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之源早于《詩經》

　　大量史料說明，中國詩歌的星宿之海應上溯一千年，虞舜時代的《卿云歌》和《南風歌》為中國詩空的雙子座。

　　一

　　中國是舉世共仰的詩國。歷史之長，作品之精，數量之巨，以文字傳本產生之悠久，可謂舉世無雙。弄清中國詩歌的源頭，對于認識中華詩詞之本質特點，探究其發展變化的規律，評價其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有著重要的意義。

　　而當今流行的以《詩經》為我國詩歌正源的說法，就未免偏頗，值得商榷。

　　此說之興，始于1930年出版的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該書受到胡適、顧頡剛等疑古派的影響，把羲農堯舜禹湯時代的詩歌定為偽作，一概排斥，故以《詩經》為我國詩歌的起源，解放以后一直沿襲下來。80年代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前言云：“《詩經》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其中最早的詩篇產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產生于春秋中葉，……自古以來‘風’、‘騷’并稱。《詩經》中的‘國風’和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成了中國古代詩歌的兩個典范。”現在看來，這種說法尚未能窮其源，極其致，應予修正。

　　以《詩經》為代表的詩歌，古代被尊為經典，地位顯赫，影響巨大，但并非詩歌的起源。大量的史料說明，中國詩歌的星宿之海應上溯一千年，直到虞舜時代的《卿云歌》與《南風歌》。這是中國詩空的雙子星座。

　　《尚書大傳》云：舜將禪禹，于是俊義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倡之，八伯咸稽首而和。帝乃載歌：卿云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這是一首昭示著從太古洪荒中覺醒的民族之光明的禮贊，辛亥首義后曾作過國歌。

　　《尚書大傳》為伏生所作，他是《今文尚書》的權威，此書信而有征從未遭到質疑。另一部為王國維、胡適深信不疑的《竹書紀年》也明載此詩：(帝舜有虞氏)：“十四年卿云見，命禹代虞事。”明言是虞舜禪禹主理國事時而作的詩歌。李學勤以為，“《竹書紀年》在研究夏代年代問題上有其特殊意義。正在于它是現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學的系統”。后來經過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虞舜禪讓夏禹繼位的時間是公元前2070年。在此之前，虞舜還創作了一首《南風歌》。《孔子家語》卷八云：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它表達了一種人民愛物的太和氣象，為歷代所推崇。這首歌還見于《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史記・樂記》亦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王肅注曰：“《南風》育養民之詩也。……此詩之詞出《尸子》及《家語》。”《尸子》、《孔子家語》皆先秦古籍，傳承有序，是胡適所推崇的典籍。

　　然自百年前西學東漸以來，以胡適和顧頡剛為代表的一批新銳學者，大倡疑古之風，不承認商以前的文化為信史，根本否定了堯舜禹的存在，把此前流傳的詩歌定為偽作，一概摒棄，而以《詩經》當作詩歌的源頭。《詩經》固然是中華詩詞的光輝代表，但它只是詩國早期的一段華章，而不是其濫觴的源頭。

　　這種錯誤的產生，關鍵在于對夏禹的真實性存在誤判。顧頡剛是“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古史辨》中完全否定堯舜禹的存在，認為《堯典》、《禹貢》皆偽書。然其成見太深，以致得出違背常識的錯誤，未免魯莽，失去了治學的客觀性。在與劉�藜的辯論中，在大量事實面前，他只好且戰且退，強詞奪理。最后以“我對此并不抗辯，因為這原是一個假定”，“以上說明我所以有‘禹為動物，出于九鼎的假定的緣故’，我現在對這個假定的前半還以為不誤。對于后半便承認有修正的必要了”而作結。此種強言飾非，魯迅看不下去了，寫了一篇《理水》加以諷刺：

