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陶淵明矛盾相存的人生觀

　　導語：陶淵明，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詩人、辭賦家，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以下是由應屆畢業生網小編為您整理的關于陶淵明矛盾相存的人生觀，歡迎閱讀!

　　陶淵明矛盾相存的人生觀1

　　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田園詩的開派者。他的詩歌如空谷絕響,千百年來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他獨立不羈的人格、清新雋永的作品,讓世人仰視。他五次出仕、遭際迥異的一生,也一直吸引后來學者的目光。自他死后的一千五百年間,評析陶淵明的書如汗牛充棟,對陶淵明的思想和文學風格多有評述。其中,對于陶淵明的思想是儒家、道家,還是他家?千百年來眾說紛紜。縱觀陶淵明的一生,我們發現,他的入世為官與他的出世隱居深受儒道的人生進退之道的影響。 陶淵明的入世與其儒家思想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做過大官,他的祖父和父親也都曾做過官。身處于這樣的一個仕宦之家,奠定了他儒家思想的堅實基礎。陶淵明生于晉宋易代之際,從小受到“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君子固窮”以及“仁義、忠恕、知命”等儒家思想的,陶。他少時的生活是窮困的,“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盡管家境如此,他仍有“不墜青云之志”,并刻苦學習:“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他刻苦的程度達到了“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他積極準備、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由此可見一斑。

　　陶淵明在他63年的人生旅途中，曾先后四次入仕為官，并屢屢掙扎于進退之間。

　　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淵明經家叔陶夔推薦去州里做了一名祭酒(一種有名無實的學官)。這是陶淵明生平第一次做官，這一年他29歲。但不久就因“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剛入仕途就遇挫折，這對年輕的陶淵明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辭掉祭酒后，陶淵明在家賦閑。這時他已年過三十。“三十而立”的古訓讓陶淵明內心很不是滋味。但這時朝廷的局勢發生了好轉。幾年來隱藏于內心深處的“出世”思想終于重見天日。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陶淵明再次到州府赴任，入桓玄幕府，充當了一名參軍。這一年陶淵明34歲。第二年，江南發生了一件震驚朝野的大事：孫恩領導五斗米道徒起義，攻下了許多地方。到了次年春天的時候起義軍已逼近京師，這時桓玄便派遣陶淵明作為使者到建康，請求獲準發兵。陶淵明到京都建康后，看到司馬道子父子挾制皇室專橫暴虐，終于明白司馬道子父子與桓玄之間的矛盾實質上是各派勢力之間權利的傾軋、爭奪，遂對朝廷失去了信心。就這樣他內心深處那份蟄伏已久的報國熱情也就一點點地消退了。他感到自己的這次出使已沒有任何實質意義，開始后悔起當初的出仕，于是又心生退意。就在這時，陶淵明的母親孟氏因病逝世，陶淵明于是離開桓玄幕府回家奔喪去了。

　　陶淵明第三次做官是在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年)。這一年的二月，劉裕、劉毅、何無忌等人因反對桓玄稱帝而在京口聚義、討伐桓玄，劉裕為盟主。這時陶淵明應詔到劉裕府里做鎮軍參軍。這一年陶淵明40歲。陶淵明此次出仕對劉裕寄予很大希望，想在司馬道子父子及桓玄兄弟被除后大干一番事業，以實現他濟世安民的理想。但劉裕在剛剛取得一些勝利后便開始耀武揚威、志得意滿。陶淵明再次失望辭官。

　　一年后，即晉安帝義熙元年(405年)陶淵明在時任尚書的家叔陶夔的幫助下去彭澤縣做了縣令。這一年陶淵明41歲。陶淵明是這年八月正式擔任彭澤令的，十一月的一天郡里派來一名督郵。督郵作為郡官，代表郡守督察縣鄉，糾舉所屬縣是否有違法之事。當時官場的潛規則是，州郡官無論大小，到下屬縣里檢查都十分排場，甚至利用職權明目張膽地索要賄賂，縣令們無不巴結獻媚。陶淵明生性耿直，對于督郵的到來不以為然。按照當時規定，若上級官員視察，縣令必須穿戴整齊的官服率眾官前去迎接，故縣吏對陶淵明說：“應束帶見之。”但陶淵明對此感到十分反感，認為那樣做是對自己的屈辱，于是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當日解去印綬辭官歸家。從此以后，陶淵明不再為官。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稱頌陶淵明是“真正的隱士”，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呢?唐代大詩人杜甫曾有詩曰：“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意思是說陶淵明盡管一生超凡脫俗、高蹈獨善、志在求其心性之真，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卻又終不能完全脫離傳統世俗。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酒之關系》一文中這樣評價陶淵明：“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的確如此，縱觀陶淵明的一生，他盡管是辭官歸隱、清蹈衡門、高唱自然真趣，但他始終有一種憂愁、始終有一種焦慮、始終有一種苦悶。雖然隱居，但思想十分糾結、矛盾。這從他那篇千古傳頌的'《歸去來兮辭》就能看出。

