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的文學價值

時間：2023-06-15 13:30:50 偲穎詩經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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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氓》的文學價值

　　《氓》是選入人教版高中語文必修二的課文，也是《詩經》中婚戀詩的代表作之一。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氓》的文學價值，歡迎閱讀與收藏。

　　文學價值：

　　一、不得不說的人物身份

　　劉文認為氓的身份在兩人“婚后的生活狀況和情感發展變化態勢”中不如婚后生活表現重要。但采詩的教化目的決定氓的身份不得不說。氓的身份眾說紛紜：商人、農人、城市平民，侯外廬認為氓是間諜。可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時代，統治者展現一個卑賤者的婚離故事有什么目的?《靜女》《桑中》這類表現愛戀的詩的主角都是貴族;如《碩鼠》《伐檀》這類抒寫奴隸受壓迫的詩歌，其誡諭的對象也是窮奢極欲的統治者。因此，《詩經》不是寫給社會下層看的。

　　但是少有人同意“氓”“女”都是貴族：“氓”本無貴族之義，“抱布貿絲”的“貿”也易產生氓是商人的錯覺，“三歲食貧”讓人認為氓家貧窮(《漢語大詞典》以此為例將“食貧”解釋為“過貧苦的生活”)。劉文認為氓的身份難以推定，但詩歌還是留下了暗示氓身份的信息。比如“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許嘉璐認為商周時代行路、狩獵和作戰用車一般由馬牽引，先秦文獻中經常車、馬連言，有車即有馬，反之亦然。而車和馬都代表等級區分。《論語先進》中記載顏路請求用孔子的車為顏淵制槨，可孔子因為要遵循貴族的禮儀，拒絕了顏路的要求(“以吾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戰國策》中孟嘗君門客馮諼曾三次彈鋏以解決飲食、出行、贍養母親(“食無魚”“出無車”“無以為家”)的問題，在有車后宣稱“孟嘗君客我”。可見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車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再者，氓的車還有必要的修飾――帷裳，就更能斷定雖然衛地重商，但他絕非地位卑低的商人。由此，女子怨號“三歲食貧”，可作男子出身于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或女子來自于地位更高、更富有的貴族家庭的猜測。后者的猜測源于女子的勞作――采桑是婦功的應有之義，不論貴賤，采摘、蠶桑、縫紉和飲食等都是女人日常生活狀態，使其安于自身角色，鍛煉勤勞柔順之性。貴族女子的日常勞作對下層女子也是一種表率。

　　然而，女子依然需要謹守“周禮”，男子的道德卻敗壞(“士貳其行”“二三其德”“至于暴矣”)，這種雙重標準使女子噴發出心中的悲傷、委屈和憤懣，也使兄弟之“”有了切實依據。那個時代雖不存在封建綱常觀念，女子被棄或自出也未受到社會輿論的鉗制，但照常理，不是使家族光彩的事。可兄弟沒有流露出顏面受損的憤怒或對女子的同情。所以兄弟嘲笑的，絕不是女子私奔后自食惡果的婚姻(“以我賄遷”說明父母同意她的婚姻，并給予嫁妝)，也不是女子的命運，而是女子不合時宜的情緒。時宜，即氓的行為在當時已經是貴族階層見怪不怪的普遍情形(參見《風桑中》等)。如此可看出女子對愛情的堅守，但更能觀察到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夫妻關系已經出現松動甚至崩塌，孝敬之成、人倫之厚、教化之美、風俗之移也一概失去了基礎。《詩》可以“觀風俗之盛衰”(鄭玄)，《氓》則展現了禮崩樂壞的真實事件。

　　二、一場合風俗、遵禮義的婚戀

　　劉文指出從禮教出發否定女子戀愛時的行為，認定她在婚姻中受壓迫遭損害，犯了時代前移的錯誤。但它以平等自由的婚戀觀審視《氓》中的自由戀愛，也犯了時代后移的錯誤。

　　尊卑觀念在西周、春秋時代肯定存在，封建時代只是將其更細化、制度化，從而成為自上而下不可逾越的社會道德行為準則。除氓“貳其行”外，兩者的婚戀可說合乎風俗禮義要求。“合禮”不僅是女子在道德、行為層面批判氓的有力依據，也是采詩者引導和誡諭社會道德行為的出發點。

　　在封建禮教下，女子戀愛的大膽、熱情和談婚論嫁的謹慎、顧慮的確存在矛盾，但這不違背當時當地風俗與禮制之間的關系。統觀《國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準則多表現在《周南》《召南》中，其他各風都描寫有大量男女婚前合歡行為，尤以保留殷商余風的邶衛地區為甚。鮑昌《風詩名篇新解》認為，“鄭、衛之地仍存上古遺俗，凡仲春、夏祭、秋祭之際男女合歡，正是原始民族生殖崇拜之儀式”，人類學上也確實存在合歡之俗。有人認為《周禮媒氏》所載“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無夫家者而會之”正是反映了禮義對風俗的容納;可為倡導男女有別，沒有官媒不能正式交往，沒有彩禮不能正式會面(《禮記坊記》：“夫禮防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無別也。”)。可見，《氓》《靜女》等詩篇中男女婚前的大膽、純潔的交往和女子在氓有彩禮(布是古代的貨幣)下聘卻無“良媒”時暫時拒絕氓，前者合俗，后者遵禮。而詩中納征(抱布貿絲)、納吉(爾卜爾筮)、請期(秋以為期)、親迎(以爾車來)則以少總多，概括了嫁娶時的“六禮”。雖順序有顛倒，但不能就此認定違反周禮，這畢竟是詩!

