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和他的代表作

　　蘇軾是宋代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詩文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也帶有那個時代一般的特色。要理解宋代詩文的發展及其成就，蘇軾正是一位理想的代表作家。

　　宋代詩文是中國封建時代正統文學的尾聲，這時市民文學已經出現，躍躍欲試地將要取正統詩文的地位，這傾向到了元明兩代就全然是市民文學的優勢了。而宋代則還是過渡時期，這時正統詩文為了保持自己岌岌可危的陣地，一方面表現為濃厚的保守傾向，一方面則力求不辱沒過去黃金時代中所曾經獲得的光榮；一種中年人潔身自好的要求，一種近于清秋氣象的心情，便成為詩、文、圖畫甚至于哲學（例如理學）的共同的基調。這時代的特征，說明封建文化的青春創造時代已不再來；但是還力圖在往日的基礎上別開生面；這在詩文方面，蘇軾就是一個代表人物。

　　先秦是古代的散文高潮，建安以至唐代的詩歌高潮，到了宋代已經不復成為澎湃的力量；這時要想推陳出新，自成一個局面，于是宋代的作家便把兩者的力量結合起來，想要寫出一種近于詩的文，與近于文的詩，也就是要說理中帶有抒情，而抒情中帶有說理。這傾向開始于中唐柳宗元的山水游記與韓愈的“以文為詩”，到了宋代就成為普遍的發展。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等屬于前者，蘇軾的《赤壁賦》等屬于后者，二者間的距離只是程度上的不同罷了。

　　封建時代的正統文學是以游宦生活為中心的，蘇軾的一生寫作也不例外；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政治態度，也正是蘇軾的政治態度；蘇軾在政治上的保守傾向與其局限性是無可諱言的，然而他想為國家為人民做一番事業，不慕榮利不追逐富貴，這也是無可諱言的。在他的作品中直接干預生活的詩篇，像《吳中田婦嘆》等。這一類近于諷諭詩的寫作，在蘇集中并不在少數。然而限于那個時代，也限于自己的政治認識，最后他終于愛上了陶淵明，自號“東坡居士”，這個元結、顧況、白居易都曾經走過的道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這樣的基礎上，繼承著屈原宋玉以來美人香草的比喻，布衣寒士“詠懷”，與莊子的富于理趣的散文，于是出現了蘇軾行云流水般的風格與超塵出俗的造詣，這里有著那流傳人口的前后《赤壁賦》；其中尤以《前赤壁賦》，詩情與理趣融會無間，成為宋代杰出的佳作。而我們如果能夠理解《前赤壁賦》，也就不難理解《水調歌頭》與《念奴嬌》，所謂：

　　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挾飛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于悲風。

　　這不正是《水調歌頭》的上闋嗎？所謂：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這里一方面是政治態度的高潔，一方面是政治抱負與政治生活的懷念；而《前赤壁賦》在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之下，也緊接著說：

　　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這又正是“我欲乘風歸去”的另一種寫法了。至于：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郁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這不正是整首“大江東去”的主題嗎？

　　蘇軾的天才成就，當然也還是植根于他思想感情的深處，這思想感情形成他的性格，也形成他的風格。蘇軾肯定是一個有著可喜的性格與風格的作家。這“可喜”究竟是為什么呢？如果這里沒有我們覺得值得肯定的東西，那么它就不會讓我們覺得可喜。而追究這個原因，我們就會發現蘇軾是一個帶有鮮明浪漫氣質的作家，這浪漫氣質對于封建時代來說，乃是一種要求個性解放的力量，曹植、阮籍、陶淵明、鮑照，以至唐代的許多詩人們，都曾以不同的面貌體現了這個氣質。這里有反禮教，反庸俗，反等級，反權貴等向往自由平等的思想意識與感情，當然這種自由平等也只是中國古代封建時代的事物，然而它卻是那個時代中民主的力量，而這些又都通過詩人們的個性表達出來，這個性因此不只是屬于個人的，而是與時代的脈搏相匯通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人們覺得可喜的緣故。而對于宋代來說，正是封建文化走向保守的開始，這種浪漫氣質就尤其難能可貴，然而因此它也就是更為孤單的。蘇軾“行云流水”的風格以至于“大江東去”的豪放氣概，說明了個性的解放，而前人對于蘇軾的不食人間煙火的評語，又深刻地說明了他在那個時代中的孤單。所謂：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正是他的豪放。所謂：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正是“不食人間煙火”了。這感受事實上貫穿著蘇軾很多的作品，它使我們真正接觸到一種“遺世獨立”的感情；這里是清高，也是冷清，是滿腔的熱情化為潔身自好的形象，所謂起舞弄清影者是也。而這些形象又往往是通過蘇軾所特有的理趣而表現出來的。

