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烽火話友誼傷感散文

　　一九四〇年初春，豫鄂挺進縱隊已發展到五個團隊和三個總隊。為了牽制日寇西進，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縱隊主力和司、政兩部進駐了白兆山和大山頭一帶。為了戰爭的需要，野戰醫院也建立起來了，政委李曉白，院長粟秀貞，我是醫務主任。當時日寇封鎖嚴密，“掃蕩”頻繁，戰地缺醫少藥，困難重重。除了就地取材，加工自制和穿越敵人封鎖線設法購買外，我們還大膽地作國際統戰工作，求援了一大批急需的藥品和器械。

　　【抓住時機】

　　初春時節，美國進步女記者艾格妮絲·史沬特萊到我鄂豫邊區新四軍戰地參觀采訪。臘月二十五日，來到了駐扎在京山八字門的五戰區國防前線的我縱隊司令部。次日，深入到我們設在來子灣的戰地醫院，參觀了診斷室、手術室、病房……。陪同她來的中國翻譯安娥，不斷地在史沫特萊和李政委、粟院長之間，用兩國語言進行翻譯。史沫特萊看到了我們用民房設置的病房，用木板搭成的病床，用白土布縫成的用于手術的帳蓬，用竹蒸籠代替的高壓消毒鍋，和自采的草藥，自制的脫脂棉，自制的繃帶；也看到我們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醫務人員競兢業業的服務態度，工作人員和休養人員之間深厚的階級感情，她驚奇地說：“想不到在這個山溝里還有這樣一座醫院，你們的條件困難，設備簡單，但是精神振奮，工作先進，中國人民了不起！”

　　當栗院長陪同史沬特萊休息的時候，李政委把我叫到一邊說：“李司令員說，這史沫特萊來采訪，看了我們的很多單位，對我們的工作很贊揚，是個進步的美國記者。我們要抓住這個有利機會，通過她，使我們的醫院得到國際方面的一些支援。”

　　這時，我想起一九三九年陳賡司令員在華北掛彩后，住上海秘密養傷，想見魯迅先生。史沫特萊就在日本駐滬司令部對門，以請客的形式，幫助陳賡魯迅會了面。她是同情中國革命的。

　　“但是，她是一個記者，怎樣支援我們的醫務工作呢？”我又感到有些不解地問。

　　“她現在來漢口搞國際醫療工作，她和美國駐漢領事館領事戴維司是朋友，可以通過她的關系再去找戴維司。”李政委接著說：“今晚上，我們打算為史沫特萊開—個歡迎會，你要立即作好兩個準備：第一，寫一份需要支援的藥品和醫療器械的計劃；第二，在今天晚上的歡迎會上用英語致歡迎辭。”

　　我想，第一點我可以立即動手，第二點有沒有必要呢？于是我說：“政委和院長講就行了，我用不著發言吧。”

　　“你用英語致辭有特殊的意義。”李政委很鄭重地說。我想了又想，是不是用英語致詞，好讓史沫特萊知道，在我們的山溝里不僅有這樣一座醫院，而且醫院里還有懂外語的醫生呢！這也許就是李政委所說的“特殊意義”吧！于是，我不好再次推諉，把兩項任務欣然接受了。

　　晚上，在一間民房堂屋布置的會議室里，幾盞煤油燈亮晶晶的，歡迎會開的隆重而又活潑。史沫特萊聽著李政委、栗院長介紹工作式的發言和我熱情洋溢的英語致詞，不斷地點頭微笑。最后，她致了答詞，稱贊我們在艱苦的環境下堅持抗日，稱贊我們的醫院辦得不錯，表示愿意設法幫助我們解決當前存在的困難。

　　晚會是簡短的，然而這次會議的意義卻是深遠的。

　　【特殊任務】

　　第二天，李政委送客人去司令部回來，又找到我說：“史沫特萊給美國駐漢口領事戴維司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幫助我們解決一些急需要藥品，我們決定由你去美國領事館聯系，今天就出發。”

　　“我去行嗎？”我感到愕然。

　　“這是李司令的意見。”李政委接著說：“史沬特萊的信另派專人送到漢口，你化裝出發更安全些。”

　　“危險我不怕，就怕我去完不成任務。”我把思想顧慮說了出來。

　　“李司令員認為你去很合適，你可以先到他那兒去一趟，看他還有什么指示。”李政委繼續動員我。

　　我心里還是感到不安，立即跑到司令部去。見到了李司令，我就說：“李政委說，你安排我到美國領事館去，這樣的任務，我去能完成嗎？”

