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國子監》

時間：2023-07-07 11:34:06 春寧汪曾祺我要投稿

汪曾祺散文《國子監》

　　國子監是中國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學，為中國古代教育體系中的最高學府，又稱國子學或國子寺，下面是小編整理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國子監》，我們一起閱讀與學習，看看能否通過這篇散文了解國子監的歷史故事呢?

汪曾祺散文《國子監》

　　為了寫國子監，我到國子監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領。從首都圖書館抱了幾十本書回來，看了幾天，看得眼花氣悶，而所得不多。后來，我去找了一個“老”朋友聊了兩個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這朋友世代在國子監當差，“侍候”過翁同和、陸潤庠、王垿等祭酒，給新科狀元打過“狀元及第”的旗，國子監生人，今年七十三歲，姓董。

　　國子監，就是從前的大學。

　　這個地方原先是什么樣子，沒法知道了(也許是一片荒郊)。立為國子監，是在元代遷都大都以后，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8年)，距今約已七百年。

　　元代的遺跡，已經難于查考。給這段時間作證的，有兩棵老樹：一棵槐樹，一棵柏樹。一在彝倫堂前，一在大成殿階下。據說，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國立大學校長——國子監祭酒許衡手植的。柏樹至今仍頗頑健，老干橫枝，婆娑弄碧，看樣子還能再活個幾百年。那棵槐樹，約有北方常用二號洗衣綠盆粗細，稀稀疏疏地披著幾根細瘦的枝條，干枯僵直，全無一點生氣，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了，很難斷定它是否還活著。傳說它老早就已經死過一次，死了幾十年，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又活了。這是乾隆年間的事，這年正趕上是慈寧太后的六十“萬壽”，嗬，這是大喜事!于是皇上、大臣賦詩作記，還給老槐樹畫了像，全都刻在石頭上，著實熱鬧了一通。這些石碑，至今猶在。

　　國子監是學校，除了一些大樹和石碑之外，主要的是一些作為大學校舍的建筑。這些建筑的規模大概是明朝的永樂所創建的(大體依據洪武帝在南京所創立的國子監，而規模似不如原來之大)，清朝又改建或修改過。其中修建最多的，是那位站在大清帝國極盛的峰頂，喜武功亦好文事的乾隆。

　　一進國子監的大門——集賢門，是一個黃色琉璃牌樓。牌樓之里是一座十分龐大華麗的建筑。這就是辟雍。這是國子監最中心，最突出的一個建筑。這就是乾隆所創建的。辟雍者，天子之學也。天子之學，到底該是個什么樣子，從漢朝以來就眾說紛紜，誰也鬧不清楚。照現在看起來，是在平地上開出一個正圓的池子，當中留出一塊四方的陸地，上面蓋起一座十分宏大的四方的大殿，重檐，有兩層廊柱，蓋黃色琉璃瓦，安一個巨大的鎦金頂子，梁柱檐飾，皆朱漆描金，透刻敷彩，看起來像一頂大花轎子似的。辟雍殿四面開門，可以洞啟。池上圍以白石欄桿，四面有石橋通達。這樣的格局是有許多講究的，這里不必說它。辟雍，是乾隆以前的皇帝就想到要建筑的，但都因為沒有水而作罷了(據說天子之學必得有水)。到了乾隆，氣魄果然要大些，認為“北京為天下都會，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與稽而今與居也”(《御制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沒有水，那有什么關系!下令打了四口井，從井里把水汲上來，從暗道里注入，通過四個龍頭(螭首)，噴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著瀲滟的波光了。二、八月里，祀孔釋奠之后，乾隆來了。前面鐘樓里撞鐘，鼓樓里擂鼓，殿前四個大香爐里燒著檀香，他走入講臺，坐上寶座，講《大學》或《孝經》一章，叫王公大臣和國子監的學生跪在石池的橋邊聽著，這個盛典，叫做“臨雍”。

　　這“臨雍”的盛典，道光、嘉慶年間，似乎還舉行過，到了光緒，據我那朋友老董說，就根本沒有這檔子事了。大殿里一年難得打掃兩回，月牙河(老董管辟雍殿四邊的池子叫做四個“月牙河”)里整年是干的，只有在夏天大雨之后，各處的雨水一齊奔到這里面來。這水是死水，那光景是不難想象的。

