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杜牧唐詩注釋翻譯賞析

　　無論是身處學校還是步入社會，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觸過一些經典的古詩吧，古詩的格律限制較少。其實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什么樣的古詩才是好的古詩，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清明》杜牧唐詩注釋翻譯賞析，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作品簡介

　　《清明》是唐代文學家杜牧的詩作。此詩寫清明春雨中所見，色彩清淡，心境凄冷，歷來廣為傳誦。第一句交代情景、環境、氣氛；第二句寫出了人物，顯示了人物的凄迷紛亂的心境；第三句提出了如何擺脫這種心境的辦法；第四句寫答話帶行動，是整篇的精彩所在。全詩運用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頂點放在最后的手法，余韻邈然，耐人尋味。

　　作品原文

　　清明⑴

　　清明時節雨紛紛⑵，路上行人欲斷魂⑶。

　　借問酒家何處有⑷？牧童遙指杏花村⑸。

　　詞句注釋

　　⑴清明：二十四節氣之一，在陽歷四月五日前后。舊俗當天有掃墓、踏青、插柳等活動。宮中以當天為秋千節，坤寧宮及各后宮都安置秋千，嬪妃做秋千之戲。

　　⑵紛紛：形容多。

　　⑶欲斷魂：形容傷感極深，好像靈魂要與身體分開一樣。斷魂：神情凄迷，煩悶不樂。這兩句是說，清明時候，陰雨連綿，飄飄灑灑下個不停；如此天氣，如此節日，路上行人情緒低落，神魂散亂。

　　⑷借問：請問。

　　⑸杏花村：杏花深處的村莊。一說在今安徽貴池秀山門外。受此詩影響，后人多用“杏花村”作酒店名。

　　白話譯文

　　江南清明時節細雨紛紛飄灑，路上羈旅行人個個落魄斷魂。

　　借問當地之人何處買酒澆愁？牧童笑而不答遙指杏花山村。

　　創作背景

　　此詩首見于南宋初年《錦繡萬花谷》注明出唐詩，后依次見于《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明托名謝枋得《千家詩》、清康熙《御選唐詩》。《江南通志》載：杜牧任池州刺史時，曾到過杏花村飲酒，詩中杏花村指此。附近有杜湖、東南湖等勝景。

　　作品鑒賞

　　這一天正是清明佳節。詩人杜牧，在行路中間，可巧遇上了雨。清明，雖然是柳綠花紅、春光明媚的時節，可也是氣候容易發生變化的期間，常常趕上“鬧天氣”。遠在梁代，就有人記載過：在清明前兩天的寒食節，往往有“疾風甚雨”。若是正趕在清明這天下雨，還有個專名叫作“潑火雨”。詩人杜牧遇上的，正是這樣一個日子。

　　詩人用“紛紛”兩個字來形容那天的“潑火雨”，真是好極了。“紛紛”，若是形容下雪，那該是大雪，所謂“紛紛揚揚，降下好一場大雪來”。但是臨到雨，情況卻正相反，那種叫人感到“紛紛”的，絕不是大雨，而是細雨。這細雨，也正就是春雨的特色。細雨紛紛，是那種“天街小雨潤如酥”樣的雨，它不同于夏天的如傾如注的暴雨，也和那種淅淅瀝瀝的秋雨絕不是一個味道。這“雨紛紛”，正抓住了清明“潑火雨”的精神，傳達了那種“做冷欺花，將煙困柳”的凄迷而又美麗的境界。

　　這“紛紛”在此自然毫無疑問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還有一層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實際上還在形容著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斷魂”。“行人”，是出門在外的行旅之人，“行人”不等于“游人”，不是那些游春逛景的人。“魂”不是“三魂七魄”的靈魂。在詩歌里，“魂”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緒方面的事情。“斷魂”，是極力形容那一種十分強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現在外面的很深隱的感情，比方相愛相思、惆悵失意、暗愁深恨等等。當詩人有這類情緒的時候，就常常愛用“斷魂”這一詞語來表達他的心境。

