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關雎》歷代解讀的分析

　　《關雎》作為《詩經》的首篇歷來是研究《詩經》學者關注最多的，但各個階段對它的解讀都有所不同，即使同一階段也存在差異。

　　《詩經》在先秦時期被稱作《詩》或《詩三百》。漢武帝時期，隨著儒術獨尊而被尊稱為《詩經》。《關雎》因其作為《詩經》的首篇，歷來備受關注。從它產生的西周時期到現在，對它真正內涵的解讀傳承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由于傳統“詩學”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和社會背景的現實性，使得歷代“詩學”對《關雎》的解讀有著多種不同的版本。《關雎》在歷代的解讀究竟經歷了怎樣的過程，本文以對各個重要歷史階段的代表性解讀來進行梳理探析。

　　關雎

　　詩人:詩經 朝代:先秦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一 春秋戰國時期及其以前《詩經》的“禮樂”功用

　　最早對詩歌下斷語的是《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它從“詩”的作用方面著手，顯然帶有十足的功利性。西周時期，《詩經》是“禮樂”治國的宗法制度的外部體現，主要用于諸侯貴族的祭祀、宴饗、朝聘、慶典等各種重要場合。按照當時禮法規定，具體場合演奏相應的音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的“季札觀樂”就是諸侯朝聘時弦《詩》、歌《詩》的場景。據《儀禮》記載，《清廟》用于周王朝的宮廷宗廟祭祀，《關雎》用于鄉飲酒禮、鄉射禮和燕禮。

　　西周至春秋戰國之際，《詩經》是幾經禮化整合傳承禮義的載體。孔子不但以《詩經》作為教科書來教授弟子，而且從多方面評價《詩經》。《論語・陽貨》篇從《詩經》的功用角度，以“興”、“觀”、“群”、“怨”說明“事君”、“事父”四種方式，《泰伯》篇則以“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把《詩經》推崇到至上的地位。《禮記・仲尼燕居》所載孔子對其論斷與《論語》文異而義同。這些美譽既著眼于個人內在的修身養性，也放眼于事父、事君的宗法制下“齊家”和“治國”，更反映出當時詩、禮、樂之間的關系及其遍及宗法制度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作用。

　　《關雎》作為《詩經》的首篇，是研究評價《詩經》的各家都不能避開的，而且常把《關雎》作為整部《詩經》的綱領來研究。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關雎》雖有快樂之音而不過分，雖有悲哀之情而不凄傷。“不淫”、“不傷”都處于溫柔敦厚的中正平和的程度。上博簡《孔子詩論》中也有對《關雎》中君子從“好色”到“禮”的轉變進行了較詳細的論述，這正好注解了孔子對《詩經》進行“思無邪”的概括，即《詩經》雖然有許多關于愛情的詩篇和“變風”、“變雅”等下層人民的呼吁，但最終這些都處理好了儒家所倡導的“情”與“禮儀”之間的關系，屬于最后都歸于中庸平和的情思。

　　據此，《關雎》可理解為：雎鳩和鳴的河邊，君子對“窈窕淑女”一見鐘情而對其進行熱烈追求，但因淑女的拒絕而求之不得，遭到碰壁的君子因為思慕淑女而輾轉反側不能入睡，一是對心儀的淑女充滿思念之情，二是反思自己的追求行為，于是再次追求“淑女”時，則以鐘鼓琴瑟之樂取悅于她。因為鐘鼓琴瑟本身就是禮的象征，用琴瑟鐘鼓友、樂于她，正是對淑女以禮相待之意。因而君子從好色到“反納于禮”的過程，正是禮的發現與運用過程，故而對“《關雎》之改，其思益也”的評價，就是對君子反思回歸并依禮而行的贊賞。可見，在西周至春秋戰國之際，從詩歌的功用角度出發，以禮樂文化整合下的禮教來解釋《詩經》是當時的基本特征。