　　“這這些些都是廢話”，又一個學者吃吃的說，立刻把鼻尖脹得通紅。“你們是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并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的嗎?我看鯀也沒有的，‘鯀’是一條魚。魚魚會治水水水的嗎?”他說到這里，把兩腳一蹬，顯得非常用勁。

　　關于“禹”的存在與否，直到王國維的《古史新證》出來以后，才算有了結論。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第二章》舉出《秦公敦銘》上有“鼐宅禹賚”，又在《齊侯�鐘》上發現有“崇崇成唐……處禹之堵”的銘文，才確鑿無誤地論定禹史之真實性，并云：“夫自堯典，阜陶謨、禹貢皆記禹事，下至周書、呂刑亦有以禹為‘三后’之一。詩言禹者尤不可勝數，固不待藉它證據。然近人乃復疑之。舉此二器，知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也。”這時顧頡剛才改口說：“可見春秋時人對于禹的觀念，對于古史的觀念，東自齊，西至秦，中經魯宋大部分，很是一致。”這場公案才算落幕了。歷史上虞舜禪讓有了有力的旁證。而虞舜詩歌的真實性也應當得到承認了。

　　二

　　關于這兩首詩的著作權，文獻古籍昭昭在列，已如前述，本來無可懷疑。

　　此外，虞舜在詩歌理論上的杰出貢獻，更從另一角度強化了他詩歌的地位。如漢代經學大師鄭玄在為《詩經》作的《詩譜序》上就曾指出：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建于高辛，其時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道，放(始)于此乎。

　　這段話出于《尚書・堯典》，中云：“帝日：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偕，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日：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這是中國最早的文藝理論。它有兩個特點，其一是“詩言志”。志，指心中所想，包括了志向與感情。詩是表達志向與抒發感情的載體。志者心之所之也。《漢書・藝文志》云：“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說明詩除了抒發情志，還有以觀得失的認識作用。朱自清以為這是中國詩論的“開山綱領”。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亦云：“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圣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進一步闡發了志的意蘊，指出它有規范情意以消邪念的教化功能。這就是圣人的詩教之內容。在我國第一部詩論鐘嶸的《詩品》序中，也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享，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昔《南風》之詞，《卿云》之頌，厥義復矣。”正是對上文的詮釋。所謂“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就是對“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的發揮。“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則是與“八音克偕，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的思路完全合拍。虞舜的這段文字還對詩與樂、舞的關系作了精辟生動的論述。

　　三

　　虞舜不但是杰出的詩人和文論家，還是杰出的音樂家。《尚書・益稷》稱：“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謂九奏以后，鳳凰都飛來舞蹈。《論語・述而》又說“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并贊美道：“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真可謂傾倒備至，無以復加了。

　　綜觀虞舜不但是一代圣君，而且還是集詩歌創作、理論于一身的藝術家和音樂家，是華夏文明靈光爆破時代的偉大代表。他以其極高的智慧和蓋世的才華，點燃了文明火炬，并引領著我們民族攀登到世界文明的高峰。他創作的詩歌及其理論，至少先于印度的以口傳形式流行的《梨俱吠陀》一百年，領先于希臘荷馬史詩一千年，稱它是鑿破鴻蒙的詩歌原典是最恰當不過的了。虞舜的詩歌，它體現了人類主體對茫茫時空其所處地位的人文學與哲理學的首次審視，以及對于宇宙人生的宏觀而超越的思考，它具有典籍的首創性及涵蓋的廣闊性與深邃的思考性。在漫長的歷史中，不斷成為民族的觀照與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的模本。武昌首義以后，《卿云歌》曾被推薦作國歌的理由是：“帝舜始于側陋，終于揖讓，為平民政治之極則”，“夫舜起匹夫，不私天下，為三千年前東方之華盛頓。”如此評價，真可謂振聾發聵，令人心智大開并增無限景行慨慕之心。《南風》、《卿云》二歌，展現了如此崇高光明的愿景，產生了如此深遠的影響，實為中華文明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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