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 金剛怒目

　　悼國也罷，嘆老也罷，傷感的情緒不會總是那么強烈。從次年(永初二年)春詩人所作《游斜川》一詩看，詩人雖然仍“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但已在“中觴縱遙情”中暫得“忘彼千載憂”，而恢復了“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的淡然心情。可就在這時，又一樁大事激起了詩人心中的波瀾，使他無法忘世隱居。這年九月，劉裕懷著“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狹隘而狠毒的心腸，今張以毒酒逼殺晉恭帝，張不忍，自飲毒酒而死，劉裕又下令士兵逾墻進藥，恭帝不肯飲，遂被殺死。當初三國歸晉后，司馬炎寬懷地安置了蜀帝劉禪和吳帝孫皓。晉恭帝在交出玉璽時心中是無所怨恨的，他對劉裕說：“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情辭入理而懇切。可劉裕全無晉武帝雅量，終于殺害了這個末代皇帝。詩人按捺不住憤怒的感情，相繼作了《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諸詩，托古述懷。另有《述酒》、《蠟日》二詩，辭意隱晦，被認為是影刺劉裕暴政之作。

　　詠荊軻》是一篇金剛怒目式的作品，一改詩人平淡的風格。“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開門見山，迅速入題，雖無詩人其他詩篇中的婉轉從容之妙，卻更有胸膽開張、放聲吶喊之豪。“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提”字盡展俠士雄風，白馬在廣闊的原野上長嘯，更添慷慨之氣。雄、危、猛、沖一系列擲地有聲的字眼，如海潮激蕩心潮，如巖流推涌熱血。“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寫群英之悲、之哀、之寒，更顯出英雄之壯。“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義無反顧，氣吞山河。“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刺秦過程，僅僅四句，意盡言止，俠士風采，在“豪主正怔營”里已完全展現，留下的是千古遺憾，千古吟嘆。

　　《詠荊軻》詩中的豪放熱情，是詩人心中長期郁積的憤世情緒在易代失主后的強烈爆發。詩人一生失意，而又很難為自己歸因，偶有生不逢世之怨，更多是與世不合的自怨，詩中流露出來的多是哀婉無奈的情調，顯示出平淡的風格，但時代的混亂、黑暗畢竟是造成他才不得用、窮困潦倒的重要原因，他不能不時時對那些野心家乃至晉帝抱有深深的不滿和怨憤，不說只是因為說也沒用。而晉帝，作為無能的君主，詩人對他個人沒有好感，作為晉室的代表，詩人卻是懷有感情的，他對晉室寄托過希望，這與個人對生活的希望是一致的，所以失去君主，失去晉室也進一步摧毀了他的希望。他的郁積情緒因此找到了一個爆發點，這才有如此激越的風格。詩人認識到他的落泊原因主要不在自身而在時代，非己違世而是世事違己，于是長期壓抑的不平之氣就強烈地噴發出來。永初三年(422年)，詩人五十八歲時所作的《感士不遇賦》，就是一篇流宕著激憤不平之氣的作品。詩人寫作《感士不遇賦》的起因如序言所說：“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馀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古人心跡觸動詩人情懷，詩人想到：淳樸真誠的世風消逝，虛偽卑下的惡習盛行，廉潔謙讓的節操在民間日趨淡漠，投機鉆營的邪心在官場日益縱恣。所以即使心懷正直、立志治世的人也不得不在年富力強的時候潛藏隱居，一些潔身自好、操行端正的人也只好徒自勞苦虛度一生，“夫屢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樸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門閭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于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嘆，三閭發‘已矣’之哀”。無處可歸，只有發出“算了吧”的哀嘆，這是夷皓、屈原也是詩人的遭際與心情。古人郁積在心，而著文宣泄，“此一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逐感而賦之”。詩人也憤慨不平，不吐不快。他挫古今于筆端，激情飽滿地寫道：“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為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于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在理想的社會里有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人們或隱居自樂或大濟蒼生，都能順其自然，合乎本心而稱心如意。但是，理想的.時代，理想的人生隨理想的人性消失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心險惡、充滿了虛偽嫉邪、是非顛倒的社會。“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嘆，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汩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所娛。奉上天之成命，師圣人之遺書。發忠孝于君親，生信義于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世間人附和同黨而詆毀異己，別人勝過自己就惡言中傷;把深謀遠慮的人說成糊涂，把愛講直話的人稱作狂妄，這么一個黑白不分充滿紛爭的社會，像一張碩大的羅網，讓人們像魚和鳥那樣擔驚受怕，所以看透了這一切的人只好辭官棄世、隱居躬耕。

　　接下來詩人歷數古往今來有德有才之士不逢其時或是即使偶有機會但好景不長的悲哀遭際，從中看到了個人命運的某種必然性。“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祗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愍馮叟于郎署，賴魏守以納計。雖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朗，纖遠轡于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饑，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發以從政，不愧賞于萬邑。屈雄志于戚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于身后，動眾人之悲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

　　詩人從歷代文人志士的遭際及個人的親身經歷中，認識到人心不古，信念崩潰，道德淪喪，人欲橫流是忠直賢良之士不能容世亦不能容于世、落泊潦倒的根本原因。雖然他不可能像政治家、歷史學家那樣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從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來闡述這一切的根由，但他站在了人生的高度和人性的高度揭示了人類社會在進入“大同”或“共產主義”的理想境界前，永遠存在的陰暗一面，揭示了人心中清除不盡的魔影，人際中填塞不平的潛流，人生中注定輪回的悲劇。“蒼昊遐緬，人弗無已，有感有昧，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脫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正。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以詩人率真任情的本性，他是不可能在人世間周旋自如、遂心得意的!只能堅守自己的本真，在自己構筑的詩意中度過余年，而堅決不用高價把自己賣給朝市。

　　《感士不遇賦》是詩人對自身、對歷代文人志士的不遇命運的全面反思，是他以前許多作品中不斷抒泄的種種感慨和認識的集中表現，因此才強烈而深刻，思想感情上達到了新的高度。既讓人感染其情緒而熱血沸騰，又讓人共鳴其認識而掩卷長思。

　　激憤不平、金剛怒目，是詩人這期間作品的顯著特征，令人耳目一新。這種風格，在看似閑淡的《讀山海經》十三首中，也有鮮明的體現。其第一首“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蒼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疏。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寫得心平氣和，一派溫馨安謐的田園意境，而到第九首《詠夸父》：“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竟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馀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后。”就顯出《詠荊軻》中“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的豪氣來。其十“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雄壯的筆調謳歌了精衛填海的不屈不撓精神和刑天斷頭后仍“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的斗志。由此可見，陶淵明從不是他反復頌揚的伯夷、叔齊、長沮、桀溺、荷翁那樣的隱士，不是“渾身靜穆”。恬然自安是他極力平復內心不安的追求，反映到詩中的平淡風格只是海嘯過后的現象。所以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集》中說陶淵明的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又說：“陶潛正因為并非是渾身靜穆，所以他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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