　　二 漢代“經學”對《關雎》的意識滲透

　　隨著儒家思想對社會的滲透，董仲舒以“君權神授”、“天人感應”及“大一統”思想契合了漢武帝建立中央集權的帝國雄心，使之采納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學從一家之說上升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儒家經典也被尊奉為知識與思想淵藪的“經”，經學也變成士人進祿致仕、經世致用的不二法門而隨之稱霸天下，造成了漢代整個社會奉儒治經蔚然成風。因而也出現了眾家解詩的繁榮局面，產生了“詩經學”或叫“詩經闡釋學”，最著名的有魯、齊、韓、毛“四家詩”;魯人申培，齊人轅固，燕人韓嬰的屬于今文詩學，又被稱作“三家詩”在西漢十分盛行。并設置“經學”博士，但三家詩大都已經亡佚，清人王先謙對三家詩曾進行過輯佚。而魯人毛亨和趙人毛萇的屬于古文詩學，即學者所謂的.“毛詩”。

　　《關雎》被置于《詩經》之始，歷來是“詩學”重視的對象，漢代眾家解《詩經》都對《關雎》反復推敲，從四家詩都將《關雎》作為關注的焦點來詮釋中可見一斑。

　　魯、齊、韓三家詩大致相同，都把《關雎》視為諷世刺時之作。魯詩“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詩作”;齊詩“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韓詩“《關雎》，刺時也”。“三家詩”都把《關雎》中普通的男女愛情之作上升到了人君與后妃關系的詩作，把《關雎》附會成刺詩，諷刺康王沉迷女色，貽誤朝政。期盼詩中的男女之情終歸于禮，借古鑒今諷諫君主謹戒好色淫逸，要求后妃具有“淑女”的貞淑賢靜，從而達到旺家興國。今文三家詩之所以把《關雎》的主旨歸于諷諫君主后妃的刺詩，這與漢代的社會現實和今文經學家的政治訴求有關。

　　人類由野蠻蒙昧進入到文明有序的時代，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道德與倫理觀念日益加強，從反思和總結中認識到強化穩定的男女關系的重要性，所以男女夫婦之禮被放到了“萬世之始”的重要地位。在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等倫理關系中。《周易・序卦》把“夫婦”之禮放在首位，并且指出夫婦之道亦需久恒。對于國家來說，帝王的婚姻匹配更直接影響到了整個國家的興衰。漢初劉邦死后，呂后專權專橫，幾乎顛覆了漢家社稷。后來竇太后、王太后又連續干預朝政，漢武帝寵愛后妃也多次不同程度地影響政治。比起《關雎》中所贊淑女的賢惠貞淑，她們相差甚遠。當時士人們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把具有社會代表性話語的《關雎》說成刺詩，反映了西漢經學家勸誡帝王正確對待“人倫之始”的大婚，不要過分貪圖美色而忽視了賢德，要匹配愛慕有賢才之女，而保天下的長治久安。根據“修身、治家、齊國、平天下”的理論，帝王應該先治理好后宮，再由內到外、由己及人、由近到遠，最終實現天下大治。 　　“毛詩”較“三家詩”晚出，主要在民間傳播，“毛詩”學派要涉足政壇，其理論必須要有政治上的優勢，所以沒有步前三家后塵于諷刺進諫，而立足于贊美“后妃之德”強調“上以風化天下”，從帝王統治角度出發把《關雎》闡釋為“經夫婦”、“厚人倫”移風易俗進行教化的工具，這樣就迎合了帝王統治天下的心理。《毛詩》廣泛吸收了前人詩學的研究成果，又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學術和政治意義的完善，最終集《詩經》學禮化之大成，在西漢末期被立為學官。東漢以后《毛詩》逐漸風化天下，而其余三家詩日漸衰退，以至后來大多亡佚。我們現在《十三經注疏》中的《毛詩正義》就是毛亨所傳“毛詩”。