　　然而辟雍殿確實是個美麗的、獨特的建筑。北京有名的建筑，除了天安門、天壇祈年殿那個藍色的圓頂、九梁十八柱的故宮角樓，應該數到這頂四方的大花轎。

　　辟雍之后，正面一間大廳，是彝倫堂，是校長——祭酒和教務長——司業辦公的地方。此外有“四廳六堂”，敬一亭，東廂西廂。四廳是教職員辦公室。六堂本來應該是教室，但清朝另于國子監斜對門蓋了一些房子作為學生住宿進修之所，叫做“南學”(北方戲文動輒說“一到南學去攻書”，指的即是這個地方)，六堂作為考場時似更多些。學生的月考、季考在此舉行，每科的鄉會試也要先在這里考一天，然后才能到貢院下場。

　　六堂之中原來排列著一套世界上最重的書，這書一頁有三四尺寬，七八尺長，一尺許厚，重不知幾千斤。這是一套石刻的十三經，是一個老書生蔣衡一手寫出來的。據老董說，這是他默出來的!他把這套書獻給皇帝，皇帝接受了，刻在國子監中，作為重要的裝點。這皇帝，就是高宗純皇帝乾隆陛下。

　　國子監碑刻甚多，數量最多的，便是蔣衡所寫的經。著名的，舊稱有趙松雪臨寫的“黃庭”、“樂毅”，“蘭亭定武本”;顏魯公“爭座位”，這幾塊碑不曉得現在還在不在，我這回未暇查考。不過我覺得最有意思、最值得一看的是明太祖訓示太學生的一通敕諭：

　　恁學生每聽著：先前那宗訥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懷著異心，不肯教誨，把宗訥的學規都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呵，好生壞事。

　　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

　　今后學規嚴緊，若有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將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發往煙瘴地面。欽此!

　　這里面有一個血淋淋的故事：明太祖為了要“人才”，對于辦學校非常熱心。他的辦學的政策只有一個字：嚴。他所委任的第一任國子監祭酒宗訥，就秉承他的意旨，訂出許多規條。待學生非常的殘酷，學生曾有餓死吊死的。學生受不了這樣的迫害和饑餓，曾經鬧過兩次學潮。第二次學潮起事的是學生趙麟，出了一張壁報(沒頭帖子)。太祖聞之，龍顏大怒，把趙麟殺了，并在國子監立一長竿，把他的腦袋掛在上面示眾(照明太祖的語言，是“梟令”)。隔了十年，他還忘不了這件事，有一天又召集全體教職員和學生訓話。碑上所刻，就是訓話的原文。

　　這些本來是發生在南京國子監的事，怎么北京的國子監也有這么一塊碑呢?想必是永樂皇帝覺得他老大人的這通話訓得十分精彩，應該垂之久遠，所以特地在北京又刻了一個復本。是的，這值得一看。他的這篇白話訓詞比歷朝皇帝的“崇儒重道”之類的話都要真實得多，有力得多。

　　這塊碑在國子監儀門外側右手，很容易找到。碑分上下兩截，下截是對工役膳夫的規矩，那更不得了：“打五十竹篦”!“處斬”!“割了腳筋”……

　　歷代皇帝雖然都似乎頗為重視國子監，不斷地訂立了許多學規，但不知道為什么，國子監出的人才并不是那樣的多。

　　《戴斗夜談》一書中說，北京人已把國子監打入“十可笑”之列：

　　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槍，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

　　國子監的課業歷來似頗為稀松。學生主要的功課是讀書、寫字、作文。國子監學生——監生的肄業、待遇情況各時期都有變革。到清朝末年，據老董說，是每隔六日作一次文，每一年轉堂(升級)一次，六年畢業，學生每月領助學金(膏火)八兩。學生畢業之后，大部分發作為縣級干部，或為縣長(知縣)、副縣長(縣丞)，或為教育科長(訓導)。另外還有一種特殊的用途，是調到中央去寫字(清朝有一個時期光祿寺的面袋都是國子監學生的仿紙做的)。從明朝起就有調國子監善書學生去抄錄《實錄》的例。明朝的一部大叢書《永樂大典》，清朝的一部更大的叢書《四庫全書》的底稿，那里面的端正嚴謹(也毫無個性)的館閣體楷書，有些就是出自國子監高材生的手筆。這種工作，叫做“在謄桌上行走”。

