面，他還先后對古詩十九首、樂府、唐宋詩作過深入的研究，對李賀、陶淵明作過行年考證，寫有《十四家詩鈔》《宋五家詩鈔》《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李賀年譜》。論著有《經典常談》(文光書店1946年5月出版)，這是朱自清系統評述《詩經》《春秋》《楚辭》《史記》《漢書》等古籍的論文結集。這部著作與以往文學史籍研究的著作不同，以往的文學史籍以作家為主分條敘述和以文體分篇標目，他打破這種舊的體制，在對文體敘事中注意文體歷代的發展變化。他認為古典文學是“隨時代演變隨時代堆積的”，他將文學史的研究置于流動的、發展變化的歷史背景中，所以，他在論述文學現象時，強調作品的時代特色及其社會的聯系，從而對作品作出中肯的評價。這部著作至今仍是青年人研究古典文學的入門向導。

　　新文學研究方面，朱自清不僅對五四以來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白話文學進行“史”的研究，也對他所處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當前文學進行評論。朱自清所編的講義《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展史上一部珍貴的資料。王瑤評論說：“當時距‘五四’已有十年，新文學運動已經歷了它的倡導和開創的時期，各種文學體裁都出現了許多作者和作品，贏得了讀者的愛好，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但當時還沒有人對這一階段的歷程作過系統的回顧和總結，更沒有人在大學講壇上開過這類性質的課程。……因此朱先生的《綱要》可以說是最早用歷史總結的態度來系統研究新文學的成果。”

　　除了對新詩作“史”的研究，朱自清還積極地投入對新詩的評論及對當前文學的批評。朱自清在生活艱辛、身體不好的情況下，努力讀書，勤奮筆耕，撰寫出《新詩雜話》(作家書屋1947年12月出版)，書中對抗戰詩歌進行了滿腔熱情的評論。他主張文藝為抗戰服務，在《抗戰與詩》里，對新詩散文化的趨勢進行了肯定，認為散文化是“為了訴諸大眾，為了詩的普及”。為了配合抗戰的需要，他還對聞一多、艾青、臧克家、老舍等同時代的作家的作品進行了分析評價。在《愛國詩》一文中，他鼓勵詩人多寫愛國詩篇。他特別推崇聞一多，認為他是“唯一有意大聲歌詠愛國的詩人”，“他愛的是一個理想的完整的中國”。他還致力于當前文學創作的研究，他讀了卞之琳、穆時英、張天翼等的作品，寫出評論，作出細致的分析。他還對茅盾、施蟄存的作品進行了比較，認為“施蟄存的歷史小說的手法深入細致，遠遠超過了茅盾。他特別賞識《蝕》和《子夜》，認為真能表現時代的是這兩部作品。”他還和學生“大談茅盾的《子夜》，對這部長篇推崇備至，說不論取材、思想到氣魄，都是中國新文學劃時代的巨著，這才是站在時代最尖端的作品。”1945年他寫了《始終如一的茅盾先生》，對茅盾25年來為新文學所作的貢獻，做出了高度的評價。

　　值得一提的是，朱自清不僅為新文學史和新文學批評做了大量工作，還進行了文學理論、特別是詩論的研究。早在他在溫州十中任教時，就和俞平伯討論過有關文藝理論的問題。他寫了論文《文藝的真實性》，強調觀察的重要性，追求藝術的“個性”，呼吁“我們要有真實而自由的生活，要有真實而自由的文藝。”這種文學見解，“反映了朱自清當時的美學思想，決定了他此后的創作傾向和基調，這篇文章不啻為他的文藝創作的宣言書。”《詩言志辨》(開明書店1947年8月出版)是他功力最深的著作，他對“詩言志”“詩教”“比興”“正變”等四個方面的詩論作了研究，理清其發展變化的史跡，從而糾正了謬說。他作的詩論《詩的趨勢》，指出現代詩的趨勢在于“不愛‘晦澀’，不迷戀文字和技巧，而要求無修飾的平淡的實在感，要求明確的直截的詩。”還出版了文藝論文集《論雅俗共賞》(1948年版)。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研究，不是躲進象牙塔中的閉門造車，而是十分關注時代，關注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例如，針對當時楊振聲發表在1946年10月13日《大公報》上的文章《我們打開一條生路》，朱自清在《新生報》發表《什么是文學的“生路”》，與之展開討論。他在文章中說知識分子“要靠文藝為新時代服務”，“文人得作為平民而生活著，然后將那在生活的經驗表現，傳達出來”。可見他的思想已結束了中間狀態，從學者向戰士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朱自清的學術研究視野中，還有他一直關心著的中學、大學的語文教育，他出版了《語文零拾》，與葉圣陶合著《國文教學》《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等書。他還編過多種教材和課本，臨終前還與葉圣陶、呂叔湘合編《開明高級國文課本》等。“他是個盡職的勝任的國文教師和文學教師。”葉圣陶如是說。

　　終身從教而又難舍文學的朱自清，用他五十年的人生軌跡，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閃光的足跡和遠去的但永不會消失的“背影”，講臺上的朱自清，至今仍是教師的楷模。

　　參考資料：

　　1.張守常《最完美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

　　2.魏金枝《杭州一師時代的朱自清先生》，《文訊》第九卷第三期。

　　3.陳孝全《朱自清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4.朱自清《“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朱自清散文》，人民文學出版社。

　　5.朱自清《那里走》，《朱自清散文卷一：小品與隨筆》。

　　6.王瑤《先驅者的足跡――讀朱自清先生遺稿〈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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