　　《毛詩》每首詩都有序，其余各詩序都比較簡短，只有《關雎》的序比較長，洋洋灑灑蔚然成篇，被稱為《詩大序》，即學者專稱的《毛詩序》。毛氏開宗明義地把《關雎》的喻義美贊為“后妃之德”，也對《詩經》進行了綱領性理論概括，把它看作弘揚王道之音，進而風化天下的工具。《毛詩》沒有把《關雎》解釋為“刺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風雅正變”理論。《詩大序》認為西周初期的《周南》、《召南》代表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王道聲音，而把西周后期政治衰亂中比較有諷刺意味的作品稱作“變風”、“變雅”，認為“變風”、“變雅”創作興起的直接原因是因為“王道衰，禮義廢”，這樣才造成了天子失政，諸侯失綱，大夫僭越，民不聊生，禮壞樂崩的混亂局面。繼而也就有了諷世刺時的“變風”、“變雅”。《關雎》則是《周南》首篇，是禮義典范的王畿之音、“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表率，所以毛氏不能將《周南》中的第一篇《關雎》作為刺詩，而從帝王治國由內而外注重后妃之德、風化天下出發，用《關雎》為“后妃之德”垂范：憂慮君子進諫賢德之人，而不能過分沉溺于美色，愛憐窈窕貞順的女子而注重其賢淑之才，且還要做到“發乎情，止乎禮義”。

　　三 朱熹及后代對《關雎》的新解

　　對《關雎》解讀自東漢以后變化不大，直到宋朝理學時期又有新解，理學大師朱熹就與《毛詩》的解釋有很大差異。朱熹晚年本著“盡去《小序》，盡滌舊說”的目的做《詩集傳》。但他并未“舊說”盡去，而是對其進行了許多揚棄。在《關雎》喻義問題上仍沿用“后妃之德”之說。朱熹在解讀上確實有自己的一番見地，他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點，把《關雎》最終落在了“配君子而成內治”上，而古代中國歷史上固有的圣人情結，使朱熹把《關雎》中的君子與淑女附會于文王與大姒“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周之文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為之配”。在他們看來歷史上圣人的思想和行為直接對世人起著垂范性的教化作用，認為《關雎》是教后人，以文王和大姒的婚姻為典范。

　　朱熹又從《關雎》推到《周南》進行解釋：認為《周南》中《關雎》、《桃夭》、《兔�》、《��》、《葛覃》五首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只是其中的個體代表，是借言后妃之德而闡明文王因為身修而達到的國治之效。由此又把修身、齊家推廣到治國、平天下，彰顯了其由內而外的治家治國之道。朱熹把君子與后妃落實到文王與大姒，本意可能并不為附會歷史，但是把歷世高山仰止的文王夫婦樹立為齊家的典范來讓后來者效仿，一方面為此詩提供了歷史例證，契合了世人的圣人垂范情結;另一方面也以文王的文治武功來證明“修身齊家”做好后能使國治天下歸。

　　《關雎》作為《詩經》首篇的也被后代大師們所關注。隨著“詩學”的發展，清代學者不再固守漢儒解讀《詩經》的路徑。姚際恒《詩經通論》認為此詩只是當時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而君子和淑女都不是對某人的特指，更不見得要附會至文王夫婦。崔述的《讀風偶識》和方玉潤的《詩經原始》解釋《關雎》也都不再拘泥于“后妃之德”，尤其方玉潤覺得“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相宜。顯然已經透過經學解讀的藩籬向外拓展，開始傾向于從詩歌審美方面關照《關雎》。

　　在“五四”精神的影響下，以古史辨派開創的現代“詩學”已經跳出經學解讀的重圍，開始真正從文學審美角度審視《關雎》。現代“詩學”基本都把《關雎》看成是有關戀愛婚姻的詩歌，但具體觀點之間也存在差異。聞一多和胡適認為《關雎》是展現初民男女愛情的戀歌，而鄭振鐸先生則解釋為描述婚姻的結婚樂曲。

　　綜上所述，我們從歷代學者對《關雎》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歷史上各個時段的文學作品及一些對先人優秀作品的解讀都不是空穴來風，各家都會把自己的作品或對前人作品的演繹，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緊密相連。因為主流意識形態都或多或少地體現著當時的具有統治地位的政治傾向，擁有話語權。學術話語一旦與主流意識相結合，那么它就擁有了堅實的基礎與后盾，從而成為權力話語。這也是為何一些文人政客竭力把自己的著述向權威性話語靠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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