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愛情故事

　　元稹，字微之，別字威明，河南洛陽（今屬河南）人，唐朝大臣、文學家。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關于元稹的愛情故事內容，歡迎大家閱讀，

　　為了功名，拋棄“崔鶯鶯”

　　元稹的母親鄭氏是個了不起的女人，那時家中“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元稹根本無錢上學，鄭氏就親自教元稹讀書識字，擔當起教育兒子的重任。

　　元稹自小勤奮好學，不僅直接受教于母親，還常常從鄰人家里借書。九歲時，元稹作詩成熟，驚嘆于長輩。

　　唐德宗貞元八年(792年)冬天，十三歲的元稹回到長安。第二年應試明經科及第。唐代科舉名目甚多，而報考最多的科目則為進士和明經兩科。不過兩科相比也有難易之分，進士科難，“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而明經科相對而言比較容易。元稹為盡快擺脫貧困，獲取功名，選擇投考的為相對容易的明經科，一考成功。及第之初的元稹卻一直無官，閑居于長安。但他沒有終止勤奮學習，京城的文化環境和他的廣泛興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養。

　　貞元十五年(799年), 元稹到蒲州(今山西永濟市)任小職，與其母系遠親崔姓之少女名“雙文”者(即后來傳奇小說《鶯鶯傳》中的崔鶯鶯)戀愛。崔鶯鶯才貌雙全，而且家中富有，但畢竟沒有權勢，這與元稹理想中的婚姻存在很大距離。根據唐代的舉士制度，士之及第者還需要經過吏部考試才能正式任命官職，所以元稹于貞元十六年(800年)再赴長安應試。元稹自從赴京應試以后，以其文才卓著，被新任京兆尹韋夏卿所賞識，且與韋門子弟交游，從而得知韋夏卿之女韋叢尚未許配與人，于是意識到這是一個走門路、攀高枝的絕好機會。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與白居易同登書判撥萃科，進入秘書省任校書郎。求官心切的元稹考慮到崔鶯鶯雖然才貌雙全，但對他的仕途進取沒有多大幫助，所以權衡得失，最后還是棄鶯鶯而娶了韋叢。

　　也許是受良心的譴責，也許是對初戀情人崔鶯鶯的難以忘懷，所以很多年以后，元稹以自己的初戀為原型，創作了傳奇小說《鶯鶯傳》，即后來《西廂記》的前身。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元稹還寫了《離思》詩五首，以“懷念”崔鶯鶯，其中第四首中有“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的句子，為后世所傳誦。“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意思是他對其她女色絕無眷戀之心，除“君”之外，再沒有能使自己動情的女子了。但事實并不是這樣，元稹到了長安，為了求取功名，竟無情地把他的初戀情人崔鶯鶯拋棄了，娶了對他有“幫助”的韋叢。通過這些華美的詞句，我們看到了一個虛偽的元稹，一個把感情當兒戲的元稹。

　　紙上談兵 一娶再娶

　　韋叢，字蕙叢，京兆尹韋夏卿的幼女、掌上明珠。貞元十九年，韋夏卿改任太子賓客、東都留守，一時間門庭顯貴。元稹《夢游春七十韻》有句云：“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元稹又有《陪韋尚書丈歸履信宅因贈韋氏兄弟》詩云：“紫垣騶騎入華居，公子文衣護錦輿。眠閣書生復何事，也騎羸馬從尚書。”可見他從出入韋門到成為韋家的女婿，在極盡奉承贊美的同時，感到是無比自豪的。

　　元稹與韋叢結婚時，正是元稹科舉落榜，最為失落的時候，但韋夏卿很賞識元稹的才華，相信元稹大有前途，所以把女兒許配給了他。結婚后兩人相親相愛，感情親密無間。韋叢聰慧賢淑，不好富貴，不慕虛榮，任勞任怨。韋叢去世后，元稹在詩中記錄了當時的情景：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 顧我無衣收藎篋，泥他沽酒扒金釵。 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遺悲懷三首》)