　　李司令說：“你來得正好，正想找你談談。”順手遞給我一杯茶后接著說：“你是民主人士，又是醫生，又懂得英語，我們去是要求幫助解決缺醫少藥的問題，所以我們研究決定你去。你去以后，主要宣傳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講講抗戰的形勢和我們的決心，也談談當前的一些困難。史沫特萊的信派小江提前送到你住在漢口的內弟家中，你內弟不是在漢口搞郵政工作嗎？通過他與戴維司取得聯系。年內時間太緊，今天已經是臘月二十七了，得馬上出發，首先到陶政委（陶鑄同志）那兒路過一下，看他還有什么意見。”

　　我想，領導既然考慮得這么周到，那就用不著猶豫了。我立即冒著呼嘯的北風和紛飛的雪花，騎上戰馬，奔向了陶政委的駐地辛家榨附近的張家山。

　　我下馬后，抖了抖身上的雪花，走進了陶政委的辦公室。

　　他立即問道：“下這么大的雪，你怎么來了？快來，烤烤火。”同時，招呼通訊員往爐子里加一些木炭。

　　我坐在火爐的對面，把李司令的安排匯報了一番。最后，我加了一句：“就怕我去完成不了任務！”

　　陶政委聽完后說：“好呀！這是一項特殊任務，為了團結更多的抗日力量，大膽去吧，也和美國進步人士搞統戰嘛。毛主席在抗戰開始時說過，我們要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條件下，爭取國際力量的援助。你去講講我們地區抗日十人團發展的情況，講講人民組織起來的變化情況，也可以講一講當前的困難，比如缺醫少藥啦，要求他們給予一些支援。講話要理直氣壯，不卑不亢，你看行嗎？”

　　我的思想顧慮，經李司令和陶政委的先后啟發，徹底消除了。我立即象戰士接受命令一樣地答道：“好，馬上出發，堅決完成任務！”

　　“今天不早了，明天大早動身。”陶政委看了看窗外黃昏的飛雪說。

　　政委陪著我吃了晚飯，還特地炒了雞蛋為我餞行。因為再往前走，就全是敵占區，所以陶政委把走的路線，沿途注意的問題和到達美國領事館以后的活動都一一作了交待。然后，催我早點休息。我躺在床上，閉上眼睛，想早點入睡，可是，腦海里思緒翻騰，怎么也睡不著。

　　首長交待的特殊任務，我作為一個醫生，現在要去搞外交，確實有點特殊啊，我能不辜負首長的期望嗎？

　　搞國際方面的活動，這還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哩，怎樣和戴維司打交道呢？他會答應我們的要求嗎？

　　沿途通過敵占區，怎樣應付敵人的盤查，盡早到達漢口呢？

　　參加革命時，程超明同志給我送來化名李任陶（系李先、任質斌、陶鑄）三同志的信，不是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嗎？現在，挺身前往，爭取外援，不就是我的神圣職責嗎？

　　想著，想著，一股暖流充滿全身，不知過了多久，才朦朧睡去。

　　【化裝出發】

　　一覺醒來，我立即穿上借來的便衣，打扮成生意人的模樣，帶上填著小販身份的“良民證”，提前吃了早飯。陶政委找來一個叫張義周的青年農民，說是給我當向導和護送我去漢口的。臨行前，還一再囑咐我一路上要膽大心細。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通過敵占區時要沉著應付敵人。我連連點頭，好讓政委放心。

　　雪，比昨天下得更大，路上已積了半尺深。我們二人各拄著一根竹桿探路，防止跌入雪坑。小張是當地人，路線熟，就在前面走。我一路沉思，而小張又沉默寡言，除了我倆為防止滑倒而相互關照的應答聲外，就顯得一路寂靜。大雪紛飛的原野真可謂路斷人稀，一望無際的茫茫白雪，照得人眼睛有些發脹。

　　中午時分，我們到達了云夢城邊。剛到街口，一個偽軍問道：“你們到哪里去？”

　　“回漢口岳母家過年。”我沉著地回答。

　　“你們是干什么的？”

　　“做小生意的。”

　　“有良民證嗎？”

　　“有。”我從衣袋里掏出證件，隨手遞了過去。

　　風雪交加，天氣太冷，加上我們二人沒帶多的東西，那個偽軍例行公事式的盤問了幾句，就躲進他的崗棚里避寒去了。

　　雪還是一股勁地下著，一雙棉鞋已經走破了。到達了伍洛寺，天色漸晚，我們只得找一間小旅店住下。

　　晚上，當地維持會的幾個漢奸查房來了。

　　一個漢奸拿著登記簿，首先問了我們的籍貫、姓名、哪里來的，然后說：“良民證拿來看看！”我滿不在乎地又把那個玩意兒遞了過去。

　　“你是干什么的？

　　“良民證上不是寫著做生意的嗎？”

