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與陸小曼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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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與陸小曼的愛情

　　1926年10月3日農歷7月7日，也就是傳說中牛郎和織女相會的那一天，在北京的北海公園舉行了一場兼具娛樂性和轟動效應的婚禮，這場婚禮曾牽動了當時中國文化界的幾乎所有大腕。新郎是詩人徐志摩，風流才子，新娘是民國四大才女之一的陸小曼，證婚人是梁啟超，主持是胡適，參加者族繁不及備載，總之都是在中國近代史上響當當的人物。

　　不過比起證婚人的祝詞，上面那些盛況都只不過是過眼亂花了。在婚禮上，梁啟超對自己的學生說：“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致離婚再娶……你們兩人都是過來人，離過婚又重新結婚，都是用情不專。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們這次是最后一次結婚!”

徐志摩與陸小曼的愛情

　　梁啟超的證婚詞明著是對徐志摩，但他更看不慣的其實是陸小曼。在他第二天給兒子梁思成和媳婦林徽因的信中更可以看出來：“徐志摩這個人其實很聰明，我愛他，不過這次看著他陷于滅頂，還想救他出來，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們對于他這番舉動無不深惡痛絕，我想他若從此見擯于社會，固然自作自受，無可怨恨，但覺得這個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殺，我又看著他找得這樣一個人做伴侶，怕他將來痛苦更無限，所以對于那個人當頭一棍，盼望他能有覺悟(但恐很難)，免得將來把徐志摩弄死，但恐不過是我極癡的婆心便了。”信中所謂的“那個人”，當然是指他看不慣的陸小曼。

　　1926年10月(農歷九月九日)，新婚后的陸小曼依公公之命隨徐志摩離開北京南下，回到徐的家鄉海寧硤石。在徐志摩給張慰慈的信中寫到：“上海一住就住了一月有余，直到前一星期，咱們倆才正式回家，熱鬧得很哪。陸小曼簡直是重做新娘，比在北京做的花樣多得多，單說磕頭就不下百次，新房里那鬧更不用提。鄉下人看新娘子那還了得，呆呆的幾十雙眼，十個八個鐘頭都會看過去，看得陸小曼那窘相，你們見了一定好笑死。鬧是鬧，鬧過了可是靜，真靜，這兩天屋子里連掉一個針的聲音都聽出來了。我父在上海，家里就只媽，每天九點前后起身，整天就管吃，晚上八點就往床上鉆，曼直嚷冷，做老爺的有什么法子，除了乖乖地偎著她，直偎到她身上一團火，老爺身上倒結了冰，你說這是樂呀還是苦?咱們的屋倒還過得去，現在就等爐子生上了火就完全了。”

　　不久，徐申如終于做出了令陸小曼難以接受的決定。因為看不慣陸小曼的作派，他先期到了上海，不幾天就要妻子到上海與他會合，然后啟程赴北京去找徐志摩的前妻張幼儀了。這是陸小曼與徐志摩婚后在徐家受到的第一個打擊。不久后，陸小曼得了肺病。很長一段時間后，她的身體才慢慢恢復。

　　沒有了二老的嚴格監督，陸小曼在生活上感覺反倒輕松，她不用再受這樣那樣的拘束。她和徐志摩在硤石這座別具一格的住宅中種草弄花，過著一種“草香人遠，一流清澗”的超然生活。可惜，好景不長。

　　1926年5月，北伐戰爭開始。1926年10月16日，浙江省長夏超宣告獨立。1927年2月，北伐軍東路軍發起江浙戰爭。3月19日占領杭州，然后沿滬杭線北上追擊孫傳芳的軍隊。隨著戰事的臨近，徐志摩和陸小曼不得不中斷了這一段新婚燕爾如世外桃源的生活。

　　1927年1月(農歷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陸小曼和徐志摩被迫移居上海。初住在上海環龍路(今南昌路)花園別墅11號，這是一幢三層洋房。后又遷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號，那是一幢上海灘老式石庫門洋房。陸小曼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銀洋一百元左右。

