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是真心隱士還是被迫隱居?

時間：2024-10-15 21:57:22 陶淵明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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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是真心隱士還是被迫隱居?

　　在平時的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一定沒少看到經典的古詩吧，古詩作為一種詩歌體裁，指的是與近體詩相對的古體詩，又稱古風、往體詩。那么什么樣的古詩才更具感染力呢？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陶淵明是真心隱士還是被迫隱居?，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陶淵明是真心隱士還是被迫隱居?

　　陶淵明是真心隱士還是被迫隱居?

　　陶淵明(約365年—427年)，字元亮，號五柳先生，謚號靖節先生，入劉宋后改名潛。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期詩人、文學家、辭賦家、散文家。東晉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過幾年小官，后辭官回家，從此隱居，田園生活是陶淵明詩的主要題材，相關作品有《飲酒》《歸園田居》《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詩》等。

　　提及陶淵明這個名字，似乎已經作為純粹隱士的代名詞，曾傳列《晉書》、《宋書》、《南史》三史中的“隱逸”篇，可謂深入了中國文化的骨髓。是故，每每說到陶淵明，就會想到他的《桃花源記》、《歸去來兮》，想到那種超然物外的隱逸情懷、那種不問塵俗世事的清醒與瀟灑。在許多朝代，人們幾乎都把陶淵明當作一個不關心國家大事政治形勢的第一隱士、“隱士之宗”，其實事實上并非如此。

　　要搞清楚，陶淵明是否真心當隱士，我們先從什么是隱士說起。何謂“隱士”?據百度百科介紹，“隱士”就是隱居不仕之士。其條件，首先應當是“士”，即知識分子，否則就無所謂隱居。其次，是不仕、不出名，終身在鄉村為農民，或遁跡江湖經商，或居于巖穴砍柴。鑒于此說法，歷代都有無數隱居的人，并不可皆稱為隱士。《南史·隱逸》云：隱士“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這就是說一般的“士”隱居也不足稱為“隱士”，須是有名的“士”，即“賢者”。如《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遁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顯然，是說“賢人隱”而不是一般人隱。換句話說，應當的有才能、有學問、能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隱士”。

　　陶淵明是這樣的人嗎?我們分析后，不難發現他并非一開始就真心當隱士，即便是后來，不得不隱，也是出于“無可奈何花落去”，看破了紅塵、看淡了名利、看透了官場，才步入了“隱居”的生活。筆者的觀點如下：

　　其一，陶淵明的出生環境，使他貼近政治關心國事。

　　據資料記載，陶淵明出身于東晉一個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陶淵明在這樣的家庭、這樣的環境長大，耳濡目染，決定了他和政治先天就走得很近，不可能對政治和朝廷漠不關心。

　　其二，陶淵明的教育背景，使他充滿理想滿懷抱負。

　　陶淵明年幼時，家庭敗落，八歲喪父，與母親和小妹一起相依為命，后因生活拮據，只能投靠外祖父孟嘉。而孟嘉是當代名士，陶淵明深受著外祖父的熏陶，長大后他的個性、修養，都頗具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里藏書頗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子》《老子》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家庭環境與時代思潮，讓他同時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也就是說，陶淵明性格中除了有超逸的道家一面，也有儒家的入世情懷。這也從教育上決定了陶淵明是個刻有儒家思想烙印的讀書人。

　　其三，陶淵明的仕途經歷，使他倍感失落倍加失望。

　　陶淵明少有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他懷著儒家“大濟蒼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侮辱，不久就遞交了辭呈。他辭職回家后，州里又來召他作主簿，他辭謝了。

　　隆安四年，陶淵明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篡位者的幫兇。他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一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一詩里寫道“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哀怨的嘆息，他對做官有些失望了。這也正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越想入世濟世把官做好，遇到的困難越大，也就越容易心灰意冷。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也就是公元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此時，他正在家鄉躬耕自資，見狀不由得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甚為不滿，這一點說明他是非常關心政治局勢的，也是有著堅定的政治立場的。

　　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現在江蘇鎮江一帶)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陶淵明見時機已到，就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這時的陶淵明是何等的積極入世，看來他先前的隱居只是不滿現狀罷了。

　　劉裕打入建康后，通過改革整頓，使“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這讓陶淵明一度對劉裕產生好感，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并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謚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等黑暗現象，又使他感到失望。故而，陶淵明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經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由此看出，陶淵明的隱居之念又起了，儒家的入世思想和道家的出世情懷時時牽絆著他，分裂著他。

