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原文賞析
明妃曲二首
王安石
其一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
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桿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安石《明妃曲》二首賞析
歷代文人似乎對昭君出塞這一詠史題材有特殊的感情，從西晉石崇的《王朋君》一詩篇起，一直到清末屢吟不絕，各具風貌。這類題材的詩歌或以悲怨凄涼立意，或從個人遭際著眼，或譏諷漢帝的寡情少恩，或咒罵畫工的居心不良，或直言無隱，哀嘆國勢的不振;或機鋒側出，寫下一段翻案文字。“如何一段琵琶曲，青草離離詠不休”(元虞集《昭君出塞圖》)，縱觀封建時代的眾多歌詠昭君之作，王安石《明妃曲二首》算得上這類題材作品中的佼佼者了。王安石論詩有“自出己意，借事相發，情態畢出”(《蔡寬夫詩話》引王安石語)的議論，正可用來評價此二詩。二詩刻畫人物動作、心理，形象飽滿，抒發情感，寓意精警，耐人尋味。形象與議論的有機組合，賦與了詩歌不朽的藝術魅力，令人贊嘆不已。詩云：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昭君字嬙(一說昭君是字)，南郡(今湖北秭歸)人。漢元帝時她被選入宮中，數歲“不得見御”。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漢與匈奴和親，昭君嫁給了呼韓邪單于。《漢書》與《后漢書》對此均有記述，唯《后漢書》言其“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似是自愿出塞和親的。西晉時因避司馬昭諱，改其名為明君。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二“畫工棄市”一段增加了元帝按畫圖召幸宮女一節，說昭君因不肯以黃金賄賂畫工，得不到元帝的賞識才被遣嫁匈奴的。后來元帝遷怒于眾畫工，殺了他們中的一些人。毛延壽在畫工中最善描摹人物，于是就成了后人唾罵的對象。《西京雜記》寫成距離漢元帝已四百余年，又屬小說家言，本不足信。但晉武帝因嬪妃眾多而“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卻是史有明文(見《晉書·胡貴嬪傳》)，因此，漢元帝以畫圖召幸宮女也是可能的。
封建文人對于這種封建專制制度的不合理與荒謬，往往不能正面觸及，至多不過用“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豈能制夷狄”(歐陽修《明妃曲和王介甫》)批判帝王的昏聵。王安石自然也不能擺脫時代的局限，但他卻巧妙地將批判的鋒芒藏起，旁敲側擊地以“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二語道之，別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這并非給毛延壽翻案，而是要說明人的氣質、風度難于形諸筆墨，別有寓意。清人趙翼評此二句說：“但謂其色之美非畫工所能形容，意亦自新。”(《甌北詩話》卷十一)可謂抓住了問題的癥結。
抽象議論的成功源于具象描寫的動人。作者先抓取昭君辭別漢宮的一個場面，卻又不正面描繪她的容顏，僅將一位梨花帶雨、鬢腳低垂的悲怨女子推到讀者的面前。《后漢書·南匈奴傳》中“顧影徘徊，辣動左右”的記述是詩人寫作的依據，悲傷的美人更易引起人們的哀憐。“尚得君王不自持”一句即是從旁觀者的反應反襯出昭君的動人姿色以及動靜相宜的氣質、風度。詩人借用元帝眼目觀察昭君，給讀者也留下了馳騁想象的余地，從而坐實了“意態由來畫不成”的議論。
兩首詩中的昭君形象始終蒙有一層悲怨凄涼的面紗。她時刻思念著家鄉，穿完了從漢宮帶去的衣服，“可憐著盡漢宮衣”是從細節上刻畫昭君的心態。由于語言相異，昭君只有借琵琶傳達內心的哀怨，“彈看飛鴻勸胡酒”是從神情上刻畫昭君的心態。嵇康《贈秀才入軍》有“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的詩句，王安石即襲用此句意，將昭君神情恍惚、若有所思的內心矛盾淋漓盡致地描摹了出來。古人心目中，鴻雁能夠傳書，一邊彈琵琶，一邊遠望鴻雁南飛，自然是思鄉情懷的流露。如果說第一首重在寫昭君辭漢的悲怨，那么第二首則重在渲染昭君出塞后的凄涼。二詩中的昭君形象的統一也是理解全詩的一條線索。