　　這首詩的意思是說，高門富貴之家最疼愛的小女兒自從嫁給我這個貧困的文人，處處都表現得可愛乖巧。看見我衣服單薄，就翻箱倒篋的想找點衣料給我縫制衣服。見朋友來了，還拔掉自己頭上最心愛的金簪子，換錢給我們買酒喝。因為家里貧困你只能采些野菜做飯吃，連長長粗糙的豆葉你也放在口中還覺得甘甜。你總是仰望著古槐樹，盼望著它能多掉下幾片葉子，好增添更多的柴薪把火生得更旺一些。現在我終于出人頭地做了大官，俸錢都過十萬了。可你卻已經離去，我沒有機會報答你，我只有給你燒些紙錢拜祭你……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 元稹應科舉，名列第一，授左拾遺。其間他頻頻上書議論時政，五個月后即被貶為河南縣尉。其后為母喪丁憂了三年。元和四年(809年)，元稹除去孝服，得宰相裴度提拔，任東川(今四川三臺)監察御史，出使劍南東川，調查民風民情，時年三十歲。就在這一年七月，他的妻子韋叢因病去世，年僅二十七歲。元稹悲痛萬分，他既為自己沒有讓妻子過一天好日子感到無限的愧疚，也為妻子過早地離開自己而極度傷心。他在《遺悲懷三首》中寫道：“惟將長夜終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仿佛是在為妻子表白自己的心跡：我將永遠想著你，以平生不再娶來報答為自己操勞多年的愛妻。然而，不到兩年時間，元稹就于元和六年春天在江陵續娶安仙嬪為妾。

　　元稹于元和五年出貶江陵(今湖北荊州)。四月上旬，元稹到達江陵，雖在政治上受到了挫折，但在貶所并不寂寞。元稹的老朋友李景儉(曾是元稹岳父韋夏卿的部下)、張季友、王文仲等也在江陵府任職，他們一起詩文贈答，宴飲出游，似乎趕走了他的喪妻之痛。李景儉見元稹生活無人照顧，就在元和六年(811年)春末夏初(一說寒食節)，將表妹安仙嬪嫁與他作側室，成就了元稹的第二次婚姻。從這時開始，元稹將他所謂的愛情轉注到安仙嬪身上。

　　元和九年(814年)秋，安仙嬪在江陵府給元稹留下一個孩子后也去世了。元和十年，元稹出貶通州(今四川達州)司馬，后以養病為由北上興元，在那兒再次組織家庭，與裴淑結婚。

　　裴淑(字柔之)是新任涪州(今重慶市涪陵區)刺史裴鄖的女兒。裴鄖由長安赴任，先到興元府報到，歡迎宴會期間，元稹和裴淑一見鐘情，遂與之結婚。裴淑也不是一般的女子，她有才思，工于詩，與元稹很“般配”。元稹在興元府“樂不思蜀”，直到他同裴淑的孩子元樊滿了三個月后才動身返回通州任上。

　　言而無信 只戀不娶

　　元稹與唐代女詩人薛濤的姐弟戀，更可以看出元稹對于感情的態度。

　　元和四年，元稹任東川監察御史的時候，聽說成都有一位才貌雙全的女校書，名叫薛濤，很是仰慕。后來在朋友的安排下與薛濤相識，很快被薛濤的詩才所傾倒。他們互相走筆作詩，唱和往還，獨身的薛濤漸漸鐘情于這位風流才子。但是，元稹在認識薛濤的第二年，就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因而與薛濤分別。

　　元稹被貶江陵后，薛濤在《贈遠》詩中有“月高還上望夫樓”的句子，顯然薛濤已經把元稹當作了自己的丈夫，對他蘊含著熾烈的愛戀之情，表明他們的關系已非同一般。但是，元稹根本沒有娶薛濤的意思。原因有三：第一，與薛濤熱戀的時候，他已是有婦之夫，不能再娶;第二，兩人的年齡懸殊過大。當時元稹才三十出頭，而薛濤已經四十一歲了;第三，薛濤是樂籍出身，實際上是一個風塵女子，社會地位低下，對元稹的仕途根本沒有幫助。如果說前兩個原因是客觀原因的話，那第三個原因才是元稹不娶薛濤的主觀原因，也是最致命的原因。

