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詩歌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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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詩歌代表作

　　建安文學時期以詩歌成就最為顯著，許多作品從漢樂府民歌中吸取養料，能反映當時社會的動亂和人民流離失所的痛苦，體現了要求國家安定統一的愿望和理想！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建安詩歌代表作，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建安詩歌代表作

　　魏晉建安七子

　　建安年間(公元196～220)七位文學家的合稱。最早提出“七子”之說的是曹丕，他在《典論·論文》中說:“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干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認。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盡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脫顛沛困頓的命運。后期他們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級官職，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后來與曹操發生沖突，被殺。由于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瑒在建安十三年后。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于低沉感傷，如阮瑀《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后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游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后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占著主導地位。

　　“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于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瑀，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于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瑀比較自然暢達。徐干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瑒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一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于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

　　在詩歌方面，“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后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志著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等都作于漢末戰亂發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一定比“古詩”晚，它們在五言詩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在辭賦方面，“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貢獻。“七子”的小賦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取材范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常化，進一步沖淡了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第二，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第三，抒情色彩愈益濃厚。對于“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賦首”，說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瑀的書記，徐干、王粲的論說文，在當時都能獨樹一幟。它們的共同優點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貫注了作者獨特的氣質。“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薦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駢化的趨向，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他們的一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為從漢末到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一個不能忽略的環節。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獨存徐干的政治倫理專論《中論》。明代張溥輯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陳記室集》、《阮元瑜集》、《劉公干集》、《應德璉休璉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楊逢辰輯有《建安七子集》。

　　正始體

　　正始為三國曹魏第三代皇帝曹芳年號，自公元240年至249年。不過習慣上所說的“正始體”，是指包括正始在內的整個曹魏后期(240～265)的文學風貌。

　　從文學史階段來說，正始上承建安，下接太康，是一個重要的文學轉折時期。然而正始文學，并非渾然一體，大略又可析為兩個流派。一派以何晏、王弼為代表，史稱“王何”。這派作者都宗尚老莊，校練名理，喜好玄談。他們大多出身貴族，身居高位。他們的詩歌，大多以抒發道家志趣為主旨，娛心老莊、游志玄虛，所以劉勰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文心雕龍·明詩》)另一派以嵇康、阮籍為代表，包括“竹林七賢”中的一些人。他們也都宗尚老莊，喜好清言，但對現實矛盾也比較關心。他們的詩歌以抒發自己的現實生活感受為主，有比較深厚的內容，加上藝術技巧比較圓熟，成就大大超過前一派，阮籍的《詠懷詩》是最優秀的代表。劉勰說：“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同前)正是指出了他們創作的基本特色。不過，由于這一派作家大多處在執掌大權的司馬氏集團的政治高壓之下，處境微妙而危殆，所以他們作品的鋒芒和現實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著限制。總的來說，嵇、阮一派繼承著建安文學的遺風，表現了時代現實的特色，而王、何一派則與建安文學傳統已經脫節，開了兩晉玄虛之風的先河。這兩派的綜合，就構成“正始體”的基本面貌。

　　太康體

　　這是西晉時期一種詩風，或一種詩體。“太康”(公元280～289)為西晉武帝司馬炎的年號。“太康體”之名，始見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嚴說本于梁鐘嶸《詩品》“太康中，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云)、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鐘嶸此論，是概述西晉初年和中期一個階段的詩風。而嚴羽則明確指太康時期以左思、潘岳等為代表的詩體，即其所謂“分明別是一副語言”。

　　太康前后是西晉文壇上比較繁榮的時期，眾多的作家都有不少傳世之作。太康詩歌一般以陸機、潘岳為代表。他們的詩歌比較注重藝術形式的追求，講究辭藻華美和對偶工整，“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宋書·謝靈運傳》)。詩歌的技巧雖更臻精美，但有時過分追求形式，往往失于雕琢，流于拙滯，筆力平弱。總之“采縟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龍·明詩》)，是這一時期詩人的總風格。不過每個作家仍有獨特之處，“潘文淺而凈，陸文深而蕪”(《世說新語·文學》)。其他如張協以造語新穎，“巧構形似之言”著稱。左思則在太康詩風中獨樹一幟。其詩內容充實、語言質樸，氣勢雄渾，“似孟德而加以流麗，仿子建而獨能簡貴”(《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一)，不失漢魏遺風。

