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教的歲月散文

　　忘不了那一排排半遮半掩的窗戶,傳出來的瑯瑯的讀書聲。春末夏初，在北方是最宜人的季節。這樣的季節隨便開窗關窗都無所謂，因此我習慣走進教室將窗戶半遮半掩，自然我的學生們也就受其感染了。

　　語文是不大受學生重視的。炎熱天，課堂里常常有學生爬在課桌上睡覺，于是我就捧著課本在那些睡覺的學生身旁高聲朗讀，催他(她)醒過來。我不會象其他教師那樣提著睡覺學生的耳朵大聲呵斥。

　　我不喜歡教授枯燥的論說文。學生們喜歡我講小說、散文和感情色彩濃厚的回憶性的文章，如朱白清的《荷塘月色》、自居易的《瑟琶行》、魯迅的《藥》《為了忘卻的記念》等。二十年過去了，和許多學生相逢時，他們都念念不忘我在課堂上講這些文章時的動情。

　　幾棵高大的柿樹下有一排并不高大的房子。學校會議室和幾位校長的辦公室就在這排房中。秋蟬鳴叫時校長就打開房門，端著一個大茶缸兒朝柿樹上揮揮手。校長是涇陽縣人，姓白名德全。他資格很老，解放前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他頭發是銀白色的那種，碩大的頭顱配著濃眉大眼，身材又高大，老師和學生都對他非常敬畏。秋天剛開學那陣兒天氣還有些炎熱，他仍將中山裝的扣子扣得一個都不剩。

　　我剛分到這所學校時，只帶—個班的課，另有一項工作，就是起草學校的各種文件。整整八年我只當過一學期的班主任，因之對教過的學生姓名記住得很少。那時講桌上有學生的座位和姓名，那個學生上課走神時我就照著座位表喊著名字提問，果然都所答非所問，課堂上就響起一片笑聲。那笑聲令走神的學生臉紅，這時候，我講課就來了勁兒。

　　學校規定教師每周需聽課兩節，我聽課最多的是柏生堯老師。他講課時大部分時間操著不太標準的普通話，講到激情處來幾句上方言俗語，令學生們哄堂大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講契訶夫《裝在套子里的人》時惟妙惟肖的神態，活象舞臺上的演員。

　　課余，我最常去的地方是學校的閱覽室。閱覽室是專供教師用的。教學樓西頭有一排平房，中間三間就是閱覽室。邁上磚頭砌的臺階，一位嬌小、和藹、白凈的婦人就迎到門口。

　　“進來吧。”

　　她的語調永遠都那么輕柔，微笑永遠那樣燦爛。她管理的閱覽室每天都窗明幾凈，報刊雜志整齊排列擺放著。我就在那三間散發著清新、洋溢著微笑的閱覽室里如饑似渴地吸吮著知識的乳漿。

　　那位婦人是王副校長的愛人，在我離開那所校的第八個年頭她便告別了人世。在以后的歲月里常常回憶到她。無論多晚，只要我未離開閱覽室，她就靜靜地坐在門口等我。正午的陽光或者晚霞映在她的臉上，她的微笑常常在我的腦海里幻化成一朵美麗的花，那朵花有時會盛開在夢中，散發出淡淡的香。

　　晚飯后，我會和鐘景峰去田野散步。我和他從同一所學校同一個班畢業，和我一樣內向而充滿激情。我們同時在文學上起步，他攻詩歌，我寫小說。那時距校園不足五百米處便是田野，我們—同背著手在田間小道上談文學，論人生，對未來充滿憧憬。月光，溫柔地在田野里留下兩個瘦削的身影。晚自習后，學校附近的學生是從田間小道回家的，在經過我們身旁時會情不自地禁地捂嘴偷笑。我們并不反感他們的笑，相反卻充滿了感激之情。許多年之后，當他們聚在一起談論田間小道上我們的背影時，都會不約而同地把它視為這座小城迷人的景致。

　　“太古典了。”

　　一位很有文學天賦的學生這樣慨嘆，他后來考上了復旦大學。

　　執教的歲月也有迷惘的時候。迷恫是—杯灑，其中浸滿了苦辣。記得有一次我在講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時由于出現了邏輯上的混亂，引起學生的交頭接耳。下課后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倒在宿舍的床上眼里噙滿淚水。我把自己關在房間不敢出門，連晚飯后的散步也以身體不適為由向摯友鐘景峰推辭了。那晚我沒有睡覺，把課文重新研讀了幾遍，等到理出了講解的頭緒，窗外已是一片灰亮。

　　那種迷惘對于一個教師來說是刻心銘骨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韓愈的名言在那八年中常令我汗顏和恐慌。我明白自己并不是一個優秀的教師，我的良知也不允許自己愧對學生。于是我決定逃離。

　　我也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背叛和逃離。

　　在一個秋天，我永遠跨出了這座校園，來到那個小城人所羨慕的官場。

　　官場于我也不適應，但一旦躋身于其中，想逃離卻也并非易事。

　　我只有認命了。

　　然而現在，我仍然懷念那執教的歲月。那是知識的海洋，也是心靈的煉獄。那些純真的學生是我的一面鏡子。在他們面前，我只有永遠正確，永遠是真理的化身。

　　可是我很難做到。

　　那么，我只有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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