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三字經》的道德教育

　　宋末問世的《三字經》是中華古圣先賢的經典，剛開始流傳就好評如潮。拿到今天的市場來看，它也仍然是一本頗具價值的著作，既有助于儒學思想的傳播，又有助于古代基礎教育的研究，在道德教育方面也頗有建樹，書中提倡的“孝悌”“親仁”品德教育，以及要求子女“謹信”“愛眾”的為人處世原則，其見解都有很深遠的現實意義。

　　《三字經》和《千字文》、《百家姓》一起被稱為“三、百、千”，它們共同組成了兒童識字教學的蒙學教材。而位于蒙學之冠的《三字經》不僅僅局限于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識字課程，它是一部趣味性與知識性相統一的兒童啟蒙讀本，又是一部集人文社科與自然科學于一體的百科全書。《三字經》在內容上包羅萬象，諸如為學態度、讀書方法、倫理道德以及名方實物等等。2007年在寧波召開的《三字經》研討會上，眾多學者達成一致：希望通過對《三字經》的研究，深入思考如何用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來加強青少年道德教育問題[1]。

　　一、《三字經》誕生的時代與教育背景

　　《三字經》作為古代的蒙學教材，涉及內容廣泛，被稱為“千古一奇書”。清人紫巢氏在為《三字經注解備要》作序時，稱它為“一部袖里《通鑒綱目》”。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提到此書時說：“《三字經》可不簡單，雖是啟蒙讀物，可是書中的知識，自遠古到現代講了一遍。這真是一部最簡明扼要的‘中國通史’。而且用韻文寫成，可以朗誦，便于記憶，真是一部好書。”這一說法，被古今中外人們所公認，1990年《三字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兒童道德教育叢書》之中。所以說，《三字經》可謂是蒙學教材中的一朵奇葩[2]。

　　《三字經》作為蒙學識字教材流傳使用了700多年，這與它的特色內容和獨到形式有著直接的關系。關于《三字經》有很多版本，也有很多人對其作者進行質疑，本文要研究的是我們最熟悉的，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開頭的《三字經》，是宋代王應麟所寫。宋代能產生如此優秀的蒙學讀物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1、政治上國家穩定

　　北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并采用“杯酒釋兵權”的方法來削弱地方勢力。這一舉措，加強了封建領導階級的中央集權，使得社會和國家穩定，從而為教育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國家的穩定導致宋代蒙學教育的興盛，出現了如《三字經》、《百家姓》等耳熟能詳的啟蒙教材以及朱熹、邵雍等一大批在蒙學教育方面頗有建樹的理論家。

　　2、經濟上商業繁華

　　宋朝經濟發展的突出特點是商品經濟的繁榮。珠寶、匹帛等商店，“屋宇雄偉，門面廣闊，望之森嚴，每一交易，動即千萬”[3]。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游歷中國時稱臨州為“天城”并說其“堪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

　　3、教育上亟需優秀啟蒙教材

　　隨著宋代科舉制發展，讀書人做官愈發便利，促進了宋朝教育尤其是私學的發展。封建文人還注意到兒童的啟蒙教育，編寫出適合當時需要的啟蒙讀物，對宋以后各代產生了深遠影響。南宋人陸寺云：“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人。”描寫的是紹興鄉村兒童上冬學的情況[4]。這一時期，理學家們對蒙學教材給予了較大的關注，如大理學家朱擾親自編寫蒙學教材《童蒙須知》、《小學》等，《三字經》也是這一時期所編。《三字經》篇幅盡管不大，但內容十分豐富，涵蓋極廣，堪稱初等百科全書。”[5]

　　二、《三字經》蘊含的道德教育資源

　　1.香九齡，能溫席――“孝順”具有現代德育價值

　　《三字經》中有“首孝悌，次見聞”“孝于親，所當執”，“弟于長，宜先知”，“方少時，親師友”以及“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的故事。在這寥寥數語中，作者很明顯的向我們傳達了這樣的信息：孝與悌為首。孝、悌是中國古代親子法文化的基礎，是儒家所倡導的傳統美德，是道德教育的根基，也是評價一個人德行的重要標準。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這幾句話是要求兒童學習“三綱、五常、十義”等儒家倫理規范，從小習孝。孔子的《論語》中提到“孝”有19次之多。如“孝弟(梯)也者，其為仁之本輿’、“弟子，人則孝，出則弟(梯)…”等等。孝悌在封建社會中是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基本準則，也是孔子所宣揚的“仁”的根本。所謂百善孝為先，仁孝治天下。以孝為首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十義(父慈，子孝，夫和，婦順，兄愛，等等)，既概括了仁孝思想的主要內容，也是古代做人的具體規范。

