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的人生智慧淺析

時間：2024-09-25 07:22:42 王維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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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的人生智慧淺析

　　王維的創作代表的是盛唐時代的風格，作品中充滿佛禪義理，同時也洋溢著人生智慧和生存哲學。

　　王維青年時期極為得意，21歲中進士第，官居大樂承，儒家兼濟天下的理想有了實現的可能，所以此時的詩作充滿了少年無所優懼的情懷，“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少年行》)，逸興飛揚。但之后，王維可謂經歷曲折，百轉千回。先是被貶為濟州參軍，31歲喪妻，然后重作京官，參與張九齡改革，隨革新失敗再次被貶。于安史之亂中受偽職而被俘，平亂后再歷沉浮，終于在心如止水的境界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親歷浮沉變幻的宦海生涯之后，王維選擇了皈依佛教禪宗，佛教禪宗影響了他的生活節奏和政治態度，改變和強化了他的人格自塑方向，形成了他與一般人“終南捷徑”式的投機或樊籠式的解脫截然不同的對隱逸生活的迫求方向――亦官亦隱，“以禪誦為事”的生活方式。這樣的際遇和晚年的生活方式讓王維沉靜地思考自己的人生智慧和生存哲學，詩人在仕隱之中保持自我人格的清高適意和內在性靈的高度自由，以“身心相離”的觀點看待世間萬事萬物，斷除世俗的欲求和煩惱，破除對于“法”“我”的固執，使主觀內心的追求與客觀外在的現實相分離，達到一種適意自得的狀態。

　　一、“無可無不可”

　　“無可無不可”本出自《論語・微子》，“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孔子的意思是說自己所追求的言行與伯夷、叔齊等逸民不同，“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也就是說君子的追求應在于對社會盡職盡責，而不應計較成敗榮辱。儒家的這種處世哲學和人生態度是千古世人所自覺信守的，“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如此等等。王維在《與魏居士書》中有一段對“無可無不可”的解讀文字：

　　孔宣父云：“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為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茍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此近于不易。愿足下思可不可之旨，以種類俱生，無行作以為大依，無守默以為絕塵，以不動為出世也。

　　王維認為如果能夠做到“身心相離，理事俱如”，那么還有什么不適意的呢?也就是說，“無論道之行或不行，照樣可以適意，只要順隨真如”。①《莊子・齊物論》中有一段關于“可與不可”、“然于不然”的論說：“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惡乎可?可于可。惡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道路是行走而成的，事物是人們稱謂而就的，無所謂認可與不認可，也無所謂正確與不正確，在道家的觀點之中，“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怪”千奇百怪的各種事態是相通而渾一的，那么也就無需計較能否認可和是否正確，只要認識并把握事物的本質即可，實際上說的也是一種“無可無不可”的哲學。王維正是領會了其中的真諦，以“適意”為人生目的,“該仕則仕，該隱則隱，隨宜而行”②，能夠做到亦仕亦隱、仕隱兩全，并在仕隱之中保持自我人格的清高適意和內在性靈的高度自由。

　　這里，我們有必要弄清楚“無可無不可”的前提：身心相離，理事俱如。佛教認為身如聚沫，不可長存，自然就不應該執著于其上。王維在這封書信的前半段說到許由的棄瓢洗耳是“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厭惡外物，反使自己內心受到垢染，這是十分不值得的。批評陶淵明“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使自己陷入“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的境地。又強烈指責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頓纓狂顧，豈與俯受維系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耶?”王維認為他們這種厭惡外物，棄絕人世的態度，與佛教所說的“入諸�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維摩詰・方便品》)、“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壇經》第十七節)，相去甚遠。聰明人的人生哲學應該學會忘記、泯滅自己的身心，明曉事物的現象雖然多姿多彩、各式各樣，但本質上都是“空”的，所謂“諸法皆空”。以這樣的觀點看待世間萬事萬物就更容易斷除世俗的欲求和煩惱，也容易使主觀內心追求與客觀外在的現實相分離，達到一種適意自得的狀態。

　　“適意”的關鍵還在于“理事俱如”，也就是順隨真如，佛家稱事物的真性、真相為真如。《唯識二十論》卷二：“真謂真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長無變易。謂此真實于一切法，常如其性，故曰真如。”萬事萬物的真象在佛教那里實際就是“空”，以此觀之，仕與隱的本質并無區別，也無界限，那么也就沒有必要加以區分，使身心糾纏于其中。王維的“無可無不可”的人生論斷就“突破了仕隱非此即彼的簡單化的對立形態，突破了憂心在朝、養性于野的狹隘的處世方式，而以純粹理念控制心理，不住有無，不受紛擾，身披朱紱而逍遙山水，位在魏闕而心宅方外，無目的性的隨順，卻是有目的性的滿足，故而無往而不適也。”③這種人生境界是超越倫理、超越宗教的審美境界，“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于韋氏逍遙谷宴集序》)，白天效力宮廷而夜晚寄宿幽居，既可成就“小隱”，也不荒廢敬業效命之大道。王維以適性為生存目的，從容與仕隱之間，始終保持人格的相對獨立，不注重實際意義上的自然人生，而著重建設心靈主體和精神世界。

