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詩歌的表現與再現關系

時間：2024-11-12 10:27:47 詩歌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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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詩歌的表現與再現關系

　　中國古典詩歌一般指中國古代詩歌。中國的古代詩歌，一般稱作舊詩，是指用文言文和傳統格律創作的詩，是廣義的中國古代詩歌，可以包括各種中國古代的韻文。以下是小編整理的中國古典詩歌的表現與再現關系，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中國古典詩歌的表現與再現關系

　　從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史來看，表現的詩美觀念雖然特別突出，但再現的詩美觀念對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發展同樣起著很重要的推動作用。筆者通過考察，初步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既充分體認到詩歌藝術的表現本質，又不忽視再現功能對于詩歌藝術的重要性，并且在藝術實踐上將表現與再現的完美融合作為最高的詩美理想，這正是中國傳統詩學的基本特征。另外，從詩史發展的角度來看，表現與再現這兩種詩美觀，并不總是處于平衡的狀態，而是以消長互補、矛盾統一的關系為常態。這也可以說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一種規律。

　　一、儒家詩學體系中的表現詩美觀和再現詩美觀及其調和方式

　　從發生的先后來看，在我國傳統詩學中，表現詩美觀的發生早于再現詩美觀。而且可以說，再現詩美觀是從對表現詩美觀的原始命題的辯證式的闡發的過程中產生的。

　　我國詩學之所以能在發源之處就觸及詩的表現本質，除了在藝術上我國詩歌一開始就形成抒情傳統、抒情詩成熟得特別早這一原因外，跟我國古人最早是從詩樂舞綜合藝術形態中體認詩的本質這一認識角度也有重要的關系。

　　另一方面，詩歌藝術的抒情功能也被詩人屈原通過自身的創作實踐深切地體會到了。屈原因其詩歌顯著的抒情特征和他這種傾訴以求得心理平衡的創作心理，已經很自覺地體認到詩與主體精神的關系，對我國傳統詩學中表現詩美觀的形成同樣有著奠基的作用。而漢儒在建立儒家詩學體系時，雖然主要以《詩經》為依據，但同時也吸取了楚辭的詩美觀念，楚辭也應是他們建立儒家詩學體系的必要材料之一。

　　而再現詩美觀，從我國古代的發生情況來看，常常以詩歌與外在文化、外在思想觀念發生的關系為契機。用傳統的話來說，表現詩美觀主要來自于對“詩之體”的體認，而再現詩美觀則主要來自于對“詩之用”的思考。我國傳統詩學中再現詩美觀的發生，是以儒家的倫理觀念、教化觀念為思想基礎的。

　　再現詩美觀的發生雖然晚于表現詩美觀，但其萌生也在先秦時期。儒家再現詩美觀強調的是再現社會，再現抽象性的上層建筑關系。因此與西方詩學中那種以再現具體事物為主的再現詩美觀性質上很不一樣。從這里，儒家再現詩美觀的特點就看得很清楚了，它完全是從“詩用”的角度去闡發的。

　　儒家詩學思想對詩史和詩學史的影響是很深遠的。其對我國古典詩歌藝術特征之形成所起的巨大作用，所以我們研究中國詩史上表現、再現詩美觀的問題，必須從考察儒家詩學體系開始。

　　二、在表現與再現兩極間移動的詩史發展規律

　　軔創于先秦、完成于漢的儒家詩學體系，是依據儒家社會政治思想來研究以詩經為主、旁及楚辭、漢樂府詩這些詩歌藝術系統的過程中產生。可以說，儒家詩學體系雖以儒家思想為基礎，但又有超越儒家思想之處。原因就是審美體驗在這里起了作用。儒家詩學體系之所以能形成比較合理的詩美觀，跟詩經、楚辭、樂府詩這幾個詩歌藝術系統在詩美上的豐富性并顯示詩美觀方面的各種傾向有關。也就是說，它們以各自的方式實現了表現與再現的詩美觀，并達到了完全的融合，為詩史提供了典范。《詩經》藝術既是表現的、又是再現。與《詩經》相比，《楚辭》藝術中表現的詩美觀更占主導地位，但楚辭自屈原之后，“情”減“物”增、由主觀表現漸轉為客觀的再現。這種趨勢的繼續發展，就導致了完全以再現為創作方式的“漢賦”體的形成。與漢賦同時的漢樂府，可以說是運用再現的方法而臻于表現之境界。這為我國詩史創造了《詩經》、《楚辭》之外的又一種典范性的詩美類型。