　　《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辭去彭澤令、去官歸家后，心情抑郁，憤憤不平的情況下為了一吐心中的憤懣而寫成的，它是作者理想受挫，想奮起卻苦于無路可走時的不得意之作。通讀全詩，雖然通篇都在抒寫詩人的還家之樂，但只要稍加留心，還是不難看出文中隱藏著的詩人內心深處的巨大痛苦。這一點不僅于篇首“奚惆悵而獨悲”一句中明寫出來，而且在文內描述的許多情境中也時不時地流露出某種憂愁情緒。像“世與我相違，復駕言兮焉求”及“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等等，實際上都說明了詩人在以他感受到的或者干脆是想象的歡樂來壓抑自己此時的痛苦。《歸去來兮辭》雖然描寫中處處使人見到歡樂，但文字中卻掩飾不住詩人內心的苦澀。這說明詩人的心境是矛盾的。雖然《歸去來兮辭》寫的是歸家之后的歡樂以明“出世”之心，然而在文字背后卻能讓人體會到詩人的離世之苦，在他的內心深處還是培植著“入世”的愿望的。“出世”與“入世”在詩人的思想深處形成矛盾，使他常常難以自拔。

　　從陶淵明自身的性格和性情來看，他崇尚老莊，追求自然，反對束縛，喜歡過一種寧靜的、與世無爭的田園生活。做官本不是他的平生所愿，他鄙夷世俗，看不起那些趾高氣揚、裝腔作勢、丑態百出的大小官僚，對官場迎來送往的那些繁文縟節他深以為恨。但傳統的價值觀特別是由孔子開創的“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又迫使他不能不、不得不出世做官，這就讓他一生掙扎于進退之間。

　　陶淵明對政治是有較高理想的，但他在當時找不到實現這種理想的道路和可能。面對當時污濁的官場、昏暗的政治，他深感報國無門，進取無望。目睹權利角逐中官員們的滿心私欲、一臉虛偽，陶淵明處處掣肘，難與茍同。迫于無奈，陶淵明只好避居以安守，辭官歸隱，躬耕田畝。古今中外，大凡博學多才之人，起初都是高蹈遠赴之人，無不渴望建功立業，只是后來四處碰壁，方才心灰意冷，意志消沉。考察他們一生之軌跡，其跳動性往往有這樣一個規律：當他們有機會展露其才以“用世”之時，他們大多傾向于務實，在思想上多以儒家觀念為主導;而當他們秉其才而得不到任用施展，尤其是感到郁郁不得志之時，其思想往往倒向老莊。以“入世”思想開啟人生、以“出世”思想結束人生———這就是中國傳統文人的典型人生道路。

　　在中國，一個文人要完全擺脫傳統儒家積極用世、大濟蒼生的思想幾乎是不可能的。孔子做不到，孟子做不到，陶淵明更做不到，李白也做不到。陶淵明的悲劇在于“入世不徹底，出世不甘心”，“一心處兩端”，一生深處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之中，一生掙扎于進不足以謀國、退不足以謀生的兩難之間，是進亦憂而退亦憂。陶淵明無論是入世還是出世,既是為實踐其社會理想尋求路徑的過程,也是對理想與體制沖突自覺的過程.從為社會理想積極投身體制中,到不愿同流危害社會而脫離體制,再到走到體制的對立面,表明專制體制下君子無路,而陶淵明也完成了社會變革者、隱逸詩人和思想家三重身份的轉變。

　　陶淵明矛盾相存的人生觀2

　　陶淵明，一個東晉沒落時代的文人，一個田園詩派的隱者，一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墮落者”。說起陶淵明，我想到的不僅僅是這些。

　　作為一個封建時代首創歸隱為生的“田園詩派”詩人，他被魏晉以來長期的動亂所帶來的矛盾直直重壓著。“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己”，在《歸去來兮辭》中，他這樣描述道。可想而知，在家道沒落中的陶淵明，在世俗的門檻之下，彭澤令已經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對于他而言，“足以為酒了”。

　　但是，就是陶淵明，一個不屈不撓的倔傲者，“不為五斗米折腰”是他辭官的唯一原因。

　　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說，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曷不委心任去留”，看起來，確實是一個消極的、落后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一個想法。但是，環境不同，人的思想也就不同，換位思考，有時也讓人感覺太局限了。

　　陶淵明的做法雖然讓人有些費解，同樣是隱居，當今時代已經缺少了那樣一個環境。但是從“乃瞻衡宇，載欣載奔”中，那種歸園的閑適、自然、欣然之情，不禁浮現在人們腦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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