　　“他呢？”指著小張問道。

　　“是我親戚，種田的。”

　　“到哪里去？”

　　“漢口。”

　　“快過年了，到漢口去干什么？”他想找出破綻，繼續盤問。

　　“生活有困難，回岳母家過年去。”我順口回答得非常鎮定。

　　“東西拿出來檢查一下！”提馬燈的家伙想找出點岔子。

　　包袱打開一看，除了一套換洗衣服和少數日用品之外，其它什么也沒有。幾個家伙看到沒有油水可撈，只好竄到其他旅客房間糾纏去了。

　　次日下午我們就到了孝感。小張也算完成向導和護送的任務，當即由安陸返回。我叮囑他向陶政委匯報我一路平安。

　　我在河口搭上了去漢口的帆船，大雪已經停了。船家為了年前趕到漢口，順水而下，日夜兼程，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漢口的姑嫂村。起坡以后，我就急忙地往岳母家走去。

　　【去領事館】

　　我來到岳母家已經是大年三十了。岳母忙著給我打水洗臉，弄飯吃。我內弟陳志豪立即以郵務員的身份，把小江送來的信送到美國領事館去。戴維司見到是史沫特萊的信，同意當天就接見我。這樣，我便立即趕到了領事館，在三樓客廳見到了戴維司。我進客廳，戴維司高興地張開手，表示歡迎，請我在沙發上坐下。

　　“從五戰區前線來的嗎？”他用熟練的中國話問。

　　“是的，今天剛到。”我自然地回答。

　　“你現在來的意思是……”他問道。

　　我把前線抗日的情況和缺醫少藥的問題簡略地說了一番。

　　“你來得太晚，我們大部分人都到重慶去了，現在不大好辦。”他好象有點為難、似乎想推脫地說。我想，看來還得作一番工作。于是，我說：“日本軍隊侵占了半個中國，到處奸擄燒殺。中國人民不愿當亡國奴，現在已經組織起來了。國際方面中美英蘇是同盟國。我們現在有些困難，美國方面也有所了解。史沫特萊介紹我來找你，要求解決醫生和藥品的問題，請領事先生大力支持。”

　　“好吧，”他沉思了一會接著說：“今晚開個除夕晚會，請你講一下，我們再研究。”接著，戴維司向歐美同盟國的領事館、協和醫院、文華大學和教會等單位用電話進行了邀請。

　　戴維司陪著我，吃了一頓西式晚餐。他邊吃邊問道：“前線生活怎么樣？”

　　“很艱苦，但我們什么困難也不怕，一心要消滅日本侵略者。”我很有精神地回答。

　　“你們中國人了不起！”他伸出大姆指夸耀道，并說：“晚上開會，你再向各位宣傳宣傳。”

　　街道上華燈初上，被邀約的客人們坐著小轎車、黃包車，紛紛而來。燈火輝煌的會議廳內，坐滿了幾十個碧眼金發的歐美洋人，收音機內播送著除夕的音樂。戴維司以他美利堅合眾國駐漢領事的身份主持了晚會。戴維司致詞以后接著介紹說：“這位是孫先生，是中國人民的代表。曾畢業于湘雅醫學院，現在戰地服務。今天由前線來到，我們歡迎他講話”。滿坐的洋人以驚奇的眼光望著我，鼓起了一陣掌聲。我從容不迫地按照李司令、陶政委的指示，把抗日組織和活動情況，把新街戰斗的勝利，把前線的艱苦奮斗精彩演說了一番，然后提了些要求。我還說：“這次我是剛剛送走到前線采訪的美國朋友史沫特萊女士之后，匆忙地化裝通過敵占區來到漢口的。今天拜訪諸位，實在為時太晚。然而，卻能和大家共度除夕之夜，迎接中國新年的到來，又甚感榮幸。請讓我借此良機，敬祝諸位新年愉快，身體健康！”一陣掌聲結束了我的這次宣傳。我發言之后，有的人因對中文不夠精通，又陸續地用英語提出了一些問題，要我解釋，我只好當場用英語一一作答。

　　由于進步人士史沫特萊在漢開展“國際醫療運動”并運用她的關系，促請戴維司出面組織支援，加上日本發動對華侵略，妄圖獨占中國，也從多方面損害著歐美各國在東方的利益，而歐美各國也想借中國人民的抗日運動，來削弱其在遠東利益的爭霸對手。因此，我們這次求援，看來是有可能達到目的的。在我作了一番抗日宣傳并提出支援醫藥要求后，立即引起了到會者的一番議論，戴維司請他們回去再研究具體支援辦法。接著客人們吃點心，喝香檳，相互祝酒，笑聲朗朗。這時，我順手取了塊點心，靜靜地靠在沙發上，半瞇著眼睛，仿佛是陶醉在這歡樂的氣氛中。其實，我正想：我在這金碧輝煌的大廳，和洋人們度過了除夕之夜，而首長和戰友們在前線的炮火聲中又將是怎樣迎接充滿戰斗的新一年呢？