　　《詩經》、楚辭和漢樂府，是三個基本上相對獨立的藝術系統，它們雖然在發生時代上有先后，但看不出有明顯的承接嬗變關系，是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中自生出來的。從表現詩美觀與再現詩美的關系，這三個系統各自內部都有所調和，但三個系統之間卻不存在消長互補的關系。但這以后的始于東漢中晚期的整個中國古代的文人詩發展史，卻是一個遞嬗傳移的大系統，其中各代各期、各家各派，在表現詩美觀與再現詩美的關系處理上，常常呈現出消長互補的現象。

　　從東漢中晚期至西晉，是文人詩發展史上的第一個相對完整的周期。本來整個漢代盛期的文學，就是再現觀念占上風，到了東漢晚期，由于士人群體自我精神的覺醒，而當時整個社會也流行重情、任哀樂的風氣，在此條件下出現了有較強的自我抒發、自我表現意識的文人群。而此期產生的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漢末五言詩，也正是表現性很強的作品。它也奠定了整個文人詩藝術史以表現詩美觀為主導思想的傳統。

　　建安詩歌比起漢末五言詩來，再現的詩美觀有所增加。與漢末文人的消極對待現實，對現實抱有某種絕望感不同，建安詩人則是以比較積極的態度來適應現實并改造現實。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建安詩歌是儒家的表現與再現完美結合的詩美理想的第一次實踐。

　　西晉詩歌作為文人詩發展史上第一個相對完整的周期的最后一個階段，在詩美特征方面又屬于一種新的類型。經歷前面幾個階段，文人詩已經創造出成熟的、具有典范價值的詩美類型，西晉詩人以它們為范式而創作，因而帶有濃重的古典主義色彩。他們基本否棄了在詩史上曾經起過相當大的作用的再現詩美觀，沒有積極地用詩來再現現實。這當然與當時政治現實和文人的謙柔自牧的心態有關系。但因為缺乏再現觀念，構不成再現觀念與表現觀念的矛盾運動，西晉詩歌在發展上就缺少了一種有力的生長機能。西晉從表面上看正是一個崇儒的時代，但儒家詩學的表現與再現完美結合的詩美理想卻正是在這個時期墜失的。

　　西晉之后的東晉，在文人詩發展史上是一個低谷，詩歌領域被“玄言詩”這種比較特殊的詩體所占據。也許可以說，支配著玄言詩創作的仍然是那種教條化的表現詩美觀。而一種有著新的內涵的再現詩美觀即再現自然美的詩美觀也在這種特殊背景下潛生。而到晉宋之際，隨著詩歌藝術的復興，這種再現詩美觀終于打破了西晉以來詩史運動的凝固狀態，它與表現詩美觀之間的顯著的矛盾和不平衡，卻成了推動詩史發展的動力。

　　晉宋之際的詩歌復興，從它的起點來看，也受到過古典化、模擬化的影響。當玄言詩存在的文化基礎(即門閥政治的格局與它的主要意識形態玄學)發生變化后，玄言詩也開始退出詩歌發展的主流。詩人們開始重新回顧漢魏西晉的文人詩藝術傳統，但最先卻仍然擺脫不了西晉時期的那種模擬化、古典化的創作方式。南朝時期的山水詩、詠物詩和描寫女性美的宮體詩，在詩美觀上都是以再現為主導的。而追求形似的觀念正是這種再現詩美觀的基本內涵。儒家詩學只建立起面向社會的再現詩美觀，而且那里面包含著明顯的倫理目的。而南朝時期再現的詩美觀則是指向客觀美，將自然山水、客觀事物引入詩歌藝術的范圍之內。所以可以說，寫作方法上的再現詩美觀，是在南朝時期才真正確立起來。這也是南朝詩歌對詩史發展的最大的貢獻。