　　國子監監生的身份不十分為人所看重。從明景泰帝開生員納粟納馬入監之例以后，國子監的門檻就低了。爾后捐監之風大開，監生就更不值錢了。

　　國子監是個清高的學府，國子監祭酒是個清貴的官員——京官中，四品而掌印的，只有這么一個。作祭酒的，生活實在頗為清閑，每月只逢六逢一上班，去了之后，當差的在門口喝一聲短道，沏上一碗蓋碗茶，他到彝倫堂上坐了一陣，給學生出出題目，看看卷子;初一、十五帶著學生上大成殿磕頭，此外簡直沒有什么事情。清朝時他們還有兩樁特殊任務：一是每年十月初一，率領屬官到午門去領來年的黃歷;一是遇到日蝕、月蝕，穿了素雅到禮部和太常寺去“救護”，但領黃歷一年只一次，日蝕、月蝕，更是難得碰到的事。戴璐《藤陰雜記》說此官“清簡恬靜”，這幾個字是下得很恰當的。

　　但是，一般做官的似乎都對這個差事不大發生興趣。朝廷似乎也知道這種心理，所以，除了特殊例外，祭酒不上三年就會遷調。這是為什么?因為這個差事沒有油水。

　　查清朝的舊例，祭酒每月的俸銀是一百零五兩，一年一千二百六十兩;外加辦公費每月三兩，一年三十六兩，加在一起，實在不算多。國子監一沒人打官司告狀，二沒有鹽稅河工可以承攬，沒有什么外快。但是畢竟能夠養住上上下下的堂官皂役的，賴有相當穩定的銀子，這就是每年捐監的手續費。

　　據朋友老董說，納監的監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筆錢，領取一張“護照”外，還需向國子監交錢領“監照”——就是大學畢業證書。照例一張監照，交銀一兩七錢。國子監舊例，積銀二百八十兩，算一個“字”，按“千字文”數，有一個字算一個字，平均每年約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國子監收入的監照銀約有十四萬兩，即每年有八十二三萬不經過入學和考試只花錢向國家買證書而取得大學畢業資格——監生的人。原來這是一種比烏鴉還要多的東西!這十四萬兩銀子照國家的規定是不上繳的，由國子監官吏皂役按份攤分，祭酒每一字分十兩，那么一年約可收入五千銀子，比他的正薪要多得多。其余司業以下各有差。據老董說，連他一個“字”也分五錢八分，一年也從這一項上收入二百八九十兩銀子!

　　老董說，國子監還有許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廳的刷印匠，管給學生“做卷”——印制作文用的紅格本子，這事包給了他，每月例領十三兩銀子。他父親在時還會這宗手藝，到他時則根本沒有學過，只是到大柵欄口買一刀毛邊紙，拿到琉璃廠找鋪子去印，成本共花三兩，剩下十兩，是他的。所以，老董說，那年頭，手里的錢花不清——燴鴨條才一吊四百錢一賣!至于那幾位“堂皂”，就更不得了了!單是每科給應考的舉子包“槍手”(這事值得專寫一文)，就是一筆大財。那時候，當差的都興喝黃酒，街頭巷尾都是黃酒館，跟茶館似的，就是專為當差的預備著的。所以，像國子監的差事也都是世襲。這是一宗產業，可以賣，也可以頂出去!

　　老董的記性極好，我的復述倘無錯誤，這實在是一宗未見載錄的珍貴史料。我所以不憚其煩地縷寫出來，用意是在告訴比我更年輕的人，封建時代的經濟、財政、人事制度，是一個多么古怪的東西!

