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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賞析
白居易流傳下來的詩篇都是膾炙人口的名作。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賞析。希望大家喜歡。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朝代：唐代
作者：白居易
原文：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
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
西北望鄉何處是，東南見月幾回圓。
昨風一吹無人會，今夜清光似往年。
譯文
以往八月十五的夜晚,“我”站在曲江的池畔杏園旁邊。
今年八月十五的夜晚,“我”又在湓浦沙頭水館前。
賞析
歌題目的中心語“望月”，是敘述也是行為，其修飾語時間“八月十五日夜”和地點“湓亭”，它限定了望月的特定環境時，還突出“望”的動作，又強化“望”之月的圓盤貌。顯然是這個“望”月引發了詩人情懷。
其實，詩人就是在特定空間面對這個特定時間的月亮引發的人生感慨，詩歌首頷聯正是詩人關照月亮的思考。從邏輯上應該“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抬頭望月，觸想到“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的月下之景，詩歌卻從對面飛來著筆昔年往事，描繪出一幅中秋月明、曲江池畔、朝廷盛會歡飲圖。詩歌起筆不同反響，召喚其昔日的觥籌交錯、夜夜歡歌的情形，只有這樣頷聯的今年貶謫的“湓浦沙頭水館前”的失落。繁華的過去越明朗，對照今日的凄冷就越有感覺，以此造成的昔今懸殊反差，猶如從天堂掉入地獄的悲苦感。可是兩聯二十八言中，詩人不煩厭地重復“八月十五夜”，顯然它帶給詩人的心靈是震撼的，也是慘痛的。讓詩人不堪回首昨日的歡樂，獨自苦品著眼前的寂寞和凄苦。詩句一望而知地運用了昔今對比手法，其實每一聯都交代了時間地點和場景，對比的不僅是時間，更是情景意境的對比，今晚觀賞的不單是月亮，而是面對年年望相似的月亮情景下的心情，是一種過去到現在的物是人非的感傷情懷。
月亮在古典詩歌里，更多承載了懷鄉思親。“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明月照高樓，含君千里光”，這些月亮內涵是因空間距離產生而寄寓感情的。不過月亮也會出現時間概念，它卻成了一種永恒對照無常的人生，進而表現人生的痛苦感。“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張若虛《春江花月夜》)”“ 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劉禹錫《石頭城》)”“春江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李煜《虞美人》)”，這些詩句里的月亮意象無不指向時間概念，突出物是人非之感留給個體生命的悵惘痛苦。
昔今這種對比古詩里還是常見的，“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杜甫《登岳陽樓》)，過去聽聞就該登樓觀望洞庭水，可是不知為何直至今朝才有機緣登臨，道出詩人生活無盡的無奈和生活的凄楚遭遇。其實白居易在對比中也在暗示自己無法主宰命運的無奈和感傷之情。
詩歌的首頷聯多層面的表現詩人的痛苦感，其實這還是生活橫截面的對比，那詩歌又是如何完成內容的轉折呢?從內容上頸聯涉及望鄉和圓月，表面上像在思鄉，但是“望鄉“行為反映的心理，卻浸透著詩人的孤寂和凄苦，而這種心理想通過望鄉排遣，其結果沒有望到自己的故鄉，反而再次強化了內在的主體孤苦體驗。“見月”就是觀賞中秋明月月，那是一輪圓月，但行為發問的竟為“幾回圓”，顯然這圓月在詩人眼里不圓，這種發問折射了詩人由外在之物的中秋明月到內在的之情的孤寂凄苦。“望鄉”“見月”行為藝術是望而不見、見而有疑的矛盾迷惘，正是詩人極度孤寂產生的心理結果。“西北望鄉”“東南見月”，其實是互文修辭，身處彭浦湓亭向四方眺望故鄉和四野觀望明月，能想象出一個人觀望的心神不定和急切之情，希望能望到家鄉帶給自己溫暖，能看到心中一輪明月留給自己關懷，卻出現相反結果，徒添了詩人不盡的凄苦感。
詩歌是如此極盡曲折的突出詩人貶謫的孤寂之情，尾聯詩人細節化的再現秋風月光。“秋風秋雨愁煞人”，過去的日子出現的“昨風一吹無人會”，沒有人領會這凄厲秋風的涼意。能忽略這凄冷秋風的肌膚感，一定是人們沉浸在無情的喜悅里，已然忘記了秋風的凄冷，這里突出詩人過去日子的歡快感。“今夜清光似往年”，一是說今夜的月和往年是相似的，光是借代用法，突出的月亮還是昔日的月亮，暗含了人已不是昔日的意氣之人了，照應詩歌前文對比的物是人非的無奈悲苦;二是言今夜的月亮似往年，但這樣的月光照在身上，卻令人清冷至極，置身“湓浦沙頭水館前”環境里，心內卻是清冷感，詩歌在這進一步強化了詩人貶謫后面對十五明月帶來的凄苦悵惘失落之感。
詩讀至此，不禁為之動容，白居易是如此變幻的再現自己的悲苦感，也不禁驚嘆詩人詩歌技巧的嫻熟，尺幅之間盡情描摹無形的心里悲苦!