　　元稹離開薛濤的時候，他的妻子韋叢已經去世，如果他真想娶薛濤為妻的話，這是一個機會。但元稹并沒有娶薛濤，而是娶了安仙嬪。元和九年，安仙嬪去世后，老天爺又給元稹迎娶薛濤的機會，但元稹還是沒有娶薛濤，而是在元和十年娶了裴淑為妻。因此，在元稹的骨子里，他根本是不會娶薛濤為妻的。

　　問題是，你不娶人家也就算了，元稹在離開薛濤的時候，曾經信誓旦旦地承諾，有機會一定要來接薛濤。他的承諾，讓癡情的薛濤苦苦等待，等了一年又一年，最終也沒有結果，以致終身未嫁。

　　長慶二年(822年)，元稹被貶為同州(今陜西大荔)刺史，長慶三年改轉越州(今浙江紹興)刺史兼浙東觀察使。

　　這時，元稹與薛濤分別已經十多年了，已過不惑之年的元稹忽然舊情萌發，頗有意想把多年未見的薛濤(其時已年過半百)接過來“敘舊”。恰巧，他遇見了浙東名妓劉采春。劉采春是伶工周季崇之妻，當年也40歲左右，風姿綽約，正隨著其夫在浙東演出。劉采春擅長唱歌，既能作曲，還會寫詩，元稹立刻被迷住了，薛濤自然被拋在腦后。他開始與劉采春頻繁交往，并作詩贈給劉采春。元稹迷戀新歡，忘棄舊好，與劉如膠似漆。元稹曰：“她詩才雖不如濤，但容貌佚麗，非濤所能比也。”

　　大和三年(829年)，元稹再入朝任尚書左丞(四個月)。大和四年正月，元稹自尚書左丞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詔命下，其妻裴淑不樂，元稹以詩相慰，淑亦以詩答之。元稹《贈柔之》：“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自恨風塵眼，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曜，紅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隨即是家。”

　　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元稹暴卒于武昌軍節度使任所，終年五十二歲。

　　拓展閱讀：元稹離思

　　《離思》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譯文】

　　曾經到臨過滄海，別處的水就不足為顧;若除了巫山，別處的云便不稱其為云。倉促地由花叢中走過，懶得回頭顧盼;這緣由，一半是因為修道人的清心寡欲，一半是因為曾經擁有過的你。

　　【鑒賞】

　　首二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是從《孟子·盡心》篇“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變化而來的。兩處用比相近，但《孟子》是明喻，以“觀于海”比喻“游于圣人之門”，喻意顯明;而這兩句則是暗喻，喻意并不明顯。滄海無比深廣，因而使別處的水相形見絀。巫山有朝云峰，下臨長江，云蒸霞蔚。據宋玉《高唐賦序》說，其云為神女所化，上屬于天，下入于淵，茂如松榯，美若嬌姬。因而，相形之下，別處的云就黯然失色了。“滄海”、“巫山”，是世間至大至美的形象，詩人引以為喻，從字面上看是說經歷過“滄海”、“巫山”，對別處的水和云就難以看上眼了，實則是用來隱喻他們夫妻之間的感情有如滄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廣和美好是世間無與倫比的，因而除愛妻之外，再沒有能使自己動情的女子了。

　　“難為水”、“不是云”，情語也。這固然是元稹對妻子的偏愛之詞，但像他們那樣的夫妻感情，也確乎是很少有的。元稹在《遣悲懷》詩中有生動描述。因而第三句說自己信步經過“花叢”，懶于顧視，表示他對女色絕無眷戀之心了。

　　第四句即承上說明“懶回顧”的原因。既然對亡妻如此情深，這里為什么卻說“半緣修道半緣君”呢?元稹生平“身委《逍遙篇》，心付《頭陀經》”(白居易《和答詩十首》贊元稹語)，是尊佛奉道的。另外，這里的“修道”，也可以理解為專心于品德學問的修養。然而，尊佛奉道也好，修身治學也好，對元稹來說，都不過是心失所愛、悲傷無法解脫的一種感情上的寄托。“半緣修道”和“半緣君”所表達的憂思之情是一致的，而且，說“半緣修道”更覺含意深沉。清代秦朝釪《消寒詩話》以為，悼亡而曰“半緣君”，是薄情的表現，未免太不了解詩人的苦衷了。

