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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閣序》的賞析及“四杰”的崛起
滕王閣為唐永徽四年(653)高祖子滕王李元嬰為洪州都督時所建，以封號為名，故址在今江西南昌市贛江濱。上元二年(675)九月，王勃往南海省親，途中路經洪州，逢都督閻公在滕王閣大宴賓客，遂在宴會上揮毫寫成此《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簡稱《滕王閣序》)。
這篇臨別贈言雖為即興之作，但堪稱古代駢文中的精品。在嚴格的駢體形式束縛下，作者充分發揮駢文特有表現手段，融對偶、聲韻、事典、辭藻于一爐，又運散文之氣于駢偶之中，嚴整中呈行云流水之勢。
全文層層扣題，文思縝密，運思謀篇，無不統于題目之下。第一段歷敘洪州地勢之雄偉、物產之珍異、人才之杰出、賓主之尊貴，扣題中“洪府’’二字。第二段由趨名樓，登高閣，寫到近覽樓閣之狀麗，遠眺山川之勝景，展示出一幅流光溢彩的滕王閣秋景圖，扣題中“秋日”、“登滕王閣”六字。
第三段正面寫滕王閣宴會，由參與宴會的逸興，引出人生遇合的感慨，扣題中“餞”字。
第四段自敘遭際，說明有幸躬逢盛會，自當應命作序，扣題中“別”字，復出“餞”字。
統觀全文，由地及人，由人及景，由景及情，步步遞進，緊扣題意。文因餞別而作，但對于宴會之盛僅略敘數筆帶過，而傾全力寫登閣所見之景，因景而生之情，這就脫去了一般餞別文章頌揚、應酬的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徑。
作者善用靈活多變的筆法描寫山容水態，表現樓臺壯觀，從而把讀者帶入身臨其境的審美境地。
其一，色彩變化之美。“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這兩句不囿于靜止的畫面色彩，而著力表現水光山色的色彩變幻：寒潭之水因積水退盡而一片清明;傍晚的山巒因暮靄籠罩而呈警色。上句設色淡雅，下句設色濃重，在色彩的濃淡對比中，突出秋日景物的特征，被前人譽為“寫盡九月之景”。
其二，遠近錯落之美。作者筆下，諸般景物紛至沓來，依次展現，既各盡其美，又有層次的遠近變化。 “鶴汀鳧渚”四句寫滕王閣周圍景物，是近景;“山原曠其盈視”二句寫山巒、平原的廣闊和川流、湖澤的迂回，是中景;“云銷雨霽”以下則是水天浩淼的遠景。
筆墨由近及遠地鋪展開去，把遠近景物編織在一起，組成一幅富有層次感和縱深感的全景圖。
其三，上下渾成之美。“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翔丹，下臨無地”，這四句由兩組鏡頭剪輯而成：上有層臺碧瓦攢刺云霄，下有飛架的閣道丹彩欲流，借視角的俯仰變化，使上下相映成趣，突出了危樓高聳的壯觀。“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_天一色”更是寫景名句，青天碧水，天水相接，上下渾然一色;彩霞自上而下，孤鶩自下而上，相映增輝，構成一幅色彩明麗而又上下渾成的絕妙好圖。
其四，虛實相映之美。作者登高臨遠，不僅騁目八方，而且思接千里。文中既實寫目見之景，又發揮想像，構想出目力難及之景。“漁舟唱晚’’四句，即憑借聽覺聯想，用虛寫手法傳達遠在“彭蠡之濱”、“衡陽之浦”的漁歌和雁聲。如此虛實相間地模山范水，既使讀者對景物有具體的感受，又引導讀者開拓視野，展天聯想，登山臨水，視通萬里。
在著意鋪敘景色之美后，作者以騰挪跌宕的筆勢，述志言情，由逸游的豪興，陡引出宇文新州及自己途路坎坷的感慨，表白了報國無門卻壯志不墜的執著態度。 “望長安于日下”四句，明寫南、北，暗藏東(云間)、西(昆侖)，抒寫遠離京城、失意流落之情，接著從關山難越，念及英雄失路， 連用屈原、賈誼、馮唐、李廣四人的典故，借歷代懷才不遇的人物，表達有志難伸的悲慨，同時也流露出“時運不齊，命運多舛”的消極情緒。至“所賴”一提，振起全篇。“老當益壯”幾句，勉勵宇文新州莫因年華易逝和處境困頓而自暴自棄，片言居要，為全篇警策。接著再用《莊子-逍遙游》典，以大鵬作比，表明扶搖直上九霄的凌云之志;用《漢書-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成句，表示早年雖然失意，但拯時濟世的信心并未泯滅。同時又反用“貪泉”、“涸轍”、阮籍之典，說明處困頓而清操不移，逆境中壯志彌堅。作者正是自如地驅遣歷史典故，以跌宕之筆述志言情，事典繁多但貼切達意，氣勢充暢而語約意豐，展示了抑揚升沉的情感發展軌跡，披露了交織于內心的失望與希望、痛苦與追求、失意與奮進的復雜感情。