　　盡管徐志摩將陸小曼視為至死不渝的靈魂伴侶;盡管兩人各以《愛眉小札》、《眉軒瑣記》和《陸小曼日記》等篇聞世，成為社會流傳的美談，但夫婦間卻有了越來越多的厭倦和苦惱。

　　有一次，陸小曼對日漸熟悉的郁達夫之妻王映霞訴說：“照理講，婚后生活應過得比過去甜蜜而幸福，實則不然，結婚成了愛情的墳墓。徐志摩是浪漫主義詩人，他所憧憬的愛，最好處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是一種虛無縹緲的愛。一旦與心愛的女友結了婚，幻想泯滅了，熱情沒有了，生活便變成白開水，淡而無味。”此外，陸小曼對徐志摩勸她不要打牌、不要抽鴉片也嘖有煩言。同時，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對陸小曼的冷淡和不理不睬，也成為她情緒苦悶的因素。

　　而徐志摩也對逢場作戲的生活深感痛苦。為了投“妻”所好，當陸小曼登臺客串時，徐志摩也湊個角色為她配戲。一次演京劇《女起解》，陸小曼飾蘇三，徐志摩短褐跣足為解差;又一次，客串《三堂會審》，陸小曼依然飾蘇三，徐志摩則扮藍袍陪審。如此婦唱夫隨，盡管博得滿堂喝采，但徐志摩內心深處卻日趨厭倦。1927年12月27日，徐志摩寫下了這樣苦澀的文字：“我想在冬至節獨自到一個偏僻的教堂去聽幾折圣誕的和歌，但我卻穿上了臃腫的戲袍登上臺去客串不自在的腐戲。我想在霜濃月淡的冬夜獨自寫幾行從性靈暖處來的詩句，但我卻跟著人們到涂蠟的舞廳去艷羨仕女們發金光的鞋襪。”

　　后來，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出于對陸小曼極度不滿，在經濟上與他們夫婦一刀兩斷。徐志摩要從父親處拿錢是不現實的，因此，徐志摩不得不同時在光華大學、東吳大學、上海法學院、南京中央大學、以至北平北京大學等到處兼課，課余還趕寫詩文，以賺取稿費，即便如此仍不夠陸小曼的揮霍。

　　1929年，徐志摩辭了東吳大學、大夏大學的教職，繼續在光華大學執教，1930年秋起又在南京中央大學教書，并兼任中華書局編輯、中英文化基金會委員。上海南京兩地來回跑，以掙家用。

　　1930年秋，即陸小曼29歲那年，徐志摩索性辭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職務，應胡適之邀，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教授。徐志摩自己北上的同時，極力要求陸小曼也隨他北上，幻想著兩人到北京去開辟一個新天地。可陸小曼卻執意不肯離開上海。徐志摩只得落寞黯然的只身北上。

　　由于與陸小曼分居兩地，徐志摩需要經常上海、北京兩地奔波，為了節約時間，也為了節約路費，他常常會選擇乘坐別人的免費飛機。在那個時代，飛機還不是一種普及的交通工具，對于它的安全性，大眾百姓都十分質疑。陸小曼也不放心徐志摩坐飛機，雖然思想時髦前衛，但她仍然覺得乘坐飛機是十分危險的。對于她的擔憂，徐志摩只得安慰她說：“你也知道我們的經濟條件，你不讓我坐免費飛機，坐火車可是要錢的啊，我一個窮教授，又要管家，哪來那么多錢去坐火車呢?”這下觸到了實質性的問題，陸小曼聽得啞口無言，只得說：“心疼錢，那你還是盡量少回來吧!”可事實是不可能的。徐志摩雖然在北京工作，但他還是顧念家的，家里一副攤子還要他來收拾。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在上海、北京兩地來回奔波了8次。

　　1931年4月，徐志摩母親病重，徐志摩趕回去探望。由于徐志摩的父親和陸小曼的關系日益惡化，徐申如便不讓陸小曼去徐家探視。對于父親的決定，徐志摩很生氣，礙于母病又不便發作。幾天后，徐申如又打來電話說徐母病重，讓徐志摩趕快回去。徐志摩就問：“陸小曼怎么辦?”徐父說：“且緩，你先安慰她幾句吧!”這話的意思很明顯，就是不想讓陸小曼踏進徐家大門。

