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談國文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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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談國文啟蒙

　　一九四〇年秋天，我進入南京青年會中學，成為初一的學生。那家中學在四川江北縣悅來場，靠近嘉陵江邊，因為抗戰，才從南京遷去了當時所謂的“大后方”。不能算是甚么名校，但是教學認真。我的中文跟英文底子，都是在那幾年打結實的。尤其是英文老師孫良驥先生，嚴謹而又關切，對我的教益最多。當初若非他教我英文，日后我是否進外文系，大有問題。

　　至于國文老師，則前后換了好幾位。川大畢業的陳夢家先生，兼授國文和歷史，雖然深度近視，戴著厚如醬油瓶底的眼鏡，卻非目光如豆，學問和口才都頗出眾。另有一個國文老師，已忘其名，只記得儀容儒雅，身材高大，不像陳老師那么不修邊幅，甚至有點邋遢。更記得他是北師大出身，師承自多名士耆宿，就有些看不起陳先生，甚至溢于言表。

　　高一那年，一位前清的拔貢來教我們國文。他是戴伯瓊先生，年已古稀，十足是川人慣稱的“老夫子”。依清制科舉，每十二年由各省學政考選品學兼優的生員，保送入京，也就是貢入國子監。謂之拔貢。再經朝考及格，可充京官、知縣或教職。如此考選拔貢，每縣只取一人，真是高材生了。戴老夫子應該就是巴縣(即江北縣)的拔貢，舊學之好可以想見。冬天他來上課，步履緩慢，意態從容，常著長衫，戴黑帽，坐著講書。至今我還記得他教周敦頤的《愛蓮說》，如何搖頭晃腦，用川腔吟誦，有金石之聲。這種老派的吟誦，隨情轉腔，一詠三嘆，無論是當眾朗誦或者獨自低吟，對于體味古文或詩詞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現在的學生，甚至主修中文系的，也往往只會默讀而不會吟誦，與古典文學不免隔了一層。

　　國文班上，限于課本，所讀畢竟有限，課外研修的師承則來自家庭。我的父母都算不上甚么學者，但他們出身舊式家庭，文言底子照例不弱，至少文理是曉暢通達的。我一進中學，他們就認為我應該讀點古文了，父親便開始教我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母親也在一旁幫腔。我不太喜歡這種文章，但感于雙親的諄諄指點，也就十分認真地學習。接下來是讀《留侯論》，雖然也是以知性為主的議論文，卻淋漓恣肆，兼具生動而鏗鏘的感性，令我非常感動。再下來便是《春夜宴桃李園序》、《吊古戰場文》、《與韓荊州書》、《陋室銘》等幾篇。我領悟漸深，興趣漸濃，甚至倒過來央求他們多教一些美文。起初他們不很愿意，認為我應該多讀一些載道的文章，但見我頗有進步，也真有興趣，便又教了《為徐敬業討武里檄》、《滕王閣序》、《阿房宮賦》。

　　父母教我這些，每在講解之余，各以自己的鄉音吟哦給我聽。父親誦的是閩南調，母親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操從鄉音深處召喚著我，對我都有異常的親切。就這么，每晚就著搖曳的桐油燈光，一遍又一遍，有時低回，有時高亢，我習誦著這些古文，忘情地贊嘆駢文的工整典麗，散文的開闔自如。這樣的反復吟詠，潛心體會，對于真正進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歷史，涵泳文化，最為深刻、委婉。日后我在詩文之中展現的古典風格，正以桐油燈下的夜讀為其源頭。為此，我永遠感激父母當日的啟發。

　　不過那時為我啟蒙的，還應該一提二舅父孫有孚先生。那時我們是在說來場的鄉下，住在一座朱氏宗祠里，山下是南去的嘉陵江，濤聲日夜不斷，入夜尤其撼耳。二舅父家就在附近的另一個山頭，和朱家祠堂隔谷相望。父親經常在重慶城里辦公，只有母親帶我住在鄉下，教授古文這件事就由二舅父來接手。他比父親要閑，舊學造詣也似較高，而且更加喜歡美文，正合我的抒情傾向。

　　他為我講了前后《赤壁賦》和《秋聲賦》，一面捧著水煙筒，不時滋滋地抽吸，一面為我娓娓釋義，哦哦誦讀。他的鄉音同于母親，近于吳儂軟語，纖秀之中透出儒雅。他家中藏書不少，最吸引我的是一部插圖動人的線裝《聊齋志異》。二舅父和父親那一代，認為這種書輕佻側艷，只宜偶爾消遣，當然不會鼓勵子弟去讀。好在二舅父也不怎么反對，課余任我取閱，縱容我神游于人鬼之間。

　　后來父親又找來《古文筆法百篇》和《幼學瓊林》、《東萊博議》之類，抽教了一些。長夏的午后，吃罷綠豆湯，父親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細覽他的《綱鑒易知錄》，一面嘆息盛衰之理，我則暢讀舊小說，尤其耽看《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甚至《封神榜》、《東周列國志》、《七俠五義》、《包公案》、《平山冷燕》等等也在閑觀之列，但看得最入神也最仔細的，是《三國演義》，連草船借箭那一段的《大霧迷江賦》也讀了好幾遍。至于《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則要到進了大學才認真閱讀。當時初看《紅樓夢》，只覺其婆婆媽媽，很不耐煩，竟半途而廢。早在高中時代，我的英文已經頗有進境，可以自修《莎氏樂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by Charles Lamb)，甚至試譯拜倫《海羅德公子游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片段。只怪我野心太大，頭緒太多，所以讀中國作品也未能全力以赴。

