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演講稿

　　余光中，其文學生涯悠遠、遼闊、深沉，為當代詩壇健將、散文重鎮、著名批評家、優秀翻譯家。

　　余光中演講稿

　　崔明華主任、尹明華社長、余秋雨先生，還有跟我一樣從海外來的兩位作家女士，各位朋友們，下午好!

　　我覺得我們三個人能應邀來參加這么盛大的文化講壇，真的非常高興。而且很巧合，今天代表主辦單位的兩位先生的名字都叫“明華”，(全場笑)我的名字叫“光中”，好像對仗一樣，(全場笑)這是中文的美德。

　　早在1998、1999年，余秋雨先生和我就先后到湖南岳麓書院演講。我去演講的時候他們都跟我說，另一位余先生剛來講過，今天你來講是下了一點雨，上次那位余先生來講也下了雨，我說是“如余(魚)得水”嘛，(全場笑)兩條魚。不過他是秋雨應該下雨，我是光中應該出太陽。(全場笑)同時呢，余先生好幾年前去臺灣巡回演講，最后到了高雄，到我所任教的臺灣中山大學演講，那次演講會我是主持人，所以今天我們都沒有吃虧。(全場大笑)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愛護我們的母語》。我們的母語當然就是中文、漢語，在海外叫作華文、華語。我們現在身處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英文幾乎成為世界語了，可是以英文為母語的人大概不出四億人，主要是美國人、英國人，還有一些相關的民族和國家，比如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等等，加起來不過四億人。而以漢語為母語的人有十幾億人，再加上海外各地的華人。所以，母語人口最多的語言應該就是我們的漢語。

　　聽說現在很多國家的人士都在學中文，開始說有三千萬人，現在又說有六千萬人，總之是增加得很快。我一直覺得我們的中華文化像一個很大的圓形，圓心無所不在，圓周無處可尋，而這個圓的半徑就是中文了。這個半徑有多長，這個文化就能夠走多遠。所以我想我們從事寫作的人，就是想把這個大圓的半徑延長，讓這個圓顯得更加博大。

　　如果教科書把文言文拿掉了，那無異于剝奪了我們下一代的文化繼承權

　　剛才余秋雨先生也講到我們有幾千年的歷史，出過那么多了不起的作家。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像我們讀吳承恩的《西游記》，不用查字典，大部分人都可以讀懂。大約600年前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也是很簡單，盡管《三國演義》是文言文，不過高中生閱讀大概都沒有問題。再說更古一點的《孟子》，孟子都是2400多年前的人了，我們讀《孟子》也沒什么問題，《孟子》在諸子文章里面應該是語言最流暢、最能夠打動人心的。《史記》比較難讀一點，離現在約2100年了。可是到了離現在大約1600年的時候，陶淵明的詩，他的《桃花源記》也是非常好懂。更晚一點的李白，他的詩除了一些古風之外，五言尤其是七言絕句都是非常簡單的，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我們也不能說那么久以前的語言文字一定就是文言文，中國的詩詞曲雖然年代很久，可是根本就透明如白話。蘇東坡的《念奴嬌》、《水調歌頭》等等，大部分人也都能讀得懂。所以到了現在，古代的一些名句都變成成語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雪泥鴻爪”、“不識廬山真面目”等等。一位作家的好句子變成了后人的成語，這是一種了不起的文化遺產。

　　再看西方，就看現在最流行的英文語言體系，英國文學史一開始的一些文字，是在北歐的瑞典和挪威那一帶傳到英國來的。那是中世紀的文字，現在已經看不懂了，就要翻譯了。世界上有英文這種語言大概只有1000年，莎士比亞寫《哈姆雷特》的那個時代，根本就沒有英文，只是莎士比亞把英文擺在這些人的嘴里而已。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古典傳統悠久而豐富，我們的教育一定要教這些東西，不能讓它缺席，我甚至認為如果教科書里面把文言文拿掉了，那無異于剝奪了我們下一代的文化繼承權。對中華民族的學生而言，他們應該有權利繼承那么悠久豐富的中華文學、中華文化。

　　我們的語言里面還有一個成分，就是舊小說的語言。這個語言半新不舊，也不是文言文，也不是純白話，是介于其間。那其中當然也有一些是文言文，比如說《三國演義》、《聊齋》等等，當然其他大多是白話的。我這一代人在讀中學的時候，沒有電視看，沒有網絡可以上，也沒有今日的種種賞心樂事，我們課余干嘛呢?我們唯一的娛樂就是讀舊小說，讀得津津有味，不會比現在年輕人讀《哈利•波特》遜色。舊小說的語言，如果你讀久了之后，你的中文就會通的。甚至于都不必讀古典的東西，光讀舊小說就行，那些文字就非常之好。金庸的小說如此流行，跟他用舊小說的語言就有很大的關系。其實張愛玲有時候也用舊小說的語言，我中學時候讀過的張恨水的一些書也是用這種語言，臺灣有不少作家像張系國、張大春等等，還是用這種語言。這種語言其實是中國語言里面的另一度空間。

