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藝術和審美觀

　　詩歌是藝術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賞詩、作詩，反映著對詩歌這種藝術表現(xiàn)形式的“審美觀”。

　　審美意識，人皆有之。但是“審美觀”則不流俗，更不從眾，且存在著一定的傾向。

　　“審美觀”的傾向何在？歸根結蒂，乃是一種階級意識。因為此社會并不是無階級區(qū)分的原始社會，且此社會也絕不是無階級靈感性的思想與認識麻木的社會。

　　當今社會，總攬國內(nèi)外，藝術并不是沒頭沒腦而想隨自己所想所思怎么發(fā)揮創(chuàng)作就怎么發(fā)揮創(chuàng)作的。故此，當今藝術的表現(xiàn)也是有階級性的。

　　那么，詩歌對藝術的表現(xiàn)，不帶有階級的“色彩”，不管從現(xiàn)實生活抑或從觀點邏輯，都是不可解釋也不可理喻的。

　　中國上世紀的“朦朧詩”穿著喇叭褲來，一時間在中國詩壇倍受追捧，其事其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發(fā)展中的中國——具體說，是發(fā)展中的中華民族，還是把喇叭褲丟到了一邊，且把“朦朧詩”也定格于中國那段時期文化的歷史的“格子”里去了。

　　因為中華民族審美觀的主流充滿生機地還活著而沒有死，“朦朧詩”的美學觸角在中華民族文化的美學觀歷史發(fā)展主航道里，即僅僅是“赤壁一炬”的可笑的小小插曲，而遠沒有動搖中華民族審美觀的主根基。

　　是美是丑，泱泱中華大國自知自明，毋庸別人指點，也毋庸本地的那些被加“冠”的酸腐之“儒”過多嚎叫。——須知：這是歷史，這是中國歷史！這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

　　1959年3月11日，胡適見到文物社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便斷語云：“真有點肉麻”，且對《蝶戀花?答李淑一》更是反感：“沒有一句通的”。——難道毛澤東的詩詞“肉麻”嗎？毛澤東的“蝶戀花”詞語句不通嗎？毛澤東僅僅是胡適所言的一個“散文家”嗎？——胡適，即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的一個典型的酸腐之“儒”！

　　當今，在中國文壇（當然包括詩壇），類胡適這樣的“酸腐之‘儒’”大有人在。單就中國詩壇而言，已經(jīng)明明知道“朦朧詩”是穿著喇叭褲進入中國的，但是個別把持詩壇的編輯、主編依舊執(zhí)迷不悟，用心崇拜，且生“謬種”而不言“蒙”，力竭推崇“意象詩”，而實則“換湯不換藥”，推出的實則是“朦朧詩”。對此，更有甚者“馬屁精”無不稱道。

　　立足中國，面對世界，清清楚楚可見的歷史事實——當今中國國家政黨清明，社會發(fā)展蓬蓬勃勃，愛民主、愛自由的百姓們各展風采，暢所欲言，但做為可以說是文學語言“前鋒”的詩歌卻被有的人打著“現(xiàn)代意象”的“番號”而扭向“朦朧”，這要是被升級到“用心”二字上冤枉嗎？

　　藝術的審美觀不是刻意追求的，恰似對那所謂的“美女”的求愛。“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自己有一張“大中華”的臉，卻一定要漂白，那成什么形象了？可想而知！

　　對歷史社會的發(fā)展，必須承認且毋庸諱言一個事實：在階級社會里，盡管政治斗爭可以弭耳，但是階級斗爭何時都沒消停過。

　　文化領域是“世界觀”、“人生觀”的思想主陣地，越是經(jīng)濟發(fā)展、繁榮，這個戰(zhàn)場的“硝煙”就燃燒得越是熊熊，因為“價值觀”的取向和“多元意識”的滋生與蔓延，恰讓“審美觀”綻放出了絢爛的煙花。

　　而文化的特殊點注定了其生存的命運——民族性，恰似那“白色人種”、“棕色人種”、“黑色人種”恰不逢時而不可逆于其膚色之道理；文化生命力的立足點還在本土而不在星球之外。

　　大作家莫言是在中國本土成就了他的“諾貝爾獎”，而不是在瑞士；瑞士只不過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驛站”，是世界洞悉東方之星的“觀測站”。

　　當然，固步自封是“夜郎自大”的寫照，而兼收并蓄地合理“揚棄”則是自尊、自重的必須。

　　話歸原點：詩歌藝術的審美觀離不開自我該把握的“主心骨”；反之，“東施效顰”從哪兒來還到哪兒去，則無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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