　　義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淵明轉入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后，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那個傳誦千古的“五斗米”的故事，也就發生在這個時候。上任時，他碰到潯陽郡派遣的督郵來視察，屬吏說:“當束帶迎之。”陶淵明嘆息道:“我豈能為五十斗米向鄉里小幾折腰”，而且當時的縣衙橫征暴斂，他看不慣，遂授印去職，陶淵明這次做官做了八十一天，終于失望地離開。

　　至此，陶淵明十三年的官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而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又不斷絕望的十三年。最后只能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堅定決心，他的隱，因此是失望之隱、絕望之隱。

　　其四，陶淵明的隱居生涯，是他無奈出世的被動選擇。

　　有人說，因躲避動亂、因求取安全、因官場失意、因不滿現狀等原因而歸隱的，實際上是對社會放棄責任，尋求自我安逸的人生態度，正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筆者不敢茍同，縱觀陶淵明的家世及其坎坷的一生，直至最后辭彭澤縣令，過隱居生活，一方面體現了他“淡薄名利，厭棄官場；不為五斗米折腰，剛正不阿；躬耕自資，熱愛田園”的高貴精神品質，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人隱心未隱、身隱情未隱的無可奈何心理心境。在陶淵明內心深處，隱居并不是他終極理想，更不是他真心抉擇。

　　我們可以看到，盡管陶淵明辭官歸里，過上了“躬耕自資”的生活，創作了膾灸人口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句，甚至常常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看似瀟灑不俗，勝似仙人。但實際上，就連陶淵明在最富盛名的《桃花源記》通過描述桃源幽美與閑靜，也是為與當時丑惡動亂的社會現實形成鮮明對比，抒發自己對當時丑惡社會和無道政權的滿腔不滿和強烈否定。

　　因此，陶淵明的這種隱居，顯然是因天下“無道”才隱的，并沒有完全完全超越現實和政治。他筆下的人間仙境桃花源，何其美好，何其誘人，不啻就是他理想社會的一種向往。試想，倘若世上真有桃花源，那還需要隱居做什么呢?出于這樣的分析結論，筆者斗膽以為，陶淵明留下那么多詩文，述說他超然世外，快樂如仙，其實無非是想告訴大家，他的隱居是迫不得已的，是無可奈何的。人在逆境中，為了愉悅心情，刻意營造一種不同的心境，相信不少人都有過。

　　面對“國破山河在”的嚴峻事實，但凡有理想有抱負有壯志的莘莘學子，都不可能做真正的隱士，何況陶淵明這樣懷有“大濟蒼生”愿望的有志之士?我想，這也許才是我們需要認識和理解的陶淵明，切莫被千余年來對他所謂“不關心不過問國事正事”的“真正隱士”之評價所誤導。否則，這個誤讀誤判，在經歷了千余年之后，還可能繼續下去，豈不悲哉?

　　陶淵明：真隱士是心隱，因為心遠地自偏

　　隱士文化一直是中國文化中意味深長的現象。中國的隱士大概能分成幾種類型。

　　第一類是從來都抱有隱居的志向，他們看透了歷史與社會，看透了自然與人生，不愿意在渾濁的世界里浮沉俯仰，于是就隱居山水田園之間。孔子在路上遇到的一些人，比如楚狂接輿等就是這樣的隱士。當然這一類型中比較純粹的隱士是莊子。莊子明明可以靠才華吃飯，魏國、楚國人要請他去做大官，他就是不愿意，他說自己寧愿做在污泥中打滾的自由自在的烏龜，也不去廟堂上做死了被人供起來的祭品。

　　第二類隱士是經歷了或官場或情場或各種不如意，覺今是而昨非，干脆回到田園山林，隱居起來，不再過問世事，自己逍遙。

　　第三類就是假隱士。有的隱士非要跑得遠遠的，好像不跑遠，就會有人打擾，影響清修。他們專門跑到世人最為關注的地方假裝隱居，其實就是想混個名聲，好為下一步去朝廷做官做好準備。比如唐朝好多假隱士，就喜歡跑到距離長安不遠的終南山隱居。李白就是這樣，四川有多少好地方適合隱居，他不去，偏偏跑到終南山隱居。還有一個叫盧藏用的也是一樣，所以后來就有了諷刺假隱士的“終南捷徑”之說。

　　田園詩之祖隱士陶淵明不是一開始就隱居的，但他卻是中國隱士們最為純粹的人，他的隱居，是心隱。

　　大部分隱士都很有錢。他們有良田，有仆人，有美酒。他們不干活，就是每天假裝看風景，然后寫一些言不由衷的話。而陶淵明的隱居，是親自干活，早上去種地，晚上扛著鋤頭回家，累了就喝點酒，醉了隨處一躺，和那些不識字的農人聊聊天，然后在月光清冷的晚上回家，寫詩睡覺生兒子。