　　可是現在很不幸地出現了另外一種語言，我把它叫作“譯文體”，“Translationese”，就是翻譯出來的文體。翻得好的固然是很好，以前中國剛開始翻譯外文的時候往往使用文言文，像嚴復，像林琴南，像辜鴻銘，也還是很好。我甚至于覺得胡適用白話文寫的新詩，還不如他用離騷體翻譯的拜倫的《哀希臘》，我覺得后者更有味道一點。臺灣課本里面就有胡適、馬君武和蘇曼殊用騷體、用五言古詩、用七言古詩來翻譯的拜倫的《哀希臘》。不過這種譯文體發展到后來，大家的英文越學越起勁，中文越來越淡忘，中文就會發生西化，甚至發展到了某種程度成了惡性西化。

　　我常常看見有這樣的文體，也不一定是翻譯，他因為看翻譯看慣了，或者是英文讀得太認真了，比如說他會寫出像“他是他父親唯一的兒子”這樣的句子，這話用中文說應該就是“他是獨子”，對不對?(全場笑)再比如“他是一位素食主義者”，聽起來好有學問吶，某某主義者，其實我們中文只要說“他吃素”就完了。(全場大笑)再比如說這位政治家充滿了“前瞻性”，我們其實講“遠見”就很簡單了。遠見，英文是“Foresight”，中文就說成“前瞻性”。再比如說“企圖心”，其實我們本來講“雄心”、“雄圖壯志”就夠了。我更覺得，英文的“Sexual harassment”中文翻譯成“性騷擾”，當然很新很有味道，今天我們常常看到這個字眼。其實我們古人幾千年來有沒有這種事情?當然是有的。那有沒有這個說法呢?當然也是有的，就是“調戲”。(全場大笑)語言上占便宜，手腳不清不楚，就是調戲嘛，對不對?

　　有人說，老用成語是懶惰的表現，其實不然。有些成語里面有歷史，有地理，有典故，有文化的背景

　　“五四”運動到現在90年了，文言文是不是完全作廢了，跟我們的生活沒有關系了呢?我們是不是可以完全靠白話文來應付所有的問題了呢?不見得。因為我們還有幾千條甚至上萬條的成語，這些成語往往四個字或者三個字一句。

　　構造成語的美學基本要求，就是簡潔，然后是對仗，再有就是鏗鏘。對仗跟鏗鏘、跟平仄還有關系。我們每天講話一定會帶出很多成語，寫文章也是如此。假使一位作家、一位學者演講，完全不用成語，我想是不太可能的。當然，反過來說一個人寫文章只會用成語那也不行，絕對不成氣候。如果有人完全不會用成語或者用的常常是錯的話，那他這個人的'中文就有問題了。

　　有時候我問我的學生，我們中國人為什么講“張三李四”，為什么沒有聽人說“張四李三”?其實很簡單，我們講“張三李四”，就是平平仄仄。很多四字成語就是遵循著我剛才講的三個條件。我們說“千方百計”，沒人講“千計百方”。“言聽計從”，也沒有人講“言從計聽”。“瞻前顧后”，甚至于最熟悉的“鳥語花香”，正好是平平仄仄。“山明水秀”，也是平平仄仄。水可以秀，山為什么會明?山又不發光。可是我們講得理直氣壯。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犧牲一點點邏輯，而要成全這個美學。

　　這種成語太多了，“前呼后擁”啊，“旁門左道”啊，“千山萬水”，“千軍萬馬”，都是這樣。打仗的時候我們不會看見一個兵騎十匹馬，倒過來“千馬萬軍”也不行，也不能十個兵騎在一匹馬上，可是我們不假思索地說“千軍萬馬”，極言其多啊，極言軍馬之多。我們不會去算，到底十比一是怎么來的。因為“千軍萬馬”、“千山萬水”，平平仄仄就是好聽。我想了很久，四字成語里面很少有違背這個規矩的。唯一“不正經”的一句成語，就是“亂七八糟”。(全場笑)因為按照美學應該是“亂七糟八”，或者“七亂八糟”，結果它就偏偏是“亂七八糟”，所以就亂七八糟。(全場大笑)

　　幾年前臺灣的“教育部長”說，一個人老用成語是懶惰的表現，我認為不然，所以跟他有好幾次的爭吵。因為用普通的成語，“鳥語花香”啊，“山明水秀”啊，固然是簡單，可是有些成語里面有歷史，有地理，有典故，有文化的背景，像“得隴望蜀”、“朝秦暮楚”之類，就不是那樣簡單了。所以真正把成語掌握好的人，絕對不是懶惰的，一定是相當認真的。最近臺灣有一位“立法委員”在開會的時候說，臺灣這個高鐵現在虧空得不得了，他要說“債臺高筑”，結果說成了“債筑高臺”，所以有些成語還是常常會弄錯。

　　現在我們學英文，都把英文用到中文里來了。臺灣發明了一個“作秀”，“To make a show”，表演、作秀;香港把計程車叫作“的士”，那大陸就把它轉一個彎叫“打的”，中文的動詞“打”是什么都可以打的，(全場笑)打擊敵人，打交道，什么都可以打，當然的士也免不了“打”一下。(全場笑)