　　清明這個節日，在古人感覺起來，和今天對它的觀念不是完全一樣的。在當時，清明節是個色彩情調都很濃郁的大節日，本該是家人團聚，或游玩觀賞，或上墳掃墓，是主要的禮節風俗。除了那些貪花戀酒的公子王孫等人之外，有些頭腦的，特別是感情豐富的詩人，他們心頭的滋味是相當復雜的。倘若再趕上孤身行路，觸景傷懷，那就更容易惹動了他的心事。偏偏又趕上細雨紛紛，春衫盡濕，這給行人就又增添了一層愁緒。這樣來體會，才能理解為什么詩人在這當口兒要寫“斷魂”兩個字；否則，下了一點小雨，就值得“斷魂”，那太沒來由了。

　　再回到“紛紛”二字上來。本來，佳節行路之人，已經有不少心事，再加上身在雨絲風片之中，紛紛灑灑，冒雨趲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紛亂了。所以說，紛紛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緒；甚至不妨說，形容春雨，也就是為了形容情緒。這正是中國古典詩歌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一種絕藝，一種勝境。

　　前二句交代了情景，問題也發生了。須得尋求一個解決的途徑。行人在這時不禁想到：往哪里找個小酒店才好。事情很明白：尋到一個小酒店，一來歇歇腳，避避雨；二來小飲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暖暖被雨淋濕的衣服；最要緊的是，借此也就能散散心頭的愁緒。于是，向人問路了。

　　詩人在第三句里并沒有說出是向誰問路的。妙莫妙于第四句：“牧童遙指杏花村”。在語法上講，“牧童”是這一句的主語，可它實在又是上句“借問”的賓詞——它補足了上句賓主問答的雙方。牧童是否答話了不得而知，但是以“行動”為答復，比答話還要鮮明有力。比如《小放牛》這出戲，當有人向牧童哥問路時，他將手一指，說：“您順著我的手兒瞧！”是連答話帶行動——也就是連“音樂”帶“畫面”，兩者同時都使觀者獲得了美的享受；如今詩人手法卻更簡捷，更高超：他只將“畫面”給予讀者，而省去了“音樂”。

　　“遙”，字面意義是遠。但切不可處處拘守字面意義，認為杏花村一定離這里還有十分遙遠的路程。這一指，已經使讀者如同看到，隱約紅杏梢頭，分明挑出一個酒簾——“酒望子”來了。若真的距離遙遠，就難以發生藝術聯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無盡的興味：妙就妙在不遠不近之間。《紅樓夢》里大觀園中有一處景子題作“杏簾在望”，那“在望”的神情，正是由這里體會脫化而來，正好為杜郎此句作注腳。《小放牛》里的牧童也說，“我這里，用手兒一指，……前面的高坡，有幾戶人家，那楊柳樹上掛著一個大招牌”，然后他叫女客人“你要吃好酒就在杏花村”，也是從這里脫化出來的。“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這只需要說明指往這個美麗的杏花深處的村莊就夠了，不言而喻，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

　　不但如此。在實際生活中，問路只是手段，目的是得真的奔到了酒店，而且喝到了酒，才算一回事。在詩里就不必然了，它恰恰只寫到“遙指杏花村”就戛然而止，再不多費一句話。剩下的，行人怎樣地聞訊而喜，怎樣地加把勁兒趲上前去，怎樣地興奮地找著了酒店，怎樣地欣慰地獲得了避雨、消愁兩方面的滿足和快意……這些詩人就能“不管”了。他把這些都含蓄在篇幅之外，付與讀者的想象，由讀者自去尋求領會。他只將讀者引入一個詩的境界，他可并不負責導游全景；另一面，他卻為讀者開展了一處遠比詩篇語文字句所顯示的更為廣闊得多的想象余地。這就是藝術的“有余不盡”。

　　這才是詩人和讀者的共同享受，這才是藝術，這也是中國古典詩歌所特別擅場的地方。古人曾說過，好的詩，能夠“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在于言外”。拿這首《清明》絕句來說，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當之無愧的。