　　玄言詩

　　一種以闡釋老莊和佛教哲理為主要內容的詩歌。約起于西晉之末而盛行于東晉。自魏晉以后，社會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虛以求全身遠禍。到了西晉后期，這種風氣，逐步影響到詩歌創作。尤其是東晉時代，更因佛教的盛行，使玄學與佛教逐步結合，許多詩人都用詩歌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對玄理的領悟。《文心雕龍·時序》篇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余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老子)之旨歸，賦乃漆園(莊子)之義疏。”《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還指出“過江(指東晉)佛理尤盛”。這個詩派的出現，雖反映了魏晉玄學對文學的影響，但其實質則與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早期玄學家不盡相同。西晉后期，玄學已成為門閥士族的思想理論，這種理論又經東晉支遁諸人之手，與佛教思想結合起來，反映當時士大夫逃避現實的精神狀態。孫綽、許詢是玄言詩人的代表。由于玄言詩大多“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詩品序》)，缺乏藝術形象及真摯感情，文學價值不高，所以作品絕大多數失傳。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輯有孫綽詩12首、許詢詩3首。此外，謝安、王羲之等所作的《蘭亭詩》，也是典型的玄言詩。不過由于魏晉玄學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為領略玄趣的：“言象”出現在玄言詩人的筆下。如孫綽《秋日》詩就寫得較有文采。許詢也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的寫景佳句。《蘭亭詩》中也有較為生動的景物描寫。謝靈運那種夾帶玄言的山水詩，和陶淵明一些詩所創造的恬淡意境，似也多少受到玄言詩的影響。

　　代表作家：孫綽、許詢、謝安、王羲之。

　　竹林七賢

　　三國魏末七位名士的合稱，他們是譙國嵇康、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內向秀、沛國劉伶、陳留阮咸、瑯邪王戎。由于他們互有交往，而且曾集于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稱竹林七賢。七人的思想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服膺老莊，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比較明顯。嵇康、阮籍、劉伶等仕魏而對執掌大權、已成取代之勢的司馬氏集團持不合作態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晉曾為散騎侍郎，但不為司馬炎所重。山濤起先“隱身自晦”，但40歲后出仕，投靠司馬師，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王戎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晉后長期為侍中、吏部尚書、司徒等，歷仕晉武帝、惠帝兩朝，至八王亂起，仍優游暇豫，不失其位。

　　七人在文學創作上成就不一。阮籍的五言詩，嵇康的散文，在文學史上都占重要地位。向秀的賦，今存唯《思舊賦》一篇，篇帙短小，感情深摯，亦稱名作。劉伶有散文《酒德頌》，風格與阮籍《大人先生傳》頗相接近。他的五言詩也有一定水平，但今存作品很少。阮咸精通音律，然而在文學方面沒有留下作品。山濤、王戎雖擅清言，但似乎不長于文筆。《隋書·經籍志》著錄山濤有集5卷，今所見佚文，全部是奏啟文字，文學價值不大。王戎的著作則很少。

　　擴展：建安詩歌簡介

　　建安詩歌一方面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加以發展、改造。

　　就繼承方面來說，從漢樂府民歌中興起的五言詩形式，被建安詩人普遍使用，加以發展，并成為整個魏晉南北朝詩歌最基本的形式。樂府民歌的語言風格，對文人詩也產生了明顯的影響。而且，采用樂府詩題，沿襲樂府民歌中常見題材的作品，在這一時期的文人詩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背景介紹

　　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文學史上的建安時期，一般指建安至魏初，即公元196—220年。建安文學以詩歌成就最為顯著，此期許多作品從漢樂府民歌中吸取養料，能反映當時社會的動亂和人民流離失所的痛苦，體現了要求國家安定統一的愿望和理想。其情調慷慨悲涼，語言剛健有力，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正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所言：“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慷慨而多氣也。

　　發展歷程

　　就發展和改造方面來說，首先，過去作為詩歌主體的樂府民歌，是一種社會性的集體創作。它們由某些無名作者最初寫成以后，在流傳過程中不斷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現出作者的個性特征。而建安時代，就不大有作品無主名的現象。這些與作者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個人的特殊經歷、情感和獨特的審美愛好緊密聯系在一起。這就促使詩歌向風格多樣化的方向發展。

　　其次，漢樂府民歌中敘事詩為數較多，因為帶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為普通民眾接受，得到廣泛流傳。而建安文人詩絕大多數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樂府詩題，也很少具有故事性。