詩中的昭君形象明顯帶有詩人的想象成分，除了傳達出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某種審美情趣外，還帶有這一群體的悲劇意識。在封建專制社會相對穩定的時期，有能力的人才往往難以主宰自身的命運，他們必須得到高位者的賞識才有可能飛黃騰達。這些人一方面孤標傲世，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尋求知音，以求得心理上暫時的平衡。作者筆下的昭君形象于楚楚動人中彌漫著悲涼色彩，顯然也是作者懷才求遇潛意識的表露。二詩作于嘉祐四年(1059)，當時王安石39歲，此前曾寫有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洋洋萬余言，指出“萬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這些建議未被當政采納，但王安石并沒有因此消沉，他從地方調任京都后，更亟欲一展宏圖。寫于這一時期的《明妃曲》也就不完全是以古人的酒杯澆自己胸中的塊壘了。作者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在體現心中潛意識的同時又能超脫于其上，從鳥瞰人生的角度，體味著人間的苦樂。作者以對昭君窮形盡態般的形象描繪為思維依據，高度概括凝練地揭示出人生的哲理。第一首中“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二句，第二首中“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二句，與前述“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二句共同構成了二詩的理智線索，是三個經過提純的警句。“君不見”二句借昭君家人之口道出了作者的感慨，他以漢武帝的陳皇后失寵幽居長門宮與出塞的昭君相比，意在傳達失意之人無分南北的思索。“漢恩”二句又借路人之口道出作者的憧憬，他以昭君自身的遭際為喻，重在表現人對知己的渴求。屈原《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詩人化用此句，吟誦的正是這種人際間感情糾葛的悲歡。
由于作者寫下“漢恩自淺胡自深”一句，曾引起很大的爭議。范沖曾對宋高宗說，安石此詩“壞天下人心術”(見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卷七)，宋朱弁則借一太學生之口罵道：“若如此詩用意，則李陵偷生異域不為犯名教。”(《風月堂詩話》卷下)宋羅大經認為此詩“悖理傷道甚矣”(《鶴林玉露》乙編卷二)。有人甚至說：“靖康之禍，釀自熙寧，王、秦兩相，實遙應焉，此詩為之讖矣。”(清周容《春酒堂詩話》)郭沫若先生則為此句辨白，認為詩句原意是“漢恩淺吧，我也不怨;胡恩深吧，我也不戀”(《]王安石的明妃曲》)。這些譏彈或辨白，似乎都太拘泥于對“漢恩”一句的表面解釋，而忽略了下一句“人生樂在相知心”的深層涵義。人類生活除飲食與安全的需求之外，友誼和愛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屬于人類一種歸屬或自尊的需求。春秋時的管仲曾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可見古人對知己的看重。“士為知己者死”，封建知識分子為了知己，可以死而無憾。“人生樂在相知心”所反映的正是這種心態，它由感人的昭君故事相引發，更增強了詩句的感染力。
從理智線索看，兩首《明妃曲》也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三個警句，搖人心旌。它們同以昭君故事為背景提煉，同植根于詩中昭君的形象線索，借其哀怨之情升華出帶有普遍意義的精警議論，極大擴充了詩的內涵。二詩之妙就在于與昭君故事的離合之間，借題發揮，卷舒自如地宣泄出作者對人生的思考。不同時代的人都可以從三個警句中找到自己感情共鳴的位置，這也許正是它千百年來膾炙人口的原因。此詩一出，歐陽修、司馬光、梅堯臣等人皆有和作，也說明了二詩在藝術上的巨大成功。
一般說來，唐詩主情韻，宋詩主議論，《明妃曲》二首則情韻與議論并勝。據說王安石少年時“以意氣自許”，為詩“不復更為涵蓄”，后來“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宋葉少蘊《石林詩話》卷中)。二詩恰作于他中年以后，顯示出其詩風演化的痕跡。然而也正因為二詩人物形象的豐滿動人，致使一些論者認為作者主旨在表現昭君眷戀祖國的悲怨之情，并超出了個人恩怨之外。詩無達詁，形象大于思維，這種論斷也有合理之處。撲朔迷離的詩歌意象也許更能令讀者神往，給人以充分咀嚼回味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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