　　可是，南朝時期再現詩美觀的片面發展，也導致了對詩歌藝術本質的較嚴重的偏離，以至成了西晉教條的表現詩美觀之后的又一詩史之教訓。這時期詩歌，雖然不是完全放棄表現詩美觀，但大部分作品都綺靡、涂飾，刻畫物色、影寫艷麗，失去了詩歌藝術的表現性。當然他們也有一些作品由再現而臻于表現，由形似而入于神似。開示中國古典詩歌寫景狀物之方向。

　　但是進一步將詩歌從刻板再現的詩美觀中解脫出來，增強其表現性的還是永明詩人。整個南朝詩史，一方面是再現觀念的進一步推進，從再現山水到再現各種事物，直到再現女性美；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地尋求再現與表現的新的融合。這一詩歌史的邏輯發展過程，至盛唐時期達到了高峰。在盛唐詩人的代表性作品里，表現與再現達到了完美的統一。

　　李杜詩是詠物、言志兼而有之，正是盛唐詩表現與再現完美統一的典范。漢魏文人詩和盛唐文人詩是詩史上的兩個典范，但是每當達到新的完美的融合、出現典范的詩美之后，一個新的矛盾運動又隱潛地展開。盛唐之后的中晚唐至北宋時期，又是一個新的矛盾運動的過程。

　　盛唐之后的詩史，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流派的形成，中晚唐時期，社會矛盾激化，士人群體也失去了統一的價值標準，彼此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都很不一樣。由此導致藝術觀念、審美理想上的分歧。這應該是盛唐以后詩歌出現流派的現象的外部原因。從內因來看，也是由我們所說詩史發展的新的矛盾運動導致的。各種詩歌流派的歧異，從根本上說是因詩美觀念之不同而造成。

　　中唐至北宋初的詩壇，盡管流派眾多，體格各異，但觀其大勢，實可區分為以保守為性格的表現詩派和以革新為性格的再現詩派。表現詩派的主要特征是拘守初盛唐成法、以成熟于盛唐時期的格律詩體為主要體裁。他們講究體、格、境的細膩把握，追求某種似在非在、似隱似現的藝術上的法式，將近體詩藝術向婉切、精約、優美的方向發展；抒感傷幽微之情，造清新輕麗之象。其旨趣雖欲追盛唐而造作每鄰于齊梁。這是因為保守的表現派與真正的表現派外表相近而內質不同。因為他們將表現美作為法式、技巧來把握。而非作為一種精神來體驗。這一派在晚唐、五代作者甚眾，然造詣都很有限。五代時的南唐詩，宋初的晚唐體、西昆體，都應屬于這一派。

　　另一方面，則是具有革新精神的再現派的崛起，其中最有影響的是韓孟詩派和元白詩派。韓孟派的詩人追求強烈的形象效果，尚奇尚怪，一反傳統的以中正平和、優游不迫為尚的詩美觀。韓孟派中，如孟郊、賈島乃至李賀，也都有追琢窮搜，窮其意、盡其象的特征。但比之韓愈，這幾位詩人倒是常能由再現而臻于表現，創造了真正的詩美。

　　元白詩派雖與韓孟詩派趣尚不同，但也是在很突出的再現詩美觀支配下展開創作的。

　　中唐再現詩美觀的強化，一方面是這些詩人希望打破日益凝固、停滯的格律詩藝術系統對詩人創作思維、詩歌題材開拓的束縛，是詩史自身發展規律所驅使。另一方面，也是由當時激烈變化的社會現實及適應這種變化而發生思想文化上的變革思潮之刺激而產生的。

　　表現與再現兩種詩美觀的分歧，從中唐一直延至北宋前期。在這個過程，局部的融合雖時有成果，但從整體趨勢來看，全面的、積極的融合并未出現。從這個意義說，這種新的融合就成了宋代詩人的一個課題。事實上典范性的宋詩風格的出現，也正是一種新的融合的結果。至此中國古典詩史的主要邏輯進程已經完成。這以后元、明、清三代詩史，當然仍在這種矛盾運動中進行，但基本上是在模仿式的重復前面的那些周期。因此宋以后，新的典范性的詩美類型并沒有出現。

　　中國古典詩歌發展歷程

　　歷史演變

　　人類許多民族在語言的發展中產生了適合本民族語言的詩歌形式。在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詩經》，其中最早的詩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時期中葉。

