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童蒙詩詞教育

　　古人“習經”重視詩歌教學

　　——《詩經》原本是當教材來編訂的

　　作為一種經典的文學品種，詩歌在古代課堂占有重要地位。唐宋以前童蒙詩歌教學什么樣，詩歌占多大比重，現在已很難知道，但從當時學生“必習經”來看，時人重視詩歌教學和學習不為虛言。

　　古代學生習經，具體來說是學習“五經”。“五經”指《詩》、《書》、《禮》、《易》、《春秋》五本書，其中的《詩》即現在的《詩經》。

　　讀者應該都知道，《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自西漢被尊為儒家經典后，就被上升到“經”的地位，遂有《詩經》之名。《孔子世家》中稱，“古者《詩》三千余篇”，是孔子將《詩》精減到300首以方便學生閱讀的。也就是說，現代人看到的《詩經》，在誕生之初就是作為教材使用的。

　　古人學習《詩經》并不像現代，到了高年級才選學，低年級學生就學了，甚至把《讀經》作為啟蒙讀物，推薦給孩子讀。《后漢書·鄧禹傳》記載，東漢開國功臣鄧禹，“年十三能誦詩”。鄧禹并非最厲害的，《魏書·祖瑩傳》記載，北魏少年天才祖瑩，“八歲能誦《讀》、《書》”。類似的幼年即能背《詩經》的“神童”，在史上有不少記載，說明古人早就把《詩經》當作孩子的啟蒙讀物了。

　　至于將《詩經》中的名篇選編入童蒙教材，則是各代通行的標準。如明代教育家魏校便主張學生要學習《詩經》。其在《莊渠遺書》一書中說：“一日所讀之書，皆用正書，不許私讀《幼學詩》及《吏家行移》等書……只抄寫風、雅、頌之詩全章，或一二章。

　　而明代另一教育家呂坤，在《社學要略》一書中，則推薦了《詩經》中的《陟岵》、《伐檀》、《凱風》、《棠棣》、《相鼠》、《采苓》、《瓠葉》等22首詩歌，作為蒙學讀物。

　　詩歌在唐代出現自編啟蒙教材

　　——《神童詩》：“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詩歌教學普遍納入童蒙計劃的，應該在唐代。李治(高宗)當皇帝的調露二年(公元680年)，主管貢舉的吏部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奏請當年科舉考試中的“進士科”應加試雜文兩首，其中就包含詩賦。從這以后，入列考試內容的詩歌，便成了唐代及以后學生更要讀的科目。

　　在詩歌創作最為繁榮的唐代，詩歌教材的編寫開始活躍，出現新氣象。除了選編傳統經典詩文以外，有人開始嘗試以詩歌形式重寫蒙學教材，其中，詩人胡曾的《詠史詩》堪稱最佳，在晚唐、五代時頗為盛行。有學者認為，《詠史詩》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類啟蒙教材。

　　《詠史詩》將多達150個歷史事件，以詩歌的形式介紹給學生，學生既讀了詩歌，又學了歷史。如《詠史詩·沛宮》：“漢高辛苦事干戈，帝業興隆俊杰多。猶恨四方無壯士，還鄉悲唱《大風歌》。”

　　到宋代，詩歌教材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或許是受到《詠史詩》成功的啟發，宋代出現了不少這類新創詩歌教材。傳為北宋汪洙所著的《神童詩》、南宋著名理學大師、教育家朱熹的《訓蒙詩百首》、陳淳的《童蒙詩禮》等，都是宋代原創的課歌啟蒙教材。

　　其中的《神童詩》影響最大，最深遠。《神童詩》里的詩句，朗朗上口，很快流傳開了。如大家熟知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等等，皆出自《神童詩》。

　　在詩歌教材選編上，宋代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如至今仍在流行的《千家詩》，據說最早便是南宋詩人劉克莊選編的，不僅選了前朝名家的優秀作品，還編入了當時詩人的佳作。如第一首即是宋代著名理學家、詩人程顥的《春日偶成》：“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明清寫詩入門類新教材豐富

　　——《聲律啟蒙》：“云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

　　《千家詩》至今不失為一本優秀的詩歌啟蒙教材，為現代許多老師和學生家長所喜愛。《千家詩》的選編標準，甚至影響了現代語文課本里詩歌部分的選編標準。

　　到明清時期，雖然人們對詩歌已不如唐宋人那么狂熱，但對詩歌的教學并未放松，詩歌也是明清童蒙課堂的常規教學內容。明清流行的詩歌教材有《千家詩》、《神童詩》、《律詩訓》等。除了使用傳統教材外，明清文人也積極編寫新的詩歌讀物。如明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官升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的沈鯉，便編有《義學詩訓》，沈鯉開宗明義，稱“余既為義學，仿古庠塾，乃為是編。”