唐初的駢體文還有齊、梁余風，“搞句繪章”，以形式上的華美掩蓋內容上的空虛。王勃此又卻用駢體表現了比較豐富的內容，流露了作者的真情實感，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歷史上的滕王閣雖已不復存在，但它的名字依然留在人們的記憶中，為祖國的江山增輝，這不能不歸功于王勃的這篇千古傳誦的名篇。
初唐四杰的崛起
當宮廷文士仍把詩歌當作點綴升平的風雅玩物時，詩壇上逐漸崛起了一批銳意變革的新進詩人。他們志同道合，互通聲氣，使詩歌重新擔負起歌唱人生的使命，而展現出新的時代風貌，唐詩由此獲得了真正的轉機。他們就是被稱為“初唐四杰”的盧照鄰(約630--680后，有《幽憂子集》)、駱賓王(約638一? 有《駱賓王文集》)、王勃(649--675，有《王子安集》)、楊炯(650—693后，有《盈川集》)。
“四杰”活動于高宗、武后時期。以年輩言，盧、駱大約比王、楊年長二十歲左右。在他們之前，詩壇上也曾出現過不與宮廷詩風合流的人物，如太宗貞觀年間的王績就是一例。
他有感于隋唐喪亂之際變故迭生，無意于仕途爭逐，遂在隱逸生活中追求桃花源式出世理想的滿足。他的一些吟詠村居生活的詩篇，語言質樸，不事雕琢，顯示出與宮廷詩迥然不同的特色。如《野望》：“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以即日觸興的寫實手法，描繪田園生活的恬靜，透露出對亂世的隱憂。但王績的詩在當時只是一個孤立的存在，而且其風格主要踵武陶淵明，缺乏“四杰”那種開拓一代新風的內在力量。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發的少年天才。駱賓王生七歲即能詩，被稱為“神童”。楊炯年十歲即應童子舉，翌年待制弘文館。王勃十六歲時，被太常伯劉祥道稱為神童而表薦于上，對策高第，拜為朝散郎。盧照鄰二十歲即為鄧王府典簽，“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張膂《朝野僉載》)。但是在仕途上，他們又都是坎坷不遇的。
四人中，僅楊炯官至縣令。年少志大，才高位卑，這種人生經歷與我們在《概說》中已有說明的時代特點相結合，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思想性格和文學創作。
初登詩壇，他們就表現出睥睨古今的銳氣和勇氣。盧照鄰說：“圣人方士之行，亦各異時而并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貫?”(《南陽公集序》)“其有發揮新題，孤飛百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粵在此乎!”(《樂府雜詩序》)王勃說：“孔夫子何須頻刪其詩書，焉知來者不如今;鄭康成何須浪注其經史，豈覺今之不如古。”(《感興奉送王少府序》)這種強烈的自信心，當然得之于時代的激發。他們看到“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才術顯;成能起自布衣，蔚為卿相”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激起了他們敢作敢為的熱情。
“莫言貧賤無人重，莫言富貴應須種” (駱賓王《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 “人生貴賤無終始，倏忽須臾難久恃” (盧照鄰《行路難》)，這些出自他們筆下的詩句，表現了社會中下層人物長期以來被壓抑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期待。他們正是由此展開了自己的文學生涯。
“四杰”不僅以詩文兼長齊名海內，而且相互呼應，以一種自覺的意識改革文學風氣，以“開辟翰苑，掃蕩文場”(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自命。他們的攻擊矛頭，集中指向當代的宮廷文學。從楊炯的《王勃集序》中，可以看出他們的基本態度：“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掾。……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蔽，用光志業。”所謂龍朔初載的“文場交體”，是指高宗龍朔年間以上官儀為代表的宮廷詩風(又稱“上官體”)，其特點是“綺錯婉媚”(《舊唐書》本傳)，致力密宋散文選讀教師教學用書
于修辭性裝飾性的美，而缺乏詩歌所應有的激qing和生氣。這其實也是宮廷詩歌的通病。
“四杰”一方面汲取前人之長，一方面對詩壇陳舊保守的遺風陋習發起挑戰，在這過程中，以剛健壯大的審美主求，開始改變唐詩的面貌。
