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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桂枝香·登臨送目》原文鑒賞
《桂枝香·金陵懷古》是宋代文學家王安石的詞作。此詞通過對金陵(今江蘇南京)景物的贊美和歷史興亡的感喟，寄托了作者對當時朝政的擔憂和對國家政治大事的關心。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王安石《桂枝香·登臨送目》原文鑒賞，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桂枝香·登臨送目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豪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后庭》遺曲。
注釋
(1)登臨送目：登山臨水，舉目望遠。
(2)故國：舊時的都城，指金陵。
(3)千里澄江似練：形容長江像一匹長長的白絹。語出謝眺《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澄江，清澈的長江。練，白色的絹。
(4)如簇：這里指群峰好像叢聚在一起。簇，叢聚。
(5)去棹(zhào)：往來的船只。棹，劃船的一種工具，形似槳，也可引申為船。
(6) 星河鷺(lù)起：白鷺從水中沙洲上飛起。長江中有白鷺洲(在今南京水西門外)。星河，銀河，這里指長江。
(7) 畫圖難足：用圖畫也難以完美地表現它。
(8) 豪華競逐：(六朝的達官貴人)爭著過豪華的生活。競逐：競相仿效追逐。
(9)門外樓頭：指南朝陳亡國慘劇。語出杜牧《臺城曲》：“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韓擒虎是隋朝開國大將，他已帶兵來到金陵朱雀門(南門)外，陳后主尚與他的寵妃張麗華于結綺閣上尋歡作樂。
(10) 悲恨相續：指亡國悲劇連續發生。
(11) 憑高：登高。這是說作者登上高處遠望。
(12) 漫嗟榮辱：空嘆什么榮耀恥辱。這是作者的感嘆。
(13)六朝：指三國吳、東晉、南朝宋、齊、梁、陳六個朝代。它們都建都金陵。
(14) 商女：歌女。
(15)《后庭》遺曲：指歌曲《玉樹后庭花》，傳為陳后主所作。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后人認為是亡國之音。
翻譯
登上高樓憑欄極目，金陵的景象正是一派晚秋，天氣剛剛開始索肅。千里奔流的長江澄沏得好象一條白鏈，青翠的山峰俊偉峭拔猶如一束束的箭簇。江上的小船張滿了帆迅疾駛向夕陽里，岸旁迎著西風飄/拂的是抖擻的酒旗斜出直矗。彩色繽紛的畫船出沒在云煙稀淡，江中洲上的白鷺時而停歇時而飛起，這清麗的景色就是用最美的圖畫也難把它畫足。
回想往昔，奢華淫逸的生活無休止地互相競逐，感嘆“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的亡國悲恨接連相續。千古以來憑欄遙望，映入眼簾的景色就是如此，可不要感慨歷史上的得失榮辱。六朝的風云變化全都消逝隨著流水，只有那郊外的寒冷煙霧和衰萎的野草還凝聚著一片蒼綠。直到如今的商女，還不知亡國的悲恨，時時放聲歌唱《后庭》遺曲。
賞析
此詞抒發金陵懷古人之情，為作者別創一格、非同凡響的杰作，大約寫于作者再次罷相、出知江寧府之時。詞中流露出王安石失意無聊之時頤情自然風光的情懷。
全詞開門見山，寫作者南朝古都金陵勝地，于一個深秋的傍晚，臨江攬勝，憑高吊古。他雖以登高望遠為主題，卻是以故國晚秋為眼目。“正”、“初”、“肅”三個字逐步將其主旨點醒。
以下兩句，借六朝謝家名句“解道‘澄江凈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之意，點化如同已出。即一個“似練”，一個“如簇”，形勝已赫然而出。然后專寫江色，縱目一望，只見斜陽映照之下，數不清的帆風檣影，交錯于閃閃江波之上。細看凝眸處，卻又見西風緊處，那酒肆青旗高高挑起，因風飄拂。帆檣為廣景，酒旗為細景，而詞人之意以風物為導引，而以人事為著落。一個“背”字，一個“矗”字，用得極妙，把個江邊景致寫得栩栩如生，似有生命其中。
寫景至此，全是白描，下面有所變化。“彩舟”、“星河”兩句一聯，頓增明麗之色。然而詞拍已到上片歇處，故而筆亦就此斂住，以“畫圖難足”一句，抒贊美嗟賞之懷，頗有大家風范。“彩舟云淡”，寫日落之江天：“星河鷺起”，狀夕夜之洲渚。
下片另換一幅筆墨，感嘆六朝皆以荒淫而相繼亡覆的史實。寫的是悲恨榮辱，空貽后人憑吊之資;往事無痕，唯見秋草凄碧，觸目驚心而已。“門外樓頭”，用杜牧《臺城曲》句加以點染，亦簡凈有力。
詞至結語，更為奇妙，詞人寫道：時至今日，六朝已遠，但其遺曲，往往猶似可聞。此處用典。“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此唐賢小杜于“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時所吟之名句，詞人復加運用，便覺尺幅千里，饒有有余不盡之情致，而嗟嘆之意，千古彌永。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謚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鄧家巷人），中國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稱贊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其詩文各體兼擅，詞雖不多，但亦擅長，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荊公最得世人共傳之詩句莫過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生平
慶歷二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簽書淮南東路（治所在今江蘇揚州）節度判官公事、鄞縣（今浙江寧波鄞州區）知縣。舒州（今安徽安慶）通判、江南東路（在今江浙一帶）刑獄。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逝于江寧（今江蘇南京）鐘山，謚號“文”，故世稱王文公。是唐宋著名八大家之一。
文學成就
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所作多為有關政令教化、適于世用之文。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傷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冊課本有收錄。
言簡練明快筆力雄健
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論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駕馭語言的能力非常強，其言簡練明快，卻無害于筆力雄健。其文以折為峭而渾灝流轉，詞簡而意無不到。《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新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用簡單的自己游山洞的經歷說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
詩歌造詣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以熙寧九年（1076）左右王安石被罷相的時間劃界而分為前、后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后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于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并》《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王安石后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變化。他流連、陶醉于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于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后山詩話》載黃魯直語）《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王荊公體
“王荊公體”的特點是：重煉意，又重修辭。在用事、造語、煉字等方面煞費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載體是其晚期雅麗精絕的絕句。其長處是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其短處在于作詩主意求工，主意之過流為議論，好求工而傷與巧；故“王荊公體”有深婉不迫處，也有生硬奇崛處。這既體現了宋詩風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詩復歸的傾向，可謂既有唐音，又有宋調，對宋詩的發展影響較大。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壯麗景致及懷古傷今，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競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郁，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文學主張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雖然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風范，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歷史評價
《宋史》評價
《宋史·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的評價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后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于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中國皇權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后，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后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后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后，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于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于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于形名度數”，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予以無情打擊。由于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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