　　“密斯特孫，太疲勞了吧，來干一杯！”我定眼一看，戴維司正端著兩杯酒來要我同飲。我站起來接過酒，碰了一下杯，一飲而盡。我趁勢再要過一杯香檳。我說：“我提議，為感謝領事先生的熱情招持，為各位客人的健康，為迎接中國的新年，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干杯！”客人們也表示支持我這個來自前線的中國人民的代表，舉杯同飲。除夕晚會在歡樂聲中結束。

　　戴維司答應明天繼續商量，并安排我在三樓客室下榻。鋼絲床上，放著金色的緞面鴨絨被，躺上去，又柔軟，蓋上被，又暖和。這一夜，我把穿過敵戰區時日夜兼程的疲勞，消失在酣睡中了。

　　【友誼花開】

　　次晨漱洗完畢，我就去找戴維司繼續商量支援醫藥之事。突然，電話鈴響了，戴維司拿取話筒嘰哩咕嚕幾句之后，轉身對我說：“孫先生，日本人要舉行新年團拜，我先送你出去，明天再來吧！”那時，還是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前，美日尚未宣戰，日本侵略軍還保持著對美在漢領事的正常往來。當然在團拜之時碰上一個在領事館里的中國人是有所不便的。此時我回避一下，一則不致使戴維司產生不快，二則好讓他有充分的時間為我們的要求與有關方面進行一些磋商。于是我乘上領事館為我準備的轎車，回到了岳母家中。

　　初二上午，我又去找戴維司。見面相互問好之后，他就開門見山地說：“醫務人員大都到重慶去了，現在只能給你調一名醫生，藥和器械大部分可以按計劃解決”同時，他還交待了一下具體接洽的問題。我們正說話間，一個生疏的年輕中國人走了進來。我站起來，正想同他打招呼，戴維司忙著介紹說：“這就是前線來的孫先生。”接著轉向對我說：“他是談太階，現在協和醫院工作，這次和吳院長商量決定調他去線。”在外國領事館，兩個中國人見面感到分外親熱，我倆即攀談起來。

　　我說：“歡迎你呀，我們醫院正需要醫生，你去將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你們醫院在哪里？”他問道。

　　“在五戰區國防前線，在京安縣的山溝里。”我又接著說：“我們的戰士殺敵英勇，就是傷員救護缺醫少藥。你去了，大家一定會很高興。”

　　他生活在城市里，工作在外國人辦的正規醫院，對戰地工作和生活情況一無所知，因而他不斷地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我都一一地作了回答，鼓勵他大膽參加革命，奔赴抗日前線。我們經過一番誠摯的交談，他終于動心了。他雖然置身于養尊處優的環境之中，然而，由于青年人愛國心的驅使，毅然表態離開這繁華的城市，拋棄優厚的待遇，隨我奔赴炮火紛飛的戰場，參加革命的行列。當我們約定了啟程日期以后，我的心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高興。

　　關于藥品器械發運問題，我想留下給送信來的小江負責辦理。他是搞外勤工作的，我們每次到敵占區釆購藥品，都是他設法穿過日寇的封鎖線運回戰地的。憑著他積累的經驗，也一定可以完成這次任務。我一找小江商量，他就滿懷信心地接受了任務。自然，在物質缺乏的困難時刻，誰不為這可貴的支援感到高興呢？為了戰爭的需要，誰又不愿為革命多作一點工作呢？

　　五天以后，我們的新戰友談太階同志（現任武漢市衛生局局長）來到了戰地醫院。他確實是一位有膽識、熱情高的革命青年。價值五萬元的大批藥品、器械也陸續運回來了。戰地急需而又奇缺的醫生、藥品器械基本解決了，該能減輕多少傷員的痛苦，挽回了多少戰士的生命啊！

　　八年的艱苦奮斗，中國人民終于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時隔幾十年了，在抗戰中，中美友誼的一頁，至今我仍然記憶猶新。栽培這友誼之花的國際主義戰士史沫特萊女士雖已與世長辭了，但她的骨灰，按照她的遺囑，寄給了朱德同志，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我這篇回憶錄，一方面是為了記載當年革命斗爭的一個片斷，不致忘卻；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對中國人民的朋友、美國人民的優秀兒女史沫特萊女士的深切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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