　　元稹這首絕句，不但取譬極高，抒情強烈，而且用筆極妙。前兩句以極至的比喻寫懷舊悼亡之情，“滄海”、“巫山”，詞意豪壯，有悲歌傳響、江河奔騰之勢。后面，“懶回顧”、“半緣君”，頓使語勢舒緩下來，轉為曲婉深沉的抒情。張弛自如，變化有致，形成一種跌宕起伏的旋律。而就全詩情調而言，它言情而不庸俗，瑰麗而不浮艷，悲壯而不低沉，創造了唐人悼亡絕句中的絕勝境界。“曾經滄海”二句尤其為人稱誦。

　　人物生平

　　元稹于唐代宗大歷十四年（779年）二月出生于東都洛陽城南，父元寬，母鄭氏。為北魏宗室鮮卑族拓跋部后裔，家族久居洛陽，世代為官。

　　元稹八歲時父親元寬去世，家貧無業，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其出生書香門第的母親鄭氏擔起了教育元稹的擔子。

　　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年），十五歲的元稹為盡快擺脫貧困，獲取功名，選擇投考相對容易的明經科，參加朝廷舉辦的“禮記、尚書”考試，以明兩經擢第。

　　初進宦海

　　貞元九年（793年），明經及第之初的元稹卻一直無官，閑居于京城，但沒有終止勤奮學習。家庭藏書為他提供了博覽群書的條件，京城的文化環境和他的廣泛興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養。

　　貞元十年（794年）得陳子昂《感遇詩三十八首》詩及杜甫詩數百首悉心讀之，始大量作詩。

　　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歲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時，正當駐軍騷亂，蒲州不寧。元稹曾借助友人之力保護處于危難之中的遠親。

　　選婚高門

　　元稹與白居易貞元十八年（802年）冬，二十四歲的元稹第二次參加貢舉。

　　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中書判拔萃科第四等，并入秘書省任校書郎。大他八歲的白居易也同登書判拔萃科，從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好友。

　　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門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結婚高門的資本。他在任校書郎后不久便娶韋夏卿之女韋叢為妻。據韓愈《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墓志銘》云：“選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

　　貞元十九年（803年）十月，岳父韋夏卿授東都洛陽留守，赴東都洛陽上任，由于韋叢是韋夏卿小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韋叢夫婦一同侍從韋夏卿赴洛陽，元稹夫婦就住在東都洛陽履信坊韋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據元稹詩文韋叢則久居洛陽。這一階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于京城與洛陽。

　　一貶江陵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為第一名，授左拾遺，職位為從八品。

　　元稹一到職立刻接二連三地上疏獻表，先論“教本”（重視給皇子選擇保傅），再論“諫職”（諫官之職責）、“遷廟”（遷移新崩天子神主入祀太廟），一直論到西北邊事這樣的大政，同時旗幟鮮明地支持裴度（時任監察御史）對朝中權幸的抨擊，從而引起了憲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見。

　　元稹奉職勤懇，本應受到鼓勵，可是因為鋒芒太露，觸犯權貴，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滿。元和元年九月貶為河南縣尉。白居易罷校書郎，亦出為縣尉。此時，母親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