　　不久，徐母過世，陸小曼急急地趕到海寧硤石，這是她第三次到海寧。但徐志摩的父親不讓陸小曼進家門，她只得呆在硤石的一家旅館里，當天就回到上海。而張幼儀卻以干女兒的名義參加了葬禮。這件事情對陸小曼的打擊相當大，她認為自己在徐家沒有一點地位，反不及已離婚的張幼儀。

　　徐志摩當即給陸小曼寫信，表達自己的憤怒和無奈：“我家欺你，即是欺我。這是事實，我不能護我的愛妻，且不能保護自己。我也懊懣得無話可說，再加不公道的來源，即是自己的父親，我那晚頂撞了幾句，他便到靈前去放聲大哭。”雖然如此，但這件事情也多多少少影響了陸小曼和徐志摩的關系，使他們本已緊張的關系更蒙上了一層始終抹不去的陰影。

　　1931年11月上旬，陸小曼由于難以維持在上海的排場，連續打電報催促徐志摩南返。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張學良的專機飛抵南京，于13日回到上海家中。不料，夫婦倆一見面就吵架。據郁達夫回憶：“當時陸小曼聽不進勸，大發脾氣，隨手把煙槍往徐志摩臉上擲去，徐志摩連忙躲開，幸未擊中，金絲眼鏡掉在地上，玻璃碎了。”徐志摩一怒之下，負氣出走。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乘早車到南京，住在何競武家。徐志摩本來打算乘張學良的福特式飛機回北京，臨行前，張學良通知他因事改期。徐志摩為了趕上林徽因那天晚上在北京協和小禮堂向外賓作的關于中國古代建筑的講演，于是在19日迫不及待地搭乘了一架郵政機飛往北京。

　　登機之前，徐志摩給陸小曼發了一封短信，信上說：“徐州有大霧，頭痛不想走了，準備返滬。”但最終他還是走了。因大霧影響，飛機于中午12時半在濟南黨家莊附近觸山爆炸。當時的《新聞報》這樣報道：“該機于上午十時十分飛抵徐州，十時二十分繼續北行，是時天氣甚佳。想不到該機飛抵濟南五十里黨家村附近，忽遇漫天大霧，進退俱屬不能，致觸山頂傾覆，機身著火，機油四溢，遂熊熊，不能遏止。飛機師王貫一、梁壁堂及乘客徐志摩，遂同時遇難。死者三人皆三十六，亦奇事也。”機上連徐志摩共三人，無一生還。時年陸小曼29歲。

　　據陸小曼的表妹吳錦回憶，陸小曼多次跟她講起當時一件奇怪的事。徐志摩墜機的那天中午，懸掛在家中客堂的一只鑲有徐志摩照片的鏡框突然掉了下來，相架跌壞，玻璃碎片散落在徐志摩的照片上。陸小曼預感這是不祥之兆，嘴上不說，心卻跳得厲害。誰知第二天一早，南京航空公司的保君健跑到徐家，真的給陸小曼帶來了噩耗。她一下昏厥了。醒過來后，陸小曼號啕大哭，直到眼淚哭干。陸小曼此時究竟悲傷到什么程度，連郁達夫都覺得難以描寫，他說：“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雞的那一種樣子，這我在陸小曼夫人當初接到徐志摩兇耗的時候曾經親眼見到過。其次是撫棺一哭，這我在萬國殯儀館中，當日來吊的許多徐志摩的親友之間曾經看到過。陸小曼清醒后，便堅持要去山東黨家莊接徐志摩的遺體，被朋友們和家里人死命勸住了。最后決定派徐志摩的兒子徐積鍇(張幼儀所生)去山東接回。”

