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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作品《有口難辯》
慕尼黑啤酒節，比我預想的好看。
醉態，誰都見過，但成千上萬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記了身份和姓名，忘記了昨天和明天，實在壯觀。
醉態其實就是失態，失去平日的常態。常態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從眾慣性，這種慣性既帶來溝通的方便，又帶來削足適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幾乎所有人都會對這種痛苦產生麻木，漸漸把囚禁當作了天然。因此，偶爾失態，反倒有可能是一種驚醒，一種救贖。
但是，普通人沒有失態的勇氣，只能靠酒來遮蓋和幫助。只是這種幫助大多越出原本希望的界限，失態常常變成出丑。這真是人類的一大悲哀，維持慣性不行，失態出丑也不行。那就只能權衡輕重而取其一了：一般情況下天天慣性，特殊機遇中自我放縱。
啤酒節，讓這種自我放縱變成了群體公約，于是成了連最刻板的人也不反對的特殊機遇。
我在擠得密不透風的人群中邊走邊想，雖然還沒來得及搶到一杯啤酒，卻已被感染得醉意陶然。
懊像一進那個區域，所有的人都興奮起來了。我們的攝像機前一刻安靜不了，一張張怪臉沖著鏡頭又喊又叫，充滿了自我表演的瘋狂欲望。那一刻他們都纔華橫溢，滔滔不絕的演說詞噴瀉而出，關于德國與中國，關于人類和啤酒，等到被別的怪臉擠走，便在旁邊論述起『他人就是地獄”。他們感謝攝像機，順便也感謝起攝像機邊上的人，我們的一位小姐已被那批人擁抱親吻得滿臉油膩，只能逃上高空旋轉車去凌空翻騰。
端莊行走的老太太把吹氣紙龍戴在頭上，一伸一縮;滿臉責任的老大爺頂在頭上的是小酒桶，一步一顛。見了熟人高聲呼叫，像是死里逃生、劫后重逢，又哭又笑地抱在一起，其實他們只不過是辦公室的同事，或住宅的鄰居，上午剛剛見過。很多年輕和年長的男女當街以熱烈的動作傾訴衷腸，看情景不像是戀人和夫妻，也許是隱情突顯也許是舊情復萌由于酒的存在，看起來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幾個年輕人躺在街邊睡著了。更可佩服的是幾位老漢，筆挺地坐在人聲喧囂的路口石凳上，鼾聲陣陣。一個穿著黑西裝、打著考究領帶的胖紳士，猛一看應該是部長或大企業家，一手向上伸直，以一個偏斜的角度舉著黑禮帽，不搖不晃，像端著一個盛滿水的玻璃盅，兩眼微閉，正步向前，別人都為他讓步，他就這么一直走下去。
我身邊走著一位風度很好的中年男子，戴著眼鏡，笑容慈善。從外形看應該是大學教授，而且好像還沒喝酒。但很快我就發現錯了，是不是教授不知道，但一定已喝了不少，因為他突然感到了熱，想把褲子當街脫掉。
他輕聲用英語嘀咕：“抱歉，真熱”便解開了自己的皮帶，把褲子脫了下來，露出了三角內褲，但他忘了先脫皮鞋，兩條褲腿翻轉過來緊緊地纏住了他的腳踝，把他絆倒在地。我們周圍的人都想攙扶他起來，誰知他突然生氣，覺得堂堂男子漢脫條褲子怎么還要人侍候，便揮手把我們趕開。
兩位上了年紀的婦女估計是虔誠的教徒，滿臉同情地靠近前去不斷詢問：“你有什么需要我們幫助的嗎”這使他更火了，從喉嚨底吼了一聲，只顧狠命地拉扯褲子，把褲子的一個口袋底子給拉扯了下來。這時有一群同樣喝醉酒的年輕人上前圍住了他，嘲笑他的酒量，猜測他的職業，他幾次想站起身來把他們趕走，但每次都重重地絆倒。
這條路上本來就很擁擠，他這么一鬧幾乎堵塞了人流，于是很快，有七位警察把他圍住了，五位男警察，兩位女警察。男警察七手八腳把他從地上扶了起來，只聽一位女警察在說：“你怎么可以在大街上脫褲子你看有多少人在看你”
這話使他惱羞成怒，向著女警察一揚手：“誰叫你們女人看了”但畢竟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動作，這手揚到了女警察的肩膀。