　　元和四年（809年），三十一歲的元稹被提拔為監察御史。同年春，奉命以詳覆使身份出使劍南東川。初登官場的他大膽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許多冤案。這一舉動觸犯了朝中舊官僚階層及藩鎮集團的利益，很快他們就找了機會將元稹外遣——分務東臺。東臺就是東都洛陽的御史臺，用意在于將他排擠閑置。即便遭受到這樣的打壓，元稹仍然堅持為官之初的原則，秉公執法。同年，正值仕途受挫時，其賢淑聰慧的妻子韋叢盛年而逝，年僅二十七歲。韋叢之死，對元稹打擊很大。韋叢營葬之時，元稹因自己身縈監察御史分務東臺的事務，無法親自前往，便事先寫了一篇情詞痛切的祭文，托人在韋叢靈前代讀。后來又寫了三首悼亡詩《三遣悲懷》（即《遣悲懷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彈奏河南尹房式（開國重臣房玄齡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罰俸。途經華州敷水驛便宿于驛館上廳，恰逢宦官仇士良、劉士元等人在此，也要爭住在上廳，元稹據理力爭，卻遭到仇士良的漫罵，劉士元更是上前用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鮮血直流，最終被趕出了上廳。后來唐憲宗便以“元稹輕樹威，失憲臣體”為由，貶元稹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從此開始了他困頓州郡十余年的貶謫生活。

　　二貶通州

　　元稹因才華出眾、性格豪爽不為朝廷所容，流放荊蠻近十年。隨即白居易也貶為江州司馬，元稹量移通州司馬。雖然通州、江州天遠地隔，可兩人來往贈答，計所做詩，有自三十韻、五十韻直至百韻者。江南人士，驛舍道途諷誦，一直流傳至宮中，里巷之人互相傳誦，致使市上紙貴。由詩中可知其流離放逐之心境，無不凄惋。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歲的元稹一度奉詔回朝，以為起用有望。途經藍橋驛曾題詩留贈命運相似的友人劉禹錫、柳宗元。抵京后，與白居易詩酒唱和，意氣風發。元稹收集詩友作品，擬編為《元白還往詩集》，但書稿未成，卻突然與劉禹錫、柳宗元一同被放逐遠州。三月，元稹“一身騎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馬。流落“哭鳥晝飛人少見，悵魂夜嘯虎行多”（《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瘧疾，幾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興元府求醫。潦倒困苦中，詩人只能以詩述懷，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響力的樂府詩歌《連昌宮詞》和與白居易酬唱之作一百八十余首。

　　三貶同州

　　隨著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舊識崔群、李夷簡、裴度相繼為相，逐漸改變了元稹在政治上長期受壓抑的處境。元和十三年（818年），元稹已代理通州刺史，歲末，轉虢州長史。

　　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憲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對其詩文深為贊賞，“以為今代之鮑、謝也”。

　　元和十六年（821年）春，元稹、裴度先后為相。元稹在穆宗的支持下登上相位，在唐王朝與地方軍閥的斗爭中，他積極平息騷亂，擬用反間計平叛。可覬覦宰相之位的李逢吉與宦官勾結，派人陰謀誣告元稹謀刺裴度，后雖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時罷相。元稹出為同州刺史。

　　長慶三年（823年），元稹調任浙東觀察使兼越州刺史。

　　唐敬宗寶歷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屬七州筑陂塘，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在任浙東觀察使的六年中，元稹興修水利，發展農業，頗有政績，深得百姓擁戴。

　　終貶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為尚書左丞。身居要職，有了興利除弊的條件，他又恢復了為諫官時之銳氣，決心整頓政府官員，肅清吏治，將郎官中頗遭公眾輿論指責的七人貶謫出京。時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閔正再度當權，元稹又受到排擠。

　　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為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

　　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后便在鎮署去世，時年五十三。死后追贈尚書右仆射，其墓志由白居易撰寫。

　　主要影響

　　文學

　　詩歌

　　元稹在詩歌、小說、散文、文學批評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而以詩歌成就最突出。他與白居易發起了詩歌運動——新樂府詩歌，由元稹開先河、白居易參與完備、流傳千年的詩歌派別——元和體（唐憲宗元和年間，元稹、白居易倆人所寫的、注重詩歌語言平易淺切和通俗性的長篇排律）不僅“詩到元和體變新”，且天下文人“遞相仿效，竟作新詞”。

　　元稹所在的元和詩壇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重要的轉折時期，是唐音漸趨宋調的轉型時期。元稹作為這次新變中的具有不可替代意義的重要詩人之一，在中國詩歌史上占據顯著的一席。