　　我們知道，在王維之前就有陶淵明、謝靈運等流連并幽居山水的詩人，對于他們，隱逸是作為入世的對立面出現的，他們都是在經歷了多重挫折之后才萌生歸隱之心。“陶淵明的歸隱田園，謝靈運的狂游山水，都是將審美情趣和審美追求由政治移向了自然，在自然之中尋求心靈的補償和寄托”④，用精神的滿足去消除仕隱的矛盾。也就是說他們追求自然山水中的閑散自由，而摒棄社會生活尤其是仕途生活對人的羈絆和束縛。

　　王維的人生哲學中蘊含一部分與陶謝相同的追求，不過，作為一名佛教徒，王維飽讀佛禪義理，尤其精通禪宗哲學，這些東西自然而然的深入他的隱逸生活，影響他的處世方式。禪宗等同色空的義理，打破了三界之別，將修煉與生活，入世與超世，佛性與人性等同起來，達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空非色，即空即色的悟境。對此，李澤厚說：“簡言之，不訴諸理智的思索，不訴諸盲目的信仰，不去雄辯地論證色空有無，不去精細地講求分析認識，不強調枯坐冥思，不宣揚長修苦練，而就在與生活本身保持直接聯系的當下即得、四處皆有的現實境遇中‘悟道’成佛。現實日常生活是普通的感性，就是在這普通的感性中便可以超越，可以妙悟，可以達到永恒……那常住不滅得佛性。”⑤正是受到禪宗這種哲學的影響，王維不再像前人那樣隱于林泉山水之中以求得超世之樂，“而是如南宗禪師們常說的‘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永嘉玄覺《證道歌》)”⑥，修習一種“山林優游禪”，追求“大隱隱于朝”的境界，即使身在官場，也依然能夠得到精神的自由，即使大言塵世事功，也能得到超世的滿足。

　　正因為如此，王維面對自然山水，不僅有一種擺脫塵世的超越感，更有一種物各其性的自適，一種得道悟道者的涅。所以在他的山水田園詩中，不再一味將社會現實與自然山水相對立。在他的人生哲學中，自然就是自然，現實就是現實，仕即是隱，隱即是仕，仕不是仕，隱不是隱，他完全生活在一種“無可無不可”(王維《與魏居士書》)的心靈與行為的自由中。王維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他能從自然的本質上去審視自然之美，從社會的本質上去感受社會之功，還自然以其本然的特色，用海德格爾的話說就是“讓事物如其本然”。

　　二、破除“二執”

　　“我執”是佛教用語，又名“我見”，是指人們對虛幻不實、五蘊和合的身心，固執的認為存在一個能自在主宰的實我;由于本來無我，卻妄生執著，處處以我為中心，便產生了種種煩惱。用更簡單的話來說：“我執”就是把“我”當真了，認為有一個真實的“我”，心里安立了一個獨立的“我”、單一的“我”、恒常不變自在的“我”，由此引起煩惱障。和“我執”相對應的還有一個“法執”，“法執”的意思是說：固執一切諸法，以為實有，不知一切事物都是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因此佛陀說“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用更簡單的話來說：“法執”是把外在的一切事物當真了，這就產生了分別心、愛憎心，符合自己心意時就產生貪心，與自己心意不符時就產生嗔恨。由于執著于“我”，便成煩惱障。由于執著于“法”，便成所知障。“佛陀認為，人生充滿了煩惱和痛苦，人生的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蘊熾盛給人帶來無盡的煩惱和痛苦，而所有這一切都根源于有‘我執’。‘我執’表現為四種狀態，即我癡、我見、我慢、我愛，佛法中稱之為四種根本煩惱。具體說，‘我癡者，謂無明，愚于我相，迷無我理，放名我癡。我見者，謂我執，于非我法，妄計為我，故名我見。我慢者，謂據傲，恃所執我，令心高舉，故名我慢。我愛者，謂我貪，于所執我，深生耽著，故名我愛。’人若不能破除、斷離我執，則‘有情由此生死輪回，不能出離’。”⑦

