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

　　草巷口往北，西邊有一個短短的巷子，我的一個堂房叔叔住在這里。這位堂叔我們叫他小爺，他整天不出門，也不跟人來往，一個人在他的小書房里擺圍棋譜，養(yǎng)鳥。他養(yǎng)過一只鸚鵡，這在我們那里是很少見的。我有時到小爺家去玩，去看那只鸚鵡。

　　小爺家對面有兩戶人家，是種菜的。

　　由小爺家門前往西，幾步路，就是陰城了。

　　陰城原是一片古戰(zhàn)場，韓世忠的兵曾經(jīng)在這里駐過，有人撿到過一種有耳的陶壺，叫做“韓瓶”，據(jù)說是韓世忠的兵用的水壺，用韓瓶插梅花，能夠結(jié)子。韓世忠曾在高郵屬境擊敗過金兵，但是在三垛，不在高郵城外。有人說韓瓶是韓信的兵用過的水壺，似不可靠，韓信好像沒有在高郵屯過兵。

　　看不到什么古戰(zhàn)場的痕跡了，只是一片野地，許多亂葬的墳，因此叫做“陰城”。有一年地方政府要把地開出來種麥子，挖了一大片無主的墳，遍地是糟朽的薄皮棺材和白骨。麥子沒有種成，陰城又成了一片野地，荒墳累累，雜草叢生。

　　我們到陰城去，逮螞蚱，掏蛐蛐，更多的時候是去放風箏。

　　小時候放三尾子。這是最簡單的風箏。北京叫屁股簾兒，有的地方叫瓦片。三根葦篾子扎成一個干字，糊上一張紙，四角貼“云子”，下面粘上三根紙條就得。

　　稍大一點，放酒壇子，篾架子扎成紹興酒壇妝，糊以白紙，紅鼓，如鼓形；四老爺打面缸，紅鼓上面留一截，露出四老爺?shù)哪X袋——一個戴紗帽的小丑；八角，兩個四方的篾框，交錯為八角；在八角的外邊再套一個八角，即為套角，糊套角要點技術(shù)，因為兩個八角之間要留出空隙。紅雙喜，那就更復(fù)雜了，一般孩子糊不了，以上的`風箏都是平面的，下面要綴很長的麻繩的尾巴，這樣上天才不會打滾。

　　風箏大都帶弓。干蒲破開，把里面的瓤刮去，只剩一層皮。葦稈彎成弓。把蒲繃在弓的兩頭，縛在風箏額上，風箏上天，蒲弓受風，汪汪地響。

　　我已經(jīng)好多年不放風箏了。北京的風箏和我家鄉(xiāng)的，我小時糊過、放過的風箏不一樣，沒有酒壇子，沒有套角，沒有紅鼓，沒有四老爺打面缸。北京放的多事沙燕兒。我的家鄉(xiāng)沒有沙燕兒。

　　結(jié)束語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jié)構(gòu)的苦心經(jīng)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zhì)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他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使“日常生活審美化”，糾偏了那種集體的“宏大敘事”；以平實委婉而又有彈性的語言，反撥了籠罩一切的“毛話語”的僵硬；以平淡、含蓄節(jié)制的敘述，暴露了濫情的、夸飾的文風之矯情，讓人重溫曾經(jīng)消逝的古典主義的名士風散文的魅力，從而折射出中國當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虛假、病態(tài)，讓真與美、讓日常生活、讓恬淡與雍容回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沒。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fā)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xué)》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xué)創(chuàng)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xiàn)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xiàn)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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