　　這首小詩，一個難字也沒有，一個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語言，寫得自如之極，毫無經營造作之痕。音節十分和諧圓滿，景象非常清新、生動，而又境界優美、興味隱躍。詩由篇法講也很自然，是順序的寫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環境、氣氛，是“起”；第二句是“承”，寫出了人物，顯示了人物的凄迷紛亂的心境；第三句是一“轉”，然而也就提出了如何擺脫這種心境的辦法；而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成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在藝術上，這是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頂點放在最后的手法。所謂高潮頂點，卻又不是一覽無余，索然興盡，而是余韻邈然，耐人尋味。這些，都是詩人的高明之處，也就是值得后人學習繼承的地方。

　　作者簡介

　　杜牧，唐代詩人。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孫。大和二年（828年）進士，授宏文館校書郎。多年在外地任幕僚，后歷任監察御史，黃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職，后入為司勛員外郎，官終中書舍人。以濟世之才自負。詩文中多指陳時政之作。寫景抒情的小詩，多清麗生動。以七言絕句著稱。人謂之小杜，和李商隱合稱“小李杜”，以別于李白與杜甫。有《樊川文集》二十卷傳世，《全唐詩》收其詩八卷。

　　時代背景

　　此詩最早見于宋人謝枋得編《千家詩》，杜牧的《樊川文集》（杜牧外甥延翰編，北宋人續編）、清人馮集梧《樊川詩集注》（版本依據為《樊川文集》）及《全唐詩》均未收錄。謝枋得為南宋人，然從《草堂詩余》前集卷上所載宋祁《錦纏道》詞“問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里人家有”數句可知，此詩在北宋已流傳人口。尤以首句“清明時節雨紛紛”一句流傳最廣，江南一帶可謂家喻戶曉。此詩當作于唐武宗會昌六年（846），時杜牧為池州刺史。關于杏花村到底在何處，歷來也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或說在山西汾陽，或說在湖北黃州，或說在江蘇南京（金陵），亦有以為詩人虛擬者。然而，諸說之中，以池州說最為可信。池州貴池西郊，有杏花村。據方志記載，唐會昌間，有黃公名廣潤者，在此釀酒出售。店內有井，水似甘泉，人稱“黃公廣潤玉泉”。而杜牧會昌年間，恰有出守池州的經歷，借本地風光，組織成詩，為水到渠成之事。《江南通志》載：杜牧任池州刺史時，曾經過金陵杏花村飲酒，詩中杏花村指此。

　　人物生平

　　早期仕途

　　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據唐人的習慣，被稱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華出眾，杜牧十幾歲的時候，正值唐憲宗討伐藩鎮，振作國事。他在讀書之余，關心軍事，后來杜牧專門研究過孫子，寫過十三篇《孫子》注解，也寫過許多策論咨文。特別是有一次獻計平虜，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獲成功。

　　長慶二年（822年），杜牧20歲時，博通經史，尤其專注于治亂與軍事。杜牧23歲作出《阿房宮賦》。25歲時，杜牧又寫下了長篇五言古詩《感懷詩》，表達他對藩鎮問題的見解。此時的杜牧已經很有名氣，作品流傳。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26歲，進士及第。同年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被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被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職，后轉為掌書記，負責節度使府的公文往來。京銜是監察御史里行。這時杜牧居住在揚州，特別喜歡宴游。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三十三歲，被朝廷征為監察御史，赴長安任職，分司東都。八月在東都洛陽上任。因此逃過了十一月的甘露之變的險惡風波。在這里他遇到了宣州的故人張好好，寫下了著名的《張好好詩》。在洛陽期間，由于職務清閑，他四處憑吊古跡，寫下了不少詩篇。

　　開成二年（837年），杜牧入宣徽觀察使崔鄲的幕下，被召為宣州團練判官。

　　開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離開宣州，去長安任左補闕、史館修撰。開成五年，杜牧升官為膳部員外郎。