　　前面說到宋人詩文中把說理與抒情統一起來的特色，然而真正能達到“理趣”的造詣，也還是蘇軾所特有的（后來豪放派詞人中，也偶有這個特點），所謂“理趣”就是說理或發議論又是通過形象的思維表達出來。好發議論原是宋詩一般的特色，在蘇軾的作品中自然也到處可見，《水調歌頭》的下半闋，就可以說是完全在發議論，然而這因此也就并不是最好的成就。最好的成就應該是發議論而沒有發議論的痕跡，《廿四詩品》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這才是“理趣”的造詣，這里我們應當說《水調歌頭》的上半闋的成就遠遠高過于它的下半闋。蘇軾有一首《卜算子》：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定；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這也就是前人譽之為“不食人間煙火”的代表作，而其所以會“不食人間煙火”，就正在于它的耐人尋味的“理趣”。這是一種說理的形象語言，他仿佛認識了生活中什么更深的道理，一種從一般概念中發人猛省的體會，一種洞徹心脾的觀察力的實感，于是把千言萬語都化為生動的形象；而從這個形象之中，我們感受到詩人有多少的議論要脫口而說出啊。而《水調歌頭》下半闋中的議論，其實就正是這上半闋中思維的脫口而出，然而那究竟只是脫口而出而已，詩人的全部議論是發不完的，千言萬語則仍然是在那上半闋的詩句中。

　　從《前赤壁賦》說，詩人是把傳統的“賦”散文化了，這也就是詩與文的統一。從《水調歌頭》和《念奴嬌》說，詩人則是把帶有市民文學傾向的詞，詩文化了，這個我們只要一對照柳永的詞就會明白。詞在中唐以來是與市民文學同時發展起來的，它的以愛情為中心的主題是同于市民文學的，它的終于要走向通俗的曲去，更是市民文學發展的道路。到了宋代，柳永就正是大力地把詞向這個方向推動，然而這也就是意味著要脫離正統詩文的軌道。蘇軾很看不起柳永的詞，說它太俗，其中心的緣故就在這里。而蘇軾自己卻是要把詞的發展拉回到正統詩文的軌道上去，這里一方面固然能使得詞從生活較小的領域中接觸到正統詩文已經獲得的廣闊天地，而另一方面則究竟是一種文學史上保守的傾向，在這里有助于蘇軾的則仍舊是他的浪漫氣質。這浪漫氣質使得蘇軾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正統詩文的局限，與市民文學有了共同的基調，這在《念奴嬌》一詞中表現得最為明白。

　　《念奴嬌》的主題是一個歷史憑吊，而這個憑吊是通過對于“千古風流人物”的向往而表達的，而這個“風流人物”雖然還是繼承了“魏晉風流”的傳統，卻又增加了新的東西，那就是特別強調“周瑜”這樣“少年英俊”的人物，這就使得到了宋代已是保守的中年人的正統文化中得到了一種青春的活力。像：

　　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這乃是正統詩文中所從來不重視的，而在詞曲中則被廣泛的歌唱著，這里詩人在古老的歷史憑吊中彈出了新鮮的調子，它的風流豪放，與一個“周郎”這樣的典型性格統一起來，也就是正統的詩文與新興的詞的統一。這里有著封建時代文學中浪漫氣質的更為豐富的涵義。

　　浪漫的氣質，豪放的風格，壯闊的波瀾，發人猛省的理趣，這些就構成蘇軾行云流水般的形象語言，為宋代的詩文平添了無限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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