　　第三，過去作為文人文學之主體的辭賦的某些特點，也被帶到詩歌領域中來。辭賦最顯著的特點是語言華麗，而樂府民歌一向是樸實無華的。建安詩人中，不乏作賦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們的詩，也明[顯帶有華麗的傾向。而且，在辭賦中較早就被大量運用的駢偶手段，在詩歌領域內，也是由他們率先使用的。這些駢偶（即對仗）詩句，還顯示出有意錘煉的痕跡。

　　總之，建安文人詩既受了樂府民歌的影響，同時開始向文人化的精致華美轉變。這在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史上，是一個重大的開端。曹丕說“詩賦欲麗”，正反映了當時普遍的文學觀念。不過，建安詩歌雖有趨向華麗的一面，但并沒有過分使用典雅深奧的書面語言，也沒有過分的繁縟、鋪張，以至文句松弛，妨礙情感的表達。一般說來，作品的語言仍然是明朗、淺顯、緊湊而富有力度感的。

　　特色

　　建安詩歌的這種杰出成就和特色，形成后來被稱為“建安風骨”的傳統，“風骨”，原指人的品格、性格，也是古代文藝理論的一個術語。自建安文學后，亦稱能反映社會現實，慷慨悲涼、剛健遒勁的作品有“風骨”。

　　代表作家

　　建安詩歌的主要代表是曹氏父子，即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還有“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七子中成就最高者是王粲。除“三曹”和“七子”外，還有女作家蔡琰（字文姬），她的《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均為建安詩歌中的上乘之作。

　　1、曹操（155—220）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漢末統治階級中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建安文學的領袖。為平定北方與日后晉朝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而作為文學典型的曹操，則由于融進了《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擁劉貶曹的政治傾向而成為一反面人物：陰險、殘忍、狡詐、狠毒，集剝削階級腐朽品質于一身。

　　毛澤東主張實事求是評價歷史人物，說：“曹操統一北方，創立魏國，抑制豪強，發展生產，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和發展，是有功的。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這個案要翻。”（《毛澤東讀史》）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余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

　　建安十五年，以丞相身份下《求賢令》，提出“唯才是舉”；

　　建安十九年，以魏公身份下《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

　　建安二十二年，以魏王身份下《舉賢勿拘品行令》。

　　曹操詩歌現存20余首，都為樂府舊題，但卻表現新的內容。

　　①有的反映當時社會動亂，反映當時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如《蒿里行》：“鎧甲生饑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②有的抒發個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如《步出夏門行·龜雖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這些詩繼承了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但又有自己的創造。漢樂府詩大多敘事，而曹操常用樂府舊題抒寫感情和抱負，內容和形式上多有創新，氣魄雄偉，情感深沉，于質樸自然中帶有慷慨激昂的悲壯情調。魯迅稱曹為“改造文章的祖師”。

　　2、曹丕（187-226）

　　曹操次子，公元220年迫漢獻帝禪位，建立魏王朝，謚文帝。

　　曹丕存詩約40首，筆觸細膩，語言流暢，格調清新。其《燕歌行》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詩，風格清麗宛轉。茲錄其一如下：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粱！

　　曹丕的《典論·論文》則是一篇開文學批評風氣的重要論文，批評了“文人相輕”的惡習；提出“建安七子”之稱，并品評七子的文學創作；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見解；認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對文學的社會意義給予了高度評價。

　　3、曹植（192-232）

　　曹操之子，曹丕同母弟。因才學出眾，曹操曾一度欲立為太子。及曹丕、曹?相繼為帝，備受猜忌壓迫，郁郁而死。因封地在陳，卒謚思，世稱陳思王。其創作以曹丕即位為界分前后兩期。前期作品多抒發建功立業的理想抱負，后期作品主要表現受壓抑的悲憤和哀傷情懷。

　　曹植被譽為“建安之杰”，《詩品》稱之“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如“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茍不虧，在遠分日親。”（《贈白馬王彪》）“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白馬篇》）等都膾炙人口。所作辭賦以《洛神賦》最為著名。有《曹子建集》。

　　評價

　　建安時期的獨特的時代氛圍造就了一批有理想，有追求，有情懷的建安作家。他們的作品體現著一種直面現實人生，執著于理想追求與創作態度和豪邁奔放的創作激情，生動的抒寫著他們的“烈士悲心”慷慨悲壯，蒼涼沉雄，剛健遒勁，表現出“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的時代特色，被后人譽為“建安風骨”。成為后世反對綺糜文風的旗幟，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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