　　王維的詩中強調以無物之心觀色空之相，去除對于自我外在欲求的執著，獲得內在心靈的自由自在。《山中示弟》就明確表達了這種追求：

　　山林吾喪我，冠帶爾成人。莫學嵇康懶，且安原憲貧。山陰多北戶，泉水在東鄰。緣合妄相有，性空無所親。安知廣成子，不是老夫身。

　　《莊子・齊物論》：“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王維在此詩中將莊子的“吾喪我”直接入詩，又援引《莊子・在宥》中仙人廣成子的典故，廣成子答黃帝問治身之道時說：“故吾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吾與日月爭光，吾與天地為常。”“我”是有對丶有執丶有象丶有外在表現的，而“吾”是無對丶無執丶無待丶完全內在的。莊子的“吾喪我”是一種忘懷自我、超越生死、是非以及好惡的逍遙自由的精神，王維用“性空”、“緣合”的禪宗要義來理解和達到這種人生境界。佛教認為，世間一切事物和現象皆是因緣和合而生，同時又處于不斷生滅變化之中，沒有自己固有的性質和獨立的實體。“緣合妄相有，性空無所親”，意在表明一切事物皆虛幻不實，自然不必對它們有所親近。萬物不斷生滅變化，“老夫”與仙人廣成子也無本質差別，甚至可能互相轉依。

　　王維的“喪我”是在上林之中，當自己完全沉浸在山水自然的境界中時，那貪、嗔、癡、“無明”起惑造業而形成的“我”之意識也漸漸消失了，而作為本體的“性”卻得以顯現出來，當它與宇宙萬物的最高本體――真如佛性契合為一時，詩人便不僅獲得了徹底的解脫，而且在這不生不滅、永恒靜寂的涅�境界中破除對自我的執著，達到精神的高度自由。這種破除“人執”的忘我閑適的狀態在王維的詩歌中俯拾即是，《鳥鳴澗》就是詩人參禪悟道、渾然忘我的真實記錄。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禪宗主張親近自然山水以尋求心靈境界的提升和對人生哲理的頓悟，也就是修習一種山林悠游禪。這里的“人閑”是摒棄世俗雜念，心靈歸于寧靜的“閑”，所以能充分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瞬息變化：桂花的落，月亮的冉冉升起，夜空中不時地傳來鳥的呢喃，這些細微的聲音是詩人參禪進入到“空靜”之境所感受到的。此情此景，不禁使詩人真幻兩忘，色相俱空，渾忘自我的存在，而進入一種極為空靈澄明的禪境。

　　另外一首《辛夷塢》：“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表面上并無聲響，實際上，其中含有辛夷花開花落之聲，是一種生命從綻放到凋落的律動，辛夷花初開之紅艷定是美麗耀眼奪目的，但她生長在絕無人跡的山澗中，沒有塵世的喧囂，只有自然的靜寂，因此她的存在不被知曉，自開自落，沒有生的喜悅，亦不曾有衰的悲哀。詩人面對辛夷花，“似乎也忘掉了自己的存在，與其合為一體，不傷其凋落，亦不喜其開放”⑧。李澤厚曾對這兩首詩有過這樣的評價：“忠實、客觀、簡潔，如此天衣無縫而有哲理深意，如此幽靜之極卻又生趣盎然，寫自然如此之美，在古今中外所有詩作中，恐怕也數一數二。它優美、明朗、健康，同樣是典型的盛唐之音。”⑨事實上，王維的詩歌沒有盛唐的奢華綺麗，在盛唐的“雄渾壯偉”之外，呈現出一種“空靈靜寂，澄淡精致”的審美境界，充滿寂滅寧靜，這種寂滅寧靜是對“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的閑情逸致的升華，是對大自然生生滅滅，自然流轉的深切生命體驗。

　　“禪的悟道，重在破除‘我執’，執著有意反而不能除俗。既非刻意追求，又非不追求;既非泯滅含慮，又非念念不忘。”⑩由此可見王維為破除“人執”而持有的一種非有非無、非色非空、非寂非動、無生而不生的人生觀，這是一種閑適自得的人生境界。

　　王維是一位內心永遠清靈自在的詩佛，他將詩心與禪意完美融合，創作的同時一直在尋找人生的真諦，在創作的過程中積累人生智慧。王維在儒家“無可無不可”的思想中挖掘到“身心相離，理事俱如”的真諦，順隨真如，聽從自己的內心，破除對于自我和世間多彩萬物的執著，努力達到一種大自在大自由，“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仕隱兩全、順隨真意，這是一種生命體驗，更是一種生存的智慧和人生的哲學，能夠指導后代人學會更好地享受生活、提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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