“好啊你還動手”女警察正想找理由把他架走，這次順勢抓住了他的手，只輕輕一扭，就反到了背后。別的警察合力一抬，就把這位只穿三角內褲、又拖著纏腳長褲的體面男子抬走了。男女警察都在笑，因為他們知道他只是喝醉在啤酒節上，與質量無涉，甚至也未必是酒鬼。
正在這時，一輛鳴著警笛的救護車戛然停下，跳下幾位白衣醫生，去抬另外兩位醉臥在街心的壯漢，和一位因喝多了而哭泣不止的女郎。
我突然發現，腳邊有一副眼鏡，是剛纔教授模樣的脫褲男子丟下的，便連忙撿起來去追那群抬著他的警察。我想，如果他真是教授，明天還要上課，沒有眼鏡挺麻煩。
“喂———”我終于追上了他們，正要向警察遞上眼鏡，但猶豫了。因為這支抬醉漢的警察隊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漢簇擁著，那些醉漢正興高采烈地向警察遞上一杯杯啤酒和別的吃食，像是在慰問辛勞，警察們又好氣又好笑地一一擋回、推開。我如果在這種熱鬧中擠進去遞上一副眼鏡，在一片嘈雜聲中又說不清話，結果會是怎樣沒準兒警察會說：“這個東方人醉得離譜，居然送給我一副眼鏡”
我只能向警察說明我沒醉，但“我沒醉”恰恰是醉漢的口頭禪。
于是明白，在這里，不存在醉和沒醉的界限。啤酒節的最高魅力，是讓沒醉的人有口難辯。
那就干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鏡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漢，說聲“他的”，便轉身離開。
也許，唯一能表示我清醒的，是簡單和干脆。
盔甲里的善良
人人都說波恩美麗，卻又說不出它有什么名勝古跡。走了幾圈終于明白，真正的美麗不需要歷史來幫助，正像真正的幸福不需要故事來描述。
做了幾十年大國的首都卻幾乎沒有高樓，市政廣場攤販林立，最靠近市政廳的是一個醬菜鋪。
首都搬走了，剩下的最大榮耀可能就是貝多芬狹窄的故居。貝多芬彈出驚人的琴聲時還十分幼小，但反倒是這座城市感到了自己的小，催促孩子到維也納去。
貝多芬走了。維也納有大師，也有一大群似聽眾似批評家的貴族。他們成了貝多芬的新環境，而貝多芬，卻長久地把波恩帶在自己身上，故意讓他們不舒服。
曾經有不少文章記載，貝多芬脾氣很壞，鄙視一切沒有共同語言的人。他身矮體碩，皮膚黝黑，頭發蓬亂，愁眉苦臉，鄉下口音，用語粗俗，舉止缺乏教養，衣著寒傖骯臟……但是，據貝多芬長期的“義務私人秘書”申德勒最權威的詳細回憶，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貝多芬雖然生活比較樸素，但講究體面和清潔。那些見諸文字的惡意歪曲，是維也納的貴族目光在作祟。
貝多芬其實早就讀懂了他們的眼神。他最初也曾想溶入他們，但很快驚醒，萬萬不能。音樂的原創激情是一種生命的原始呼號，當這種呼號變成一種雅致的琮琮王爭王爭，只能是表演而不再是創造。貝多芬只要后退一步，周圍的眼神立即會變得柔和起來，而他卻撤離了生命的前沿，必然會快速地在交際酬酢中自沈自埋。誘惑那么強烈而堅持又那么困難，因此他必須穿起盔甲。他與貴族們格格不入的脾氣、形貌、口氣、衣著，就是他自衛的盔甲，一旦脫卸立即致命。
這樣當然會引起更多人的誤會，這些人未必是貴族卻是聽眾，他實在不想對他們也防范森嚴，但又怎么區分此間界線呢因此只能躲在盔甲里苦惱。
如雄獅般暴烈的他，有時柔聲細氣。我讀到過他的一句內心獨白：“盡管野性難馴，但我內心本善。”
難馴的野性也會失度，所以他需要喁喁私語，不知是自我安慰，還是自我警策。他已經看出了反抗、自衛、自恃的峻厲，很可能會與善良產生矛盾，不僅會掩蓋善良，而且也會吞食善良，因此提醒自己不要失去根本。世上很多反抗者不能成就偉大，便與此有關。
偉大的音樂再加上善良的內心，貝多芬其實已經圓滿。除此之外，一切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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