　　而敘寫婚后辛勞的“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則印證“女也不爽”的自我評定，與氓“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罔極”行為形成鮮明對比。無爽，即合乎禮義;罔極，即沒有準則。《禮記》規定了兒與媳晨昏定省侍奉父母(公婆)的行為標準。這四句詩突出了女子幾年如一日操持家務、早起晚睡侍奉公婆的辛勞。女子自認為沒有一絲一毫越禮的行為，謹守做妻子的責任，卻受到了男子的惡待，其情其理，的確難以接受。

　　三、桑林、淇水見證了“我”的愛情

　　劉老師猜測了兩人婚后生活的大量可能性，但《氓》中最吸引人、最撩動人心的還是女子對愛情一步三回頭的哀怨、斬斷情絲的剛絕與無奈。對女子進行道德壓迫和行為戕害的封建時代無法看到如此豐滿的形象。女子忘不了刻骨銘心的愛戀;婚后的不幸，反襯出愛戀的可貴。所以女子反復吟詠的，就是留下兩人足跡的地方――桑林和淇水。

　　《氓》用比興手法，通過桑葉由嫩綠到枯黃的變化喻女子由青春逐漸衰老、由幸福至痛苦的過程。但這“桑”不是“五畝之宅”范疇的“桑”，而是由上古至商周祭祀之所的社樹：仲春之月行祭祀之禮，未婚男女到桑林中互相交流、尋找配偶，中意的話則到祠宮稟告祖先，祈禱保佑。

　　《桑中》印證了這個觀點。郭沫若認為：“桑中即桑林所在之地，上宮即祀桑之祠，士女于此合歡。”“其祀桑林時事，余以為《風》中之《桑中》所詠者，是也。”桑林是愛情的象征，是兩人一見鐘情之所。他們互相吸引，繾綣不舍，也曾一起向祖先盟誓。生機勃勃的桑樹，是他們愛情的見證。他們忍受不了空間的阻隔，男子“抱布貿絲”，女子望不見、“泣涕漣漣”，都沉溺在美好的愛情之中。可桑樹臨秋而黃，又成為感情生變的無情見證。稀疏的桑葉不可能再掩蔽兩人依偎的身影，當年在祠宮的盟誓伴隨著女子年華的老去成為過往云煙。面對此景流變，克禮的女子怎能不發出痛自骨髓的悲呼?

　　淇水更是女子始于歡樂、終于悲傷的見證。水能隔絕臨河幻想的君子(“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卻阻擋不住處于熱戀中的女子“送子涉淇”，并成為他們結情之所(“秋以為期”)：偉大的愛情力量戰勝了大自然的束縛。不僅如此，隱喻“愛”的“渙渙溱洧，湯湯淇水”，激蕩著人們心中不可阻遏的愛的熱情，讓女子回憶起“以我賄遷”時的渡淇之境：當初我倆坐在車里，歡聲笑語渡過淇水，湯湯淇水就是依依情意;如今我形單影只再渡這河，河水和著我的恨淚濺濕帷裳，湯湯淇水就是不盡恨情。再者，這淇河也應是氓信誓旦旦之地。古人有臨河起誓的傳統，重耳投子犯之璧于河：“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祖逖中流擊楫而誓：“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男子若真的請淇河監督他“與之偕老”之誓，那和“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形成了多大的婚前婚后反差，也無怪乎女子在最后直喊淇水原隰尚有限度，可男子輕許誓言，沒有一點行為準則!

　　如上，《氓》的文學價值在于塑造了一個在婚前對愛情憧憬、堅貞，在婚姻不幸、家庭破裂時又直面現實、勇敢抉擇的女子形象。她的不幸，與當時社會的變化緊密聯系。她和《邶風日月》《邶風谷風》中女子的性格、行為、結局各有不同，但又一起構成那個時代社會變化下遭遇婚姻、家庭不幸的女子的群像。當時的統治者希望依靠《氓》反映現實，誡諭貴族階層維護道德，來教化社會;但事實上《氓》卻向我們展示了當時社會變化中女子的悲劇性命運。女子形象因《氓》的社會價值更加豐滿，《氓》的社會價值也因人物形象更加彰顯。

　　相關翻譯：

　　憨厚農家小伙子，懷抱布匹來換絲。其實不是真換絲，找個機會談婚事。送郎送過淇水西，到了頓丘情依依。不是我愿誤佳期，你無媒人失禮儀。望郎休要發脾氣，秋天到了來迎娶。

　　爬上那垛破土墻，遙向復關凝神望。復關遠在云霧中，不見情郎淚千行。情郎即從復關來，又說又笑喜洋洋。你去卜卦求神仙，沒有兇兆心歡暢。趕著你的車子來，為我搬運好嫁妝。

　　桑樹葉子未落時，綴滿枝頭綠萋萋。噓噓那些斑鳩兒，別把桑葚吃嘴里。哎呀年輕姑娘們，別對男人情依依。男人若是戀上你，要丟便丟太容易。女人若是戀男子，要想解脫難掙離。

　　桑樹葉子落下了，枯黃憔悴任飄搖。自從嫁到你家來，三年窮苦受煎熬。淇水茫茫送我歸，水濺車帷濕又潮。我做妻子沒差錯，是你男人太奸刁。反覆無常沒準則，變心缺德耍花招。

　　婚后多年守婦道，繁重家務不辭勞。起早睡晚不嫌苦，忙里忙外非一朝。誰知家業已成后，漸漸對我施兇暴。兄弟不知我處境，個個見我哈哈笑。靜下心來細細想，獨自傷神淚暗拋。

　　當年發誓偕白頭，如今未老心先憂。淇水滔滔終有岸，沼澤雖寬有盡頭。回想少時多歡樂，談笑之間露溫柔。海誓山盟猶在耳，哪料反目競成仇。莫再回想背盟事，既已終結便罷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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