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日子現代散文

　　隨著一聲汽笛的