　　《三字經》中為了讓孩子懂得孝敬父母、尊敬師長，特地舉出黃香和孔融的例子。家境貧困的平民子弟黃香，自小就十分孝敬父母，夏天為父親驅蚊扇扇、冬天為父親暖被，在對父母盡孝心的同時發奮讀書終成大器。更為可貴的是，做了大官的黃香仍然對父親尊敬愛戴。孔融的例子大抵也如此。這也正好符合了當時的道德觀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者用這樣的例子向兒童傳達：無論出生高低、年齡大小，都應該孝順父母、善待兄長。

　　現代社會中，很多獨生子女成了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孝敬父母的傳統美德在這些小皇帝、小公主身上消失殆盡：只讓父母照顧，卻不分擔家務，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等等。因此向這些兒童進行孝悌教育非常重要：通過跟孩子分享孔融、黃香的故事，讓孩子的心靈實現“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目標，這往往比有聲的教育作用更大。讓孩子在道德觀念上，了解父母的辛勞，懂得孝親敬長光榮，慮待父母老人可恥，知道古今孝親敬長的嘉言璐行;在道德情感上，從小培養孩子的感恩之情，關心體貼父母;在道德行為上，尊敬自己和別人的父母，從點滴小事開始分擔父母的辛勞。

　　2.幼不學，老何為―-“幼學”是道德成長的基礎

　　陶行知曾指出：“幼兒猶如幼苗，培育得宜，方能發芽滋長;否則幼年受了損傷，即不夭折，也難成才。”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決定了德育要及早在孩子身上實施，雖然終身教育思潮下家庭教育早已不再僅僅局限兒童早期德育的內容。根據皮亞杰的道德發展理論，兒童的道德行為是在掌握言語以后才逐步產生的。兒童的道德行為動機也來自兒童對行為本身的興趣或成人對兒童的要求。《三字經》中也滲透了重視早期德育的觀點“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岳飛曾警示過：“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句話就是說幼年的學習對個人的發展非常重要，兒童的語言、認知、創造力等都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他們的感官、自我意識及情感也發展迅速。因此從小培養兒童的道德行為，要求兒童在年少時就應親近明師、結交賢友、學習禮儀。《三字經》以“仁、義、禮、智、信”的價值觀以及勤學、力行的人生觀為基調，并同時弘揚著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人文主義精神。作為一部童蒙教材，它不僅在道德教育上影響了幼兒，而且影響到整個社會，是當今《德育教材》難以達到的[6]。 　　3.養不教，父之過――“家教”是孕育美德的搖籃

　　家庭教育開始于孩子出生之日(甚至可上溯到胎兒期)，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也是一生的導師。中國古代有重視家庭教育的傳統，這在《三字經》嚴父慈母的教子事例中可以得到體現。“養不教，父之過”、“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遠揚”、孟母“子不學，斷機杼”。家庭教育對子女在成長過程中的影響是巨大的，外國學者馬斯格雷夫表示“家庭的影響常常比學校更強些，在兒童年幼時，情況尤其如此”。所以，父母應該承擔起對子女成長、成人的教育，包括智慧的啟迪和為人的引導。

　　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是并行進展的，在教育發展史上，人們很早就意識到家庭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如公元前4世紀的亞里士多德，強調未滿7歲的兒童要受家庭教育。還有像夸美紐斯、洛克、福祿倍爾等，他們的教育著作中也時時強調家庭教育在兒童身心發展中的作用。“如果在孩子身邊沒有一個人從小就對他一生中最初取得的成就做出評價，對他的初生微笑，對他初學走路、初次說話表示高興，對他的一切發明創造給予一定的評價，那么，這個孩子將會在心理發育和生理發育上遇到很大困難，……”[7]。一千多字的《三字經》在古代就能教育父母應重視自己的責任。今天的父母更應該通過各種方式(比如參加家長學校)來提高家長的育兒水平。

　　當然，在《三字經》中還有其他一些關于德育的闡述，比如“親師友，習禮儀。”這表明在道德教育中也要教導孩子從小學習禮儀，因為禮儀事關成敗，所謂細節無小事，結果折煞人。縱觀《三字經》，道德倫理精神貫穿全書的所有內容。不管是識字教育還是名物指導，處處融入了如何做人的道德規范教育。

　　三、《三字經》的道德教育價值亟待拓展

　　作為蒙學之冠的《三字經》，有其獨特的儒家道德思想和社會價值，對現代的道德教育具有非凡的啟迪意義。但作為封建思想的產物，它的某些字段又同當今時代不合拍：比如《三字經》里宣揚男尊女卑、灌輸“三綱五常”等等。但如果去其糟粕、借其精華(諸如愛國主義、見義勇為，講求禮儀、孝敬父母)等傳統美德，并賦于其新的時代意義、加以適當的“包裝”，完全可以成為現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的一部分。作為孔子故鄉的中國，作為儒家文化直接繼承者的我們，應該怎樣行動?這一點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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