　　遷官外放

　　會昌元年（841年），杜牧調任比部員外郎。

　　會昌二年（842年），外放為黃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書上并無記載，杜牧自己認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擠。而李杜兩家為世交，李德裕為何不喜歡杜牧，有人認為是杜牧為人倜儻，不拘小節，與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黨爭，杜牧與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認為是牛黨。

　　唐時的黃州（古黃州又名齊安郡，唐時治所在今武漢市新洲區邾城街），在華夏屬下等洲，兵連禍結，戰火紛飛，官不曾安位，民不得聊生，是個地地道道的荒郡、廢邯，晚唐以后是一處外放“逐臣”的地方，被京官視為“鄙陋州郡”， 到北宋“蘇門四學子”之一的張耒，在其《齊安秋日》詩中也曾說黃州是一處 “齊安荒僻地，平昔放逐臣”的地方。

　　杜牧在黃州任上，無異于貶謫，但他對自己充滿信心，文人逐放地方官，是官還是文人。世云“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而杜牧在黃州的寓所是“使君家似野人居”，他為政清廉，《唐書》本傳中稱他“剛直有奇節”。明弘治《黃州府志》贊其“有才名，多 奇節，吏民懷服之”。

　　杜牧在黃州刺史任上三年，把黃州治理得井井有條，也是唐代繼韓愈之后的又一尊孔大家。黃州有孔子山、孔子河，是春秋末孔子周游列國時的過往之地，有“孔子使子路問津處”等圣跡，山旁建有孔子廟（問津書院前身）。由于年久失修，瀕臨傾倒。杜牧為 了宣揚孔子思想和施展自己遠大的政治抱負，在孔子山擴建孔廟， 拜謁孔子圣像，親自改孔廟名為“文宣廟”，并在廟中設置學堂（時稱廟學），教化士民。他雖身居吏職，仍在學堂講學不輟。講學之時，其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他在《黃州刺史謝上表》中說：“獨能不徇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削之，用忠恕撫字之道”，“使一州之人，知上有圣仁二天子，所遣刺史，不為虛受，熏其和風，感其歡心，庶為瑞為祥， 為歌為詠，以裨盛 業，流乎無窮”。

　　明、清時的《黃州府志》《問津院志》均載杜牧在黃州地方“興學教士，立廟崇祀先圣，一時家循孔教，人頌儒書”。

　　后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為政能興利除弊，關心人民。

　　會昌四年九月（844年9月)，杜牧遷池州刺史，這年四十二歲。池州治所秋浦縣(今安徽貴池)。

　　會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詔禁毀佛教。杜牧對于這一措施是很贊同的，后來他在宣宗大中年間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詳細敘述武宗禁毀佛教事。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得宰柏周墀的幫助，入為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

　　人生暮年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就因為京官俸祿低，而難以養家請求外放杭州刺史，但是沒有批準。

　　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為吏部員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請求外放湖州刺史，連上三啟，終于應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認為，杜牧請求外放并不僅僅是經濟原因，而是不滿意朝政，認為自己無法在朝中有所作為。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憑吊前賢，結識詩友，作了不少詩。一年后，他又被內升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長安第二年，遷中書舍人。這段時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別墅，并且閑暇之時經常在這里以文會友。

　　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

　　主要成就

　　成就綜述

　　杜牧的文學創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詩、賦、古文都身趁名家，喜老莊道學。杜牧主張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對作品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有比較正確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長處，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風貌。杜牧的古體詩受杜甫、韓愈的影響，題材廣闊，筆力峭健。他的近體詩則以文詞清麗、情韻跌宕見長。

　　七律《早雁》用比興托物的手法，對遭受回紇侵擾而流離失所的北方邊塞人民表示懷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齊山登高》卻是以豪放的筆調寫自己曠達的胸懷，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詩歌的總的趨向是藻繪綺密，杜牧受時代風氣影響，也有注重辭采的一面。這種重辭采的共同傾向和他個人“雄姿英發”的特色相結合，風華流美而又神韻疏朗，氣勢豪宕而又精致婉約。