　　陶淵明一開始并非想做隱士，他在荒涼的世界上，看透了世態炎涼。也就是說，他是被生活搞得沒有辦法，然后就寫了一篇《歸去來辭》，宣告自己這回是真的要回歸田園，做個快樂的農民了。

　　陶淵明早年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后來發現，所有的積極進取，所有的忠君報國，在現實面前就是一個笑話。魏晉時代，在老莊思想的影響下，玄學之風大盛。陶淵明很顯然也受到了老莊思想的影響。老莊思想其實并不復雜，老莊思想特別是莊子的思想，其實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一是自然，二是隨便。自然就是這個事情原來是什么樣，應該是什么樣，就按照自然狀態去發展，你不要去干擾，干擾了也沒有用，除了惹了一身煩惱，你不會改變任何東西。隨便是一種命運觀。命運怎么樣，你就怎么樣，你不要去和生活擰巴，也不要和命運擰巴。這個態度莊子叫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陶淵明也有一首詩，明確地表達了這種觀點：“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這種隨便自然的境界，莊子叫做無心無情。而陶淵明很顯然也接受了這種觀點，唯有無心，才能最真，才能感受田園生活帶來的美。雖然陶淵明種地技術不咋地，有的年份一貧如洗，飯都吃不上，但是陶淵明仍然能從田園生活中，得到天真自然的審美感受。

　　懂得了這些，我們就能正確地理解他的最有名的一首詩：《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淵明用這首詩告訴我們，如何才是真正的隱居，如何才能真正將生命融入田園生活，做個任性天真自然的隱士。

　　他說：將房屋建造在人來人往的地方，卻不會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擾。問我為什么能這樣，只要心志高遠，自然就會覺得所處地方僻靜了。

　　在東籬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間，那遠處的南山映入眼簾。

　　傍晚時分南山景致甚佳，霧氣峰間繚繞，飛鳥結伴而還。

　　這里面蘊含著人生的真正意義，想要辨識，卻不知怎樣表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陶淵明明確提出了自己的隱士觀。隱士有心隱和身隱兩個層次。身隱就是想找一個沒有人打擾的地方，尋找清靜。但就像是打坐一樣，身體或許如一潭古水，內心卻波濤澎湃。心不靜，則世上無清凈之地。所以陶淵明說，真正隱居的態度是，你把房子建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上，只要你的心靜如水，那么你只能聽到自己靈魂的聲音，紅塵世事如云煙過眼，甚至根本就不入眼，不入心。所以唐朝的白居易認為，大隱很難做到，他就選擇中隱，就在朝廷做官，但是又不為俗務所拘。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

　　這也是對陶淵明的大隱觀的致敬。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心靜了，你就會發現與眾不同的美。人要做個真人，天性淳樸，樸素沒有機心，就會得到與眾不同的審美體驗。原來在人心中的那些再普通不過的景物，在真的隱士心中，卻散發著迷人的光輝。一圈矮籬笆，數叢淡雅的菊花，它們都在無心生長。而一抬頭，就看見了那悠哉悠哉的南山。

　　陶淵明的心態是悠然自得的，他與大自然已經融為一體，他發現，遠處的南山，似乎也悠哉游哉。這種人與物、人與自然高度契合的境界，中國哲學中叫做“天人合一”。在后世的詩人中，有很多人也體會到了這種境界。比如李白在面對敬亭山時，寫道：“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而辛棄疾也寫道：“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李白與辛棄疾的這種心態與寫法，其實都是從陶淵明這兒偷來的。或者我們也可以說，陶淵明、李白與辛棄疾，在天人合一中實現了心靈的同頻共振于我心有戚戚焉。

　　陶淵明看到，傍晚時分南山景致甚佳，霧氣峰間繚繞，飛鳥結伴而還。飛鳥是陶淵明的一個隱喻，是說他自己。飛鳥朝去夕回，山林乃其歸宿；自己屢次離家出仕，最后還得回歸田園，田園也為己之歸宿。

　　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曾這樣寫道：“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這句話其實就是陶淵明隱居的初心：一切都是無心而為，一切都不需要彷徨迷惑天人交戰，想回歸田園了，就回去；累了，就回到自己家鄉，享受家園的味道。

　　這就是無心，唯有無心，才能認真，唯有無心，才能真正享受田園的樂趣，而不是慌慌張張無限焦慮地假裝隱居。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淵明從自然的美景中，想到了人生的樂趣。事實上，人生的樂趣何須多說？只要你自己感到快樂就行了，在這種快樂面前，所有的語言都是蒼白的，都是失真的。就像人與人的關系，懂你的人，不必說；不懂你的人，說了也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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