　　元稹的詩學主張及理論批評比較集中地反映在《樂府古題序》《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敘詩寄樂天書》《上令相公詩啟》《杜君墓志銘》《白氏長慶集序》等作品里。在《樂府古題序》中，元稹條述了詩史的源流正變，反對“沿襲古題，唱和重復”，主張“寓意古題，刺美見事”，推崇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詩篇，“即事名篇，無復依傍”，贊美了杜甫的新式樂府創作。“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八字極好地概括了新題樂府的特色，也肯定了“寓意古題，刺美見事”。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里，肯定了李紳《樂府新題》“雅有所謂，不虛為文”，這與白居易在《新樂府序》里所倡導的“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的精神完全一致，對于新樂府的創作實踐頗具有綱領性意義。

　　樂府詩在元詩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啟發了創作新樂府，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缺點是主題不夠集中，形象不夠鮮明。和劉猛、李余《古樂府詩》的古題樂府19首，則能借古題而創新詞新義，主題深刻，描寫集中，表現有力。長篇敘事詩《連昌宮詞》，在元集中也列為樂府類，旨含諷諭。

　　元稹非常推崇杜詩，其詩學杜而能變杜，并于平淺明快中呈現麗絕華美，色彩濃烈，鋪敘曲折，細節刻畫真切動人。元詩中最具特色的是艷詩和悼亡詩。他擅寫男女愛情，描述細致生動，不同一般艷詩的泛描。悼亡詩為紀念其妻韋叢而作，《遣悲懷三首》流傳最廣,，它表達對亡妻的不盡思念，寫得悲氣襲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淚，其中第二首的結句“貧賤夫妻百事哀”為世所熟誦。還有《離思五首》（其四）也極負盛名。此詩寫久藏心底的不盡情思，因為與情人的曾經相識而自此對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顧（“取次花叢懶回顧”），詩中的比興之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語言幻美，意境朦朧，十分膾炙人口。

　　在詩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韻相酬”的創始者。《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均依次重用白詩原韻，韻同而意殊。這種“次韻相酬”的做法，在當時影響很大，也很容易產生流弊。元稹曾自編其詩集、文集、與友人合集多種。其本集《元氏長慶集》收錄詩賦、詔冊、銘諫、論議等共一百卷。

　　元稹詩歌在語言藝術上的成就是用語淺近。與崇尚奇險的韓孟詩派不同的是，元稹善于用平易的語言準確傳神地表情達物，直抒胸臆。淺近是元白詩派的最大特點，也是它獲得廣大讀者的重要原因。在詩歌學中，常語和奇語是一對值得重視的矛盾。從表層意義上看，似乎以常語入詩比務奇斗險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從更高的審美層次來審視，用淺近的語言確切精細地摩寫出自然界萬物情狀以及詩人自己的心態，倒是一種較難達到的藝術境界。元詩的喜用常語，在明白曉暢的樂府詩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在寫景抒情詩中表現得也很突出。詩人對大自然懷有濃厚熾烈的興趣，自然萬物的一舉一動都強烈地奉動著詩人的詩思，被他迅速及時地捕捉到詩思。元稹與劉宋詩人謝靈運不同，他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以淺顯語言貼切自如地傳達出風光物態，如《紅芍藥》。語近的特點不僅出現在元稹的詠物詩中，也出現在他的悼亡詩中，如《遣悲懷三首》。元稹的常語并非率爾為之，相反，他非常注意選語的精工。清人賀裳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說“詩至元白，實一大變。兩人雖并稱，亦各有不同，選語之工，白不如元；波瀾之闊，元不如白。”元稹運斤成風，既苦心經營又不露斧鑿痕跡，如《李娃行》。元稹在追求語近的同時，也把思深作為自己詩歌的創作目標。在一些抒情詩中，元稹做到了語近和思深的有機統一，如《夢井》。

　　元稹與白居易齊名，同為“新樂府運動”的領導者、“元和體”的首倡者，世稱“元白”，在唐詩史上兩人如雙峰特起，論唐詩者輒曰前有李杜，后有元白，前后輝映，成為中國詩史的巍巍豐碑。元白堪稱元和長慶詩壇的旗手，不僅以其創作產生廣泛影響，而且以理論相鼓吹。賀裳稱元白論詩“深得六藝之解”（《載酒園詩話》卷三）。