　　詩歌成就

　　林建略《晚唐詩人杜牧之》認為，杜牧的詩可分為兩大類：一是豪邁的，一是香艷的，前者“或為遣愁，或為吊古，或為感懷之作，多是用一種拗峭的筆調寫成，立意奇特”；后者“大半是用一種清新的筆調來輕描淡寫的，所以便不至滿紙都脂粉氣了”。王叔箱《詩人杜牧》認為，杜牧的“文是那樣的陳厚奇變，詩又是那樣的英姿雄發”，“他的詩辭旖旎動人，拗峭過甚，正以如此，有時也就流入纖巧了。不過要知道，元鎮、白居易、李商隱、溫庭筠等都是與他上下同時，他既不愿效風行一時的元白所創作的元和體，又不愿效溫李的晦澀；不得不自成一色，力矯時弊，立意必在奇辟。”繆錢《杜牧詩簡論》認為，杜牧詩中俊爽的風格，能在峭健之中而又有風華流美之致，在晚唐是杰出的，在整個唐代詩壇中是獨創的。這是杜牧平生憂國憂民的壯懷偉抱與傷春傷別的綺思柔情交織在一起而以藝術天才表現出來的特征。

　　葛曉音《杜牧和他的詩歌》認為，“渴望為國立功的理想給杜牧的詩歌帶來了豐富的想象和豪放的氣概，但他的務實精神又使他的想象和比喻從不帶有神仙世界的險怪色彩。”又由于杜牧在“以直達的語言表現對生活美的敏銳感覺”方面特具的天賦，“他總是能從日常的景色中發現獨特的美，并找到某一種與意境最相和諧的情調，通過畫面的巧妙組織表現出來。”王西平、張田《杜牧詩歌藝術美淺析》`認為，杜牧詩歌的藝術美在于具有“豪爽健朗的形象美”，“強烈坦蕩的詩情美”、“清新明潔的意境美”。王西平《杜牧創作個性與藝術風格綜論》指出，杜牧在表現上多用率真直賦；寓理于詩；用拗折法，而反說(翻案法)和設問則是杜牧拗變的主要手段，從而形成了豪爽俊健的風格。吳在慶《杜牧詩歌表現手法初探》認為，“他的詩歌之所以形象鮮明，富有感染力，這與他采用比喻、擬人、寓情于景、以景表情、對比等手法有更密切的關系。而翻案法、掉尾一波、設問深入、應用典故等表現手法對于開拓他詩歌的新意境，深化思想內涵，也不無作用。”“直抒胸臆、語法句式的倒置改變，這對于他古詩的豪爽勁健，惆攪不羈的風格有直接影響”，“而含蓄婉轉、掉尾一波、寓情于景，以景表情、設問深入等更明顯地有助于他絕句的遠韻遠神、流情婉轉風格特色的形成。”

　　古詩

　　杜牧的古詩受杜甫、韓愈的影響，善于將敘事、議論、抒情三者融為一體，氣格緊健，造句瘦勁，如《感懷詩》、《杜秋娘詩》、《張好好詩》、《李甘詩》、《郡齋獨酌》、《雪中書懷》、《落中送冀處士東游》、《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壓招以詩贈行》、《池州送孟遲先輩》、《題池州弄水停》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其中更常見的則是散文似的夾敘夾議。杜牧的古詩受韓愈的影響好發議論。但有時他用比喻、形象的語言進行議論，富有抒情勝。杜牧的古詩往往別有境界，寫得古樸純厚，雄豪健朗，如《池州送孟遲先輩》。晚唐詩風，氣格卑弱，多是律詩、絕句，很少有人能作長篇古詩，杜牧的古詩在中晚唐詩壇上也是出類拔萃的，他的這一類詩作，和以“俊爽”見稱的律、絕佳作，構成了他詩歌創作的三個主要方面。