向著西北怎么才能看到故鄉在哪里,向著東南方向看見月亮又圓了好幾次。
昨天的風吹過沒有人理會,今晚清美的風彩就好像以往的那些年。
作者介紹
經歷
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唐朝著名詩人，中唐新樂府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唐代三大詩人之一，它是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者，主張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祖籍山西太原，新鄭(今河南新鄭)人，后遷下邽。白居易的祖父白鍠后在河南鞏縣當縣令，和當時鄰居新鄭縣令是好友，見新鄭山清水秀，就舉家搬遷到了新鄭，白居易本人就出生于河南新鄭(今屬鄭州新鄭)。
白居易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稹合稱“元白”。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一帶便發生了戰爭。蒲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余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于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戶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別駕，為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離(今安徽符離集)度過了童年時光。白居易和并稱“符離五子”的符離人劉翕習、張仲遠、張美退、賈握中、賈沅犀，一同泛舟陴湖，游流溝寺，登武里山，詩酒盤桓，稱盛會焉。后為躲避中原戰亂轉移到江南。遷居卒于武宗會昌六年。是另一文學家白行簡的兄長。白居易自幼聰穎，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發全都白了。至今還有他出生七個月“略識之無”和初到長安“顧況戲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詩不僅在中國有巨大影響，在日本和朝鮮等國也有廣泛影響，他還與元稹共同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白居易晚年長期居住在洛陽香山，故號“香山居士”。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后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因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詩很多，以諷喻詩最為有名，語言通俗易懂，被稱為“老嫗能解”。敘事詩中《琵琶行》《長恨歌》《賣炭翁》等極為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非常有名。特別是白居易的《花非花》成為后來朦朧詩的鼻祖。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后世文學影響巨大，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影響最大，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云人物。晚年與“詩豪”劉禹錫友善，稱“劉白”。提倡歌詩發揮美的作用。其詞極有特色，以風格明麗見長，為后世詞人所推崇。
任職
他生于“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鄭州新鄭(今河南新鄭市)。11歲起，因戰亂顛沛流離五、六年。少年時讀書刻苦。貞元十六年(800年)中進士，十八年，與元稹同舉書判拔萃科。二人訂交。以后詩壇元白齊名。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年)，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授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 《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職，十一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任左拾遺。四年，與元稹、李紳等倡導新樂府運動。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他此時仍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與國政。他能不畏權貴近臣，直言上書論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喪居家，服滿，應詔回京任職。十年，因率先上書請急捕刺殺武元衡兇手，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次年寫下《琵琶行》。開始“吏隱”，在廬山建草堂，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閑適、感傷的詩漸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還京，累遷中書舍人。因朝中朋黨傾軋，于長慶二年(822 年)請求外放，先后為杭州、蘇州刺史，頗得民心，杭州人為了紀念他還把靠西湖邊的一面，命名為白堤。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拜秘書監，第二年轉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陽。后歷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唐代官吏部門的一種)尚書致仕。在洛陽以詩、酒、禪、琴及山水自娛，常與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會昌四年，出資開鑿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民。白居易是彌勒信徒，他組織了一個學會，叫一時上升會。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彌勒境界。為了往生彌勒，白居易寫過一分決心書：仰慈氏形，稱慈氏名，愿我來世，一時上升。慈氏就是彌勒，彌勒是音譯，慈氏是意譯。我敬仰慈氏菩薩的身形，我呼喚慈氏菩薩的名字，希望來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彌勒菩薩的身邊。
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陽，葬于洛陽香山，享年75歲。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親白季庚都是詩人。在這種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樣，也嗜酒成性。張文潛在《苕溪魚隱叢話》中說：陶淵明雖然愛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貧困，不能經常喝美酒，與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魚、耕田的鄉下人，地點在樹林田野間，而白居易家釀美酒，每次喝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妓侍奉。與他喝酒的都是社會上的名流，如裴度、劉禹錫等。
詩歌成就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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