初唐四杰拓新了詩歌的主題和題材，使詩歌擺脫了頌隆聲、助娛樂的虛套，面向廣闊的時代生活，用現實的人生感受，恢復了詩中清醒而嚴肅的自我。
他們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層的貴族社會，否定了貴族社會秩序的永恒價值。 (略)
他們以匡時濟世、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和熱情，為詩歌注入了高情壯思和倜儻意氣。(略)
他們拓寬了詩歌的視野，使之從官苑臺閣走向江山和塞漠，從而便于容納豐富得多的感情內容。(略)
在前人偏于游戲性和應酬性的題材中，他們也注入人生熱情，表現出自我的個性。(略)
“四杰”則往往托物寄慨，使之帶上了詩人鮮明的個性投影。(略)又如贈別之詩，“四杰”也力去應酬文字的陳套，而每每和游宦不成的悲涼之情、客子深沉的鄉思結合起來。王勃這一類作品最多，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尤為膾炙人口：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鄉送別，本來令人感傷，詩中卻以豁達爽朗的感情出之，使人不由得聯想起曹植的詩句： “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贈白馬王彪》)胡應麟《詩藪》評此詩日“終篇不著景物，而興象宛然，氣骨蒼然”，這里所說的“興象”知“氣骨”，正是 “四杰”對唐詩最重要的貢獻所在。
初唐四杰在詩歌創作上的力求振拔，不僅表現為內容的拓展和充實，而且也表現為形式的創新和完善。他們要以新的章法和節奏，來表現新的情緒，在詩歌語言上也作出了向生活靠近的努力。大體而言，盧、駱喜作五、七言長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體;王、楊則以五言律、絕取勝。
七言歌行本是梁、陳以來七古和駢賦交互影響、滲透的產物，由于它吸取了六朝樂府中的蟬聯句式，和近體的對偶與聲律，逐漸形成了工麗整煉而又婉轉流走的風格特色。盧、駱創造性地發揮了這種詩體之所長，大大加強了它的抒情性，豐富了它的表現力，使之成為“極能發人才思”(《詩藪》語)的新體制。例如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在章法上是以體物鋪張始，而以抒情議論作結;在句法上是以駢為主，以散行駢;在用韻上多四句一轉，且平仄相間，絲毫不爽，形成一種緊鑼密鼓式跳蕩起伏的明快節奏，凡轉韻處又多用蟬聯法接字而下;在用語上則不僅運用大量的疊字、疊詞，而且往往用俗語虛詞加強語調，以傳神情。駱賓王的歌行還參以漢代大賦的筆法，因而無論是規模還是容量都呈現出聳入耳目的壯觀。他的《帝京篇》和《疇昔篇》長達二百多旬，前者類京都大賦之制，后者類賦中紀行、述志的綜合。但以賦入詩不只是為了張大氣勢，其中自有激蕩的情思和磊落的風神在。
如《疇昔篇》淋漓盡致地抒寫了詩人富于戲劇性的坎廩遭遇和豪俠鳳概，在回顧少年意氣、詩苑盛會、吳楚風物的同時，又時時穿插以節序之悲、失路之嘆和銜冤之恨。這首詩可說是李白《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梁園吟》一類作品的張本。經盧、駱之手，七言歌行“一變而精華瀏亮。抑揚起伏，悉協官商;開合轉換，成中肯綮”、 (《詩藪》)，成為以后李。白、李顧、高適、岑參一路詩人所喜用的形式，其開拓之功是不容輕忽的。
王勃、楊炯今存的詩以五言律、絕為主，僅王勃有一首七律。這和同時代的文章四友略同，而與稍后的沈、宋相異，這證明七律較五律成熟要晚。值得注意的是，王、楊較之盧、駱，詩歌語言更趨明凈凝練，由工密趨于流宕，六朝以來繁縟綺藻的流調已得到進一步的洗削。尤其是王勃的五絕，情景交融、含思蘊藉，用語不啻口出而情韻豐厚，推進了深入淺出的語言風格，如《始平晚息》：“觀闕長安近，江山蜀路賒。客行朝復夕，無處是鄉家。”《山中》：“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氣完，說明唐詩的語言已經走向成熟。
初唐四杰以他們重剛健、重氣質的創作實踐，在詩壇上起到了解放詩歌的作用。“長風一振，眾萌自偃。……積年綺碎，一朝清廓。……后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成思自釋。”(楊炯《王勃集序》)他們構成了唐詩發展中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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