　　絕句

　　杜牧的絕句數量與律詩相當，亦有很高成就，一向享有盛譽。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云：“杜紫微天才橫逸，有太白之風，而時出入于夢得。七言絕句一體，殆尤專長。”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云：“杜紫微詩，惟絕句最多風調，味永趣長，有明月孤映，高霞獨舉之象，余詩則不能爾。”“沈德潛認為杜牧絕句“托興幽微”，可稱盛唐絕之“嗣響”，把其特色概括為“遠韻遠神”。他的七絕成就最高，意境幽美、議論警拔、韻味雋永。詠史絕句，立意出奇，史識高絕。杜牧的寫景抒情絕句，意境幽美，韻味雋永，于盛唐七絕之外，別開妙境。杜牧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中美的形象，用絕句體小詩加以描寫，含蓄精煉，情景交融，在短短的四句中，寫出一個完整而幽美的景象，宛如一幅圖畫，如《江南春絕句》。

　　律詩

　　杜牧的律詩，其數量相當可觀，在《樊川文集》中約有一百余首，加上《樊川外集》與《別集》，約為一百六七十首。他的律詩在全部詩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藝術成就也很高，尤其是七律。杜牧詩歌俊爽峭健、雄姿英發的風格在律詩中最為突出。后代詩評家都曾指出，“拗峭”是杜牧律詩的特點。宋代劉克莊《后村詩話》云：“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為體。牧于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明代楊慎云：“律詩至晚唐，李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為最。宋人評其詩豪而艷，宕而麗，于律詩中特寓拗峭，以矯時弊，信然。”杜牧在律詩中之所以“寓少拗峭”或“特寓拗峭”的原因就在于如清人趙翼所說的：“自中唐以后，律詩盛行，競講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創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矯其弊。”拗峭，一方面是指用不依律體格律而加以變化的詩句所造成的陡直峻拔的氣勢；另一方面是指在律詩中所表現出來的與古體詩有某種相似的豪宕雄渾的意境。杜牧在律體中故作拗句，或出以古意，表現出一種勁直峻峭、氣力健舉的氣勢，以力矯詩壇平弱圓熟之風。杜牧的七律有較強的現實性，此外，杜牧的律詩時用古調，豪宕纏綿中別有一種古樸瀟灑的風韻。

　　散文成就

　　王西平、張田《略論杜牧的文和賦》較全面地論述了《樊川文集》中杜牧的文和賦，認為其主要特點是：

　　一、筆鋒犀利，寓意深刻；

　　二、旁征博引，條分縷析，說理充分；

　　三、議論和抒情相結合，議論中帶有濃郁的抒情色彩；

　　四、善于形象地描寫、敘述，鮮明生動，富于真切感。

　　文章又指出，可以從兩方面看出他的文章從唐向宋過渡的印跡：一是開宋文明白曉暢之先河，二是奠定了驕散結合的文賦基礎。寇養厚((論杜牧的散文》5指出杜牧的散文在思想內容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政論談兵的長篇政論文中，他們的藝術熱點是：縱橫設辯，文勢充沛。結構嚴謹，推理周密。巧用偶句，散驕相輝。而他的一些記人敘事抒情狀物的文章在藝術上也別開生面，獨具匠心。文章最后說，“杜牧在繼承韓愈所領導的古文運動優良傳統的同時，又能獨辟蹊徑，自成一家。”

　　吳在慶《杜牧與韓愈古文運動》認為，從杜牧的創作主張及創作實踐看，他與韓柳、特別是韓愈的淵源關系是明顯的。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對待文章的意、氣、辭的關系上，杜牧繼承了韓柳的觀點，又有所發展。

　　二、杜牧提出的文以氣輔的主張，也與韓愈所說的“氣”的概念大體相同。

　　三、在對待文章的詞采章句、文體的形式上，也可看出杜牧對韓柳的繼承和發展關系。文章最后指出，在晚唐時代，驕文隨著文風的浮艷有所發展的情況下，杜牧卻能反浮艷，堅持散體文的方向，力避用驕，實在比韓愈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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