　　到了戰國時期，在南方的楚國華夏族和百越族語言逐漸融合，其詩歌集《楚辭》突破了《詩經》的一些形式限制，更能體現南方語言的特點。

　　漢代的古體詩

　　漢代時樂府詩形成。樂府詩是為了配音樂演唱的，相當于現代社會的歌詞。這種樂府詩稱為“曲”、“辭”、“歌”、“行”等。三國時期以建安文學為代表的詩歌作品吸收了樂府詩的營養，為后來的格律更嚴謹的近體詩奠定了基礎。

　　唐宋的近體詩

　　到了唐代，中國詩歌出現了四句的絕句和八句的律詩。律詩押平聲韻，每句的平仄、對仗都有規定。絕句的規定稍微松一些。

　　另外，在宋代達到頂峰的詞也是詩歌的一種重要形式。詞的格式要依從一些固定的詞牌，以便于配以樂曲演唱。

　　后期發展

　　自元代開始，中國詩歌的黃金時期逐漸過去，文學創作逐漸轉移到戲曲、小說等其他形式。

　　發展順序：詩經——楚辭——樂府——賦——辭——唐詩——宋詞——元曲

　　中國古典詩歌國際影響

　　漢詩，字面上的意思是漢語的詩歌。但這個概念主要是在漢語世界之外使用。中國的一些周邊國家，如朝鮮、日本、越南，因為使用漢字作為書寫文字，自然也深受漢語詩歌的影響。隨著佛教禪宗在這些國家的流傳，漢詩成了禪宗文學的最重要的形式。

　　日本

　　在日本，從奈良時代開始，文人因為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開始仿照漢語的詩的形式來創作日本詩歌。日本漢詩和日本本土的和歌、俳句最明顯的區別是漢詩一首有四句（絕句）或八句（律詩），每句通常五言或七言，而和歌、俳句則有五、七、五或五、七、五、七、七等多種長短句，更像漢語的詞。

　　751年，日本最早的漢詩《懷風藻》出版。之后在平安時代達到全盛期，凌云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敕傳漢詩集持續出現，風行之盛被人稱作“國風黑暗期”。其后鎌倉時代、室町時代日本的漢詩得到持續的發展，譬如一休宗純的《狂云集》中收錄了一休的很多漢詩。江戶時代漢詩的發展達到高峰。明治維新時期的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幾乎人人都會作或好或壞的漢詩。明治維新之后日本漢詩的影響開始衰落，迅速衰落則為昭和時期。不過今日初中程度以上的古文教育仍然包含漢詩、漢文的背誦、解釋、以及創作等。為中國之外漢詩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

　　朝鮮

　　高麗朝時期，漢詩在高麗逐漸普及。高麗詩人如崔沖（985年－1068年）、李奎報（1169年－1241年，號白云居士）、鄭道傳（?－1398年）等都有大量漢詩流傳下來。除此之外，高麗文人還把古老的朝鮮語民歌用漢字紀錄下來，形成一種新的詩歌形式，后人稱之為“別曲體”，又稱為“景幾體歌”，大體上采用了334的格式。譬如著名的朝鮮民謠《阿里郎》，或電視連續劇《大長今》的古風片頭曲《呼喚》。

　　高麗朝中期開始，具有朝鮮語特點的時調得以發展，并在李氏朝鮮時期達到頂峰。時調是朝鮮的俚語民歌，但由于是漢詩詩人整理記錄，而且漢詩詩人創作了很多時調，時調在發展中自然地融入了漢詩的因素。詩人申欽（1566年－1628年）在《放翁詩馀序》中說：中國的歌極具風雅，可載籍流傳，而我國所謂的歌卻只能用于賓筵娛樂，不能豐我載籍。

　　越南

　　越南作為中國的一個郡縣（交趾）時漢字即作為官方文字。中國五代十國時越南從南漢的治下獨立，但官方文告和科舉考試仍通用漢文，一般著作也以漢文撰寫。是以作為漢文文化的一種重要形式，漢詩在越南也得到發展。陳朝末年，著名的漢詩作家有陳藝宗、胡季牦等人。后黎朝時，尤其是黎圣宗（名灝、思誠）時，漢詩達巔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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