　　沈鯉眼光獨特，其所推薦的啟蒙詩歌相當適合低年齡學生，有的還被編入現代小學語文課本。如唐代詩人李紳的《憫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是沈鯉首先選編出來的。

　　清代詩歌教材更多,如張伯行的《訓蒙詩選》、王錫元的《童蒙養正詩選》、劉霏的《童子吟》、歸繼光的《童歌養正》、李元度的《小學弦歌》，等等。而清代影響最大的普及本詩歌讀本，應該是《唐詩三百首》，此書由乾隆十六年進士孫洙選編，至今仍仍受到歡迎。

　　明清詩歌啟蒙教材的突出特點是，聲律啟蒙類課本特別豐富，出現了不少新教材。《時古對類》、《千金裘》、《訓蒙駢句》、《聲律啟蒙》、和《笠翁對韻》等等，都是明清學生學習寫詩、創作對聯的入門級優秀教材。

　　其中，《聲律啟蒙》、《聲律發蒙》和《笠翁對韻》最有代表性，使用最多，分別由清人車萬育、楊林蘭、李漁編著。三本教材的功能、結構都差不多，如開頭——

　　《聲律啟蒙》：“云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

　　《聲律發蒙》：“天對日，雨對風，九夏對三冬。祥云對瑞雪，滴露對垂虹……”

　　《笠翁對韻》：“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

　　需要說明的是，《聲律啟蒙》最早由元人祝明編寫，清人的同類書，應該是在祝明版基礎上“撮要”而成的。

　　詩歌入選教科書古代也存分歧

　　——《蒙養禮》：“以理義之心行之便好”

　　如同現代教育界對詩歌入選教科書，有不同的看法一樣，在古代，對什么詩該入選，學生該學什么，應該讀多少詩，也存在分歧。

　　宋人歐陽守道《巽齋文集》“省題詩序”中，有這樣的記述：“壽翁來訪，與予縱言至省題詩，予嘆此詩幼學之所從事。而書市所刊，或雜以輕薄字鄙褻語，口授之業不為刪擇，或反賞愛其流麗而使效習之……”

　　歐陽守道為南宋后期教育家，從其所述來看，當時用于低齡幼兒教育的詩歌類讀本很多，但質量參差不齊，選編標準不統一，不少書商出于賺錢的目的，隨意選編，這與今天一些書商亂編亂湊教輔教材很相似。

　　古代不少童蒙都是私塾或民辦學校，所用教材往往自選自編，由于老師水平不一、價值觀有異，在詩歌篇目的選擇和教學上，往往會出現很大的差別。如明代教育家魏校、黃佐、呂坤，三人均青睞《詩經》，教材愛從《詩經》中選擇名篇。

　　但在具體詩歌篇目上，三人完全選擇很不一樣。魏校推薦閱讀整本《詩經》，而黃推薦《詩經》中的《鹿鳴》、《關雎》等12首詩歌;呂坤則推薦《步陟》、《伐檀》等22首詩歌。之所以會有這么大的差別，主要是他們在教材編寫上的價值取向不同，教學目的有差異。

　　呂坤認為，設立歌詩課程的基本目的，是調節學生的學習氣氛，怡養性情，以歌詩消除邪僻之心。所以他對詩歌教材的選編相當嚴格，要求選“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系者”。在《蒙養禮》中，呂坤進一步說，詩歌“艷冶家語，長欲導淫，切宜深戒，久則流于邪放，只是以理義之心行之便好”。

　　用現代教學觀來理解，就是選入教材的詩歌要易讀易懂，有生活氣息，貼近社會現實，一些格調不高的詩歌不要選，以免學生從小學壞，充滿物欲。

　　在教學上，魏校在《嶺南學政》中所制訂的課程表要求，學生“午學”要抄寫詩章，并歌詠、記誦所歌詩章;《義學詩訓》的作者沈鯉，在《義學約》中則規定，學生必須每天吟詩一首，次日放晚學時背過，“晚學”吟詩。

　　清代后期，甚至出現不提倡學詩的現象。《神童詩》、《千家詩》、《小學詩》等，是清代一般童蒙學堂必用教材，但“洋務運動”主要人物之一的丁日昌，卻一本也不選，他在《社學章程》中，僅推薦《小學》、《孝經》等非詩歌類書目。如果是現在，丁日昌之所為，必然引起爭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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