　　其實我們的中文和英文差別非常之大，比如說英文里面很重要的連接詞和介詞在中文里都是可有可無的，寫文章有時候沒有是最好的。比如我們說“君臣”、“主仆”、“父母”、“夫妻”、“老少”、“來往”等等，這些我們中間都沒有連接詞，英文就一定要說“Husband and wife”(夫妻)、“Master and server”(主仆)、“The old and the young”(老少)、“Come and go”(來往)，沒有人把“來來往往”叫“Come come go go”，(全場大笑)沒有這樣的說法。我們說“士兵必須愛國”，6個字就可以了，可是英文不可以，英文必須要說“一個士兵必須愛他的國家”，英文老師一定講“A soldier must love his country”，英文絕對不可以講“Soldier must love country”，這樣不通。可是中國人覺得無所謂，士兵必須愛國，一個士兵愛國，5個士兵照樣愛國，愛國總是愛自己的國，不會愛到菲律賓去，對不對?(全場笑)“一個”啦，“他的”啦，對中文來講都沒有用。在寫作甚至在翻譯上面能夠注意到這一點的人，他的文筆一定是比較簡潔的。

　　方言雖有不同，可是我們說的普通話是一樣的。根要求其深，文要求其便，心要求其平

　　簡體字和繁體字在兩岸之間引起很大的討論，很多文章都很有道理，不過我以一個受害人的身份舉一個例子。我這“余光中”三個字簡無可簡，對不對?(全場笑)偏偏有大陸的朋友認為我這個“余”字一定是簡化的結果，所以他為了尊重起見，就主動加上了一個“饣”字旁，我就變成“有馀”的“馀”了。(全場笑)“余光中”就變成暗淡的暮色了。我的妻子叫“范我存”，她姓范，范仲淹的范。那么也有人認為這個“范”一定是簡化的結果，所以就自動地還原為師范大學的那個繁體字“”。甚至于在大陸吃飯的時候，我座位前面的名牌都用那個“馀”。

　　兩岸之間同用一種文字已經漸漸地有了相當的差別，就像英英和美英一樣，同樣是英文，使用起來已經有點差別，不過這是另一個問題了，今天來不及討論了。

　　孔子在2000多年前曾經嘆一口氣，他說“道不行，乘桴桴于海”，意思說我這套仁義的道理，這些諸侯都聽不進去，他就對子路他們說，我們還不如編個竹筏到海外去吧，他很失望。不過今天如果孔子還在的話，他一定覺得蠻高興，今日的情況是什么樣呢，中國在海外辦了幾百所孔子學院。所以孔子的這句話應該改一改，叫“道大行，乘桴桴于海”，海外都有孔子學院。

　　我這個月初到新加坡的國立理工大學去演講，就是為他們的孔子學院演講的。孔子學院到底要教什么，當然是要教中文，外國學生如果一開頭不把中文學好,也不能接受中華文化。我女兒在美國一個小鎮上也做過中文學校的校長，她說教科書里教的中文大多是北京的兒話語，花兒、蟲兒、鳥兒、魚兒的，等等。(全場笑)我以前在美國也教過中文，那個課本用起來也不大方便，因為雞蛋叫作“雞仔兒”，蛋花湯叫作“雞仔兒湯”，肥皂叫作“胰子”。所以有美國人學了這樣子的中文，跑到中國南方的店里面說我要買“胰子”，他永遠買不到。我的演講時間大概快到了。(全場笑)

　　今天我們這個主題是“同根•同文•同心”，非常好。就是因為這樣的關系，我們三個人在臺上可以跟大家溝通，因為我們就是同根、同心，同時更重要的是同文。方言雖有不同，可是我們說的普通話是一樣的，因此我覺得根要求其深，文要求其便，心要求其平。

　　根要求其深，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要“相煎”要和平。文應該就是當年“五四”運動的時候胡適提倡國語的文學，他說想求國語的文學，先要鍛煉文學的國語。我認為現在行得通的文學的國語，就是大家都會講的普通話，就是求其便。那么心求其平呢，就是所有的華人，大陸的海外的，讓我們都希望中國能夠富強、強大，朝更理想的愿景前進，所以我們需要平心靜氣，將心比心，然后心心相印。

　　上海是華人世界最繁華、最大的都市之一，應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其實很多地方往往是經濟發展了，有錢了，然后文化發展才有了條件。看看以前的揚州吧，要是沒有揚州的財富，恐怕揚州八怪就到別處去畫畫了。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就是因為當地有富豪，又有文化，才有這么多的畫家來畫畫。巴黎也是這樣。其實巴黎那么多的大畫家，比如西班牙去的畢加索，俄羅斯去的夏加爾等等，都是外國去的，甚至凡•高也在那里住過兩年。

　　我想上海已經有這個條件，所以我相信隨著文化講壇不斷地舉辦，上海人更會有一種雄心，能為中國文化創造更遠大的前途，謝謝!(全場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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