　　我一直認為，不讀舊小說難謂中國的讀書人。“高眉”(high-brow)的古典文學固然是在詩文與史哲，但“低眉”(low-brow)的舊小說與民謠、地方戲之類，卻為市并與江湖的文化所寄，上至騷人墨客，下至走卒販夫，廣為雅俗共賞。身為中國人而不識關公、包公、武松、薛仁貴、孫悟空、林黛玉，是不可思議的。如果說莊、騷、李、杜、韓、柳、歐、蘇是古典之葩，則西游、水滸、三國、紅樓正是民俗之根，有如圓規，缺其一腳必難成其圓。

　　讀中國的舊小說，至少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認識舊社會的民俗風土、市井江湖，為儒道釋俗化的三教文化作一注腳;另一則是在文言與白話之間搭一橋梁，俾在兩岸自由來往。當代學者概嘆學子中文程度日低，開出來的藥方常是“多讀古書”。其實目前學生中文之病已近膏育，勉強吞咽幾丸孟子或史記，實在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根底太弱，虛不受補。倒是舊小說融貫文白，不但語言生動，句法自然，而且平仄妥帖，詞匯豐富;用白話寫的，有口語的流暢，無西化之夾生，可謂舊社會白語文的“原湯正味”，而用文話寫的，如《三國演義》、《聊齋志異》與唐人傳奇之類，亦屬淺近文言，便于白話過渡。加以故事引人入勝，這些小說最能使青年讀者潛化于無形，耽讀之余，不知不覺就把中文摸熟弄通，雖不足從事甚么聲韻訓詁，至少可以做到文從字順，達意通情。

　　我那一代的中學生，非但沒有電視，也難得看到電影，甚至廣播也不普及。聲色之娛，恐怕只有靠話劇了，所以那是話劇的黃金時代。一位窮鄉僻壤的少年要享受故事，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讀舊小說。加以考試壓力不大，都市娛樂的誘惑不多而且太遠，而長夏午寐之余，隆冬雪窗之內，常與諸葛亮、秦叔寶為伍，其樂何輸今日的磁碟、錄影帶、卡拉OK?而更幸運的，是在“且聽下回分解”之余，我們那一代的小“看官”們竟把中文讀通了。

　　同學之間互勉的風氣也很重要。巴蜀文風頗盛，民間素來重視舊學，可謂弦歌不輟。我的四川同學家里常見線裝藏書，有的可能還是珍本，不免拿來校中炫耀，乃得奇書共賞。當時中學生之間，流行的課外讀物分為三類：即古典文學，尤其是舊小說;新文學，尤其是三十年代白話小說;翻譯文學，尤其是帝俄與蘇聯的小說。三類之中，我對后面兩類并不太熱衷，一來因為我勤讀英文，進步很快，準備日后直接欣賞原文，至少可讀英譯本，二來我對當時西化而生硬的新文學文體，多無好感，對一般新詩，尤其是普羅八股，實在看不上眼。同班的吳顯恕是蜀人，家多古典藏書，常攜來與我共賞，每遇奇文妙句，輒同聲嘖嘖。有一次我們迷上了《西廂記》，愛不釋手，甚至會趁下課的十分鐘展卷共讀，碰上空堂，更并坐在校園的石階上、膝頭攤開張生的苦戀，你一節，我一段，吟詠甚么“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的龐兒罕曾見”。后來發現了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也激賞了一陣，并傳觀彼此抄下的佳句。

　　至于詩詞，則除了課本里的少量作品以外，老師和長輩并未著意為我啟蒙，倒是性之相近，習以為常，可謂無師自通。當然起初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覺得美，覺得親切而已。遇到典故多而背景曲折的作品，就感到隔了一層，紛繁的附注也不暇細讀。不過熱愛卻是真的，從初中起就喜歡唐詩，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與宋之詞，歷大學時代而不衰。

　　最奇怪的，是我吟詠古詩的方式，雖得閩腔吳調的口授啟蒙，兼采二舅父哦嘆之音，日后竟然發展成唯我獨有的曼吟回唱，一波三折，余韻不絕，跟長輩比較單調的誦法全然相異。五十年來，每逢獨處寂寞，例如異國的風如雪夜，或是高速長途獨自駕車，便縱情朗吟“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或是“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 頓覺太白、東坡就在肘邊，一股豪氣上通唐宋。若是葉起更高古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意興就更加蒼涼了。

　　《晉書》王敦傳說王敦酒后，輒詠曹操這四句古詩，一邊用玉如意敲打唾壺作節拍，壺邊盡缺。清朝的名詩人龔自珍有這么一首七絕：“回腸蕩氣感精靈，座容蒼涼酒半醒。自別吳郎高詠減，珊瑚擊碎有誰聽?”說的正是這種酒酣耳熱，縱情朗吟，而四座共鳴的豪興。這也正是中國古典詩感性的生命所在。只用今日的國語來讀古詩或者默念，只恐永遠難以和李杜呼吸相通，太可惜了。

　　前年十月，我在英國六個城市巡回誦詩。每次在朗誦自己作品六七首的英譯之后，我一定選一兩首中國古詩，先讀其英譯，然后朗吟原文。吟聲一斷，掌聲立起，反應之熱烈，從無例外。足見詩之朗誦具有超乎意義的感染性，不幸這種感性教育今已蕩然無存，與書法同一式微。

　　去年十二月，我在“第二屆中國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對各國的漢學家報告我中譯王爾德喜劇《溫夫人的扇子》的經驗，說王爾德的文字好炫才氣，每今譯者“望洋興嘆”而難以下筆，但是有些地方碰巧，我的譯文也會勝過他的原文。眾多學者吃了一驚，一起抬頭等待下文。我說：“有些地方，例如對仗，英文根本比不上中文。在這種地方，原文不如譯文，不是王爾德不如我，而是他撈過了界，竟以英文的弱點來碰中文的強勢。”

　　我以身為中國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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