　　郁達夫之妻王映霞也在自己的自傳里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下午，我換上素色的旗袍，與郁達夫一起去看望陸小曼，陸小曼穿一身黑色的喪服，頭上包了一方黑紗，十分疲勞，萬分悲傷地半躺在長沙發上。見到我們，揮揮右手，就算是招呼了，我們也沒有什么話好說，在這場合，說什么安慰的話都是徒勞的。沉默，一陣長時間的沉默。陸小曼蓬頭散發，大概連臉都沒有洗，似乎一下老了好幾個年頭。”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年僅36歲的詩人竟不永壽，真悄悄地走了。徐志摩的遺體從濟南運回上海后，陸小曼見到了現場惟一的一件遺物——一幅山水畫長卷。這幅畫是陸小曼于1931年春創作的，堪稱陸小曼早期的代表作，風格清麗，秀潤天成。更為珍貴的是它的題跋，計有鄧以蟄、胡適、楊銓、賀天鍵、梁鼎銘、陳蝶野諸人手筆。徐志摩把這張手卷隨帶在身，是準備到北京再請人加題，只因手卷放在鐵篋中，故物未殉人。陸小曼看著這張畫卷，想到徐志摩的種種好處，淚水漣漣，百感交集。自此，她一直珍藏著這幅畫，如同保護自己的生命。徐志摩失事后，陸小曼受的打擊最大，遭受的批評也大，徐志摩的一些朋友不愿再跟她來往。徐志摩的朋友們認為是陸小曼不肯北上才導致悲劇上演。

　　徐志摩死后，陸小曼不再出去交際。陸小曼對徐志摩的思念之情，我們還可以從她在徐志摩死后的幾篇文章中看到。在徐志摩死后一個多月，陸小曼寫了《哭摩》，這篇文章寫得情真意切，悲傷痛苦躍然紙上：

　　“我深信世界上怕沒有可以描寫得出我現在心中如何悲痛的一枝筆。不要說我自己這枝輕易也不能動的一枝。可是除此我更無可以泄我滿懷傷怨的心的機會了，我希望摩的靈魂也來幫我一幫，蒼天給我這一霹靂直打得我滿身麻木得連哭都哭不出來，混(渾)身只是一陣陣的麻木。幾日的昏沉直到今天才醒過來，知道你是真的與我永別了。摩!慢說是你，就怕是蒼天也不能知道我現在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傷!從前聽人說起“心痛”我老笑他們虛偽，我想人的心怎么覺得痛，這不過說說好玩而已，誰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嘗著這一陣陣心中絞痛似的味兒了。你知道么?曾記得當初我只要稍有不適即有你聲聲的在旁慰問，咳，如今我即使是痛死也再沒有你來低聲下氣的慰問了。摩，你是不是真的忍心永遠的拋棄我了么?你從前不是說你我最后的呼吸也須要連在一起才不負你我相愛之情么?你為什么不早些告訴我是要飛去呢?直到如今我還是不信你真的是飛了，我還是在這兒天天盼著你回來陪我呢，你快點將未了的事情辦一下，來同我一同去到云外優游去吧，你不要一個人在外逍遙，忘記了閨中還有我等著呢!”

　　陸小曼在徐志摩在世時是不大寫東西的，但天天和徐志摩在一起，無形之間便受了他的文學上的熏陶，她的這篇《哭摩》濃麗哀婉，文風直逼徐志摩，可以說對徐志摩是個最好的懷念。

　　1932年，在海寧硤石召開了徐志摩的追悼會，陸小曼因為公公徐申如的阻止，沒有能到海寧硤石參加追悼會，她作為亡妻送了一幅挽聯：

　　多少前塵成噩夢，五載哀歡，匆匆永訣，天道復奚論，欲死未能因母老;

　　萬千別恨向誰言，一身愁病，渺渺離魂，人間應不久，遺文編就答君心。

　　在給徐志摩的悼詞中，陸小曼明確表示活下去的原因是“因母老”，而活下去要做的則是“遺文編就答君心”。

　　1933年清明，陸小曼獨自一人來到硤石，給徐志摩上墳，這是陸小曼第五次到海寧硤石，也是最后一次。陸小曼沒有再到她與徐志摩婚后小住的“香巢”中去，那是徐家的房產，她無福消受，她也不愿再去那一塊讓她甜蜜而又令她傷心的地方。她站在東山萬石窩前，遠遠地望著那一幢中西合璧的紅色磚瓦房子，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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