　　國子監，現在已經作為首都圖書館的館址了。首都圖書館的老底子是頭發胡同的北京市圖書館，即原先的通俗圖書館——由于魯迅先生的倡議而成立，魯迅先生曾經襄贊其事，并捐贈過書籍的圖書館;前曾移到天壇，因為天壇地點逼仄，又挪到這里了。首都圖書館藏書除原頭發胡同的和建國后新買的以外，主要為原來孔德學校和法文圖書館的藏書。就中最具特色，在國內搜藏較富的，是鼓詞俗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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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子監與孔廟

　　北京的國子監與孔廟是連在一起的，是一個景點。也對，這兩個地方本來就是有關聯的。

　　以前曾看過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國子監》，知道國子監是古代的大學堂，但對那篇文章印象不深，不然這次參觀國子監，可以把看到的與文章中的一一對應起來，多有意思啊!關于北京孔廟的文章以前也看過，好像是梁思成寫的，同樣是印象不深。這里的建筑跟恭王府一樣，都是宮殿式的。一律的紅墻，椽子上的花紋圖案極為復雜、華麗。屋頂的瓦根據等級不同，僅為灰色、綠色和金色，這樣的建筑很氣派、威嚴。整個建筑群的布局是對稱的，基本上看完一半，另一半都不用看了。我覺得的，這樣的布局做宮殿可以，做住宅和做學堂都不合適，威嚴有余，美觀不足。

　　最吸引我的是這里的古樹，年代都很久遠，樹干極粗，要幾個人才能環抱。其中有一棵柏上桑最為神奇，是一棵柏樹上長出了一棵桑樹，這應該是飛鳥的功勞。這里的碑很多，只是上面的字大都不太清晰。有一座牌坊較美觀氣派，什么人應該從哪個門走，怎樣走，都有說法，名堂不少。有一座建筑中居然沒有一根梁和柱子，令人稱奇。孔子像有兩座，一進門時有一座，另一座在彝倫堂前，據說高考前來這座孔子像前祭拜的人太多了!也難怪，孔廟本就是儒教的廟宇，雖不上香，不見煙火鼎盛，可一樣有其它的祭拜方式，來祈求自己的孩子能夠金榜題名。雖說現在的金榜題名的意義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大了。

　　這里有一座國子監原狀陳列館和古代科舉展，里面仿照當年的情形布置了一些蠟人像，還擺上了一些當年的器物，可以讓觀眾更直觀地感受一下當年教學、考試等活動。

　　對于孔子，我談不上喜歡，也絕不討厭。對這里的建筑風格也一樣。因此，對這兩個地方我都沒有太大的感覺。談不上好，也談不上不好。

　　求學經歷

　　1925年，汪曾祺入高郵縣立第五小學幼稚園學習。1926年秋，汪曾祺入縣立第五小學讀書。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學畢業考入高郵縣初級中學讀書。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今江蘇省江陰市)南菁中學讀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領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讀高中二年級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別南菁中學，并輾轉借讀于淮安中學、私立揚州中學以及鹽城臨時中學，這些學校的教學秩序都因戰爭而打亂。汪曾祺就這樣勉強讀完中學。后戰事日緊，汪曾祺隨祖父、父親到離高郵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里避難半年，他在小說《受戒》里描寫過這個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大學期間，汪曾祺與同學創辦校內的《文聚》雜志，并不斷在雜志上發表詩歌、小說。

　　文學特點

　　散文寫作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

　　他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使“日常生活審美化”，糾偏了那種集體的“宏大敘事”;以平實委婉而又有彈性的語言，反撥了籠罩一切的“毛話語”的僵硬;以平淡、含蓄節制的敘述，暴露了濫情的、夸飾的文風之矯情，讓人重溫曾經消逝的古典主義的名士風散文的魅力，從而折射出中國當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虛假、病態，讓真與美、讓日常生活、讓恬淡與雍容回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沒。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小說寫作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汪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記事》。

　　人物評價

　　汪曾祺一生經歷了無數苦難和挫折，受過各種不公正待遇，盡管如此，他始終保持平靜曠達的心態，并且創造了積極樂觀詩意的文學人生。賈平凹在一首詩中這樣評價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賈平凹評)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向往寧靜、閑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和升華。(中國作家網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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