　　古文

　　元稹是中唐“古文運動”的首倡者和領導者，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在元稹傳世的散文中，制誥數量最多，占一半以上，成就也最高。立論純正，舉事周詳，旨趣明確，措詞雅馴是元稹制誥文的總體風貌，它一改先前制敕堆砌典故、四六套話、頭肩腹腰尾干篇一律的陳腐面孔，有如春風吹拂大地。《唐書》本傳載：“辭誥所出，然與古為侔，遂盛傳于代。”這種英姿勃發的新體圣旨受到朝野一致歡迎是情理中事。因為它重塑了皇帝和最高領導機構的形象，使本來并不英明的穆宗皇帝變得胸有全局、知人善任、通情達理，且不失幽默感;同時也顯得政令暢通，國家機器運轉正常而有效。在國家多事之秋，能有這樣一線亮光溫暖人心彌足珍貴。唐穆宗高興地說：元稹的革新制詔，“使吾文章語言與三代同風”。他以古文制誥，格高詞美，為人效仿。

　　在創作實踐上，元稹詩文兼擅，《元稹集》存文三十多卷，諸體該備，時有佳作名篇。

　　傳奇

　　鶯鶯傳元稹創作的傳奇《鶯鶯傳》（又名《會真記》）敘述張生與崔鶯鶯的愛情悲劇故事，文筆優美，刻畫細致，為唐人傳奇中之名篇。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艷詩及悼亡詩》附《讀〈鶯鶯傳〉》中指出：“《鶯鶯傳》為微之自敘之作，其所謂張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無可疑。”后世戲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創作出許多戲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和元代王實甫《西廂記》等。

　　政治

　　整頓法度

　　元稹在朝廷任監察御史時，在整頓法度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績。元和四年（809年）朝廷派他擔任劍南東川（相當于今天的四川東部、重慶、陜西南部一帶）詳覆使，前往東川調查瀘州小吏任敬仲的貪污案，順便調研采訪，看看有沒有其它不法事件。元稹到了瀘州開始著手調查，發現在任敬仲的事件中牽涉到瀘州刺史劉文翼的貪污行賄案，劉文翼的貪污行賄又和前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隨著調查的深入，元稹發現嚴礪犯有收受賄賂、誣陷良民、擅自沒收百姓財產、擅自征收賦稅留為己用等不法行為。元稹把這些寫成長篇彈狀上奏朝廷，平反了許多冤假錯案，得到民眾的廣泛歡迎和崇高贊譽。白居易更是作詩贈他“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申”。

　　元稹完成出使任務，回到朝廷之后，繼續充滿激情地履行著自己作為御史的職責，在幾個月內又先后調查并上報了十余起違法案件，彈劾的人員包括浙西節度使、河南尹、武寧王等高官貴戚。

　　后來元稹擔任尚書左丞，出任郎官，與違法亂紀的七個朝臣交鋒爭斗，在整頓法度，肅清吏治方面做出了顯著成績。

　　地方政績

　　元稹在地方做官時也作出了顯著的政績。元稹在通州，前三年任司馬，后擔任代理刺史七個月。他整頓吏治，出臺政策，“賞信罰必，市無欺奪，吏不侵軼”。他引導百姓除草開荒，著手改變通州的落后面貌；還在南外翠屏山建戛云亭居宿，親事農事，指揮農業生產；同時親擬祝文三篇，在華陽觀祭天氣，求上蒼風調雨順、來年豐收、百姓安康。因為元稹情系百姓，政績累累，當年通州人在他離任時登高而望，目送天涯，留下了“元九登高節”這一民俗。

　　元稹在武昌時，關心修水利以發展農業，均貧富以定稅籍等改善百姓生活的事情。在岳州大水災期間，元稹察知轄地實情，上奏朝廷，開倉出官米賑災，救護百姓。后又向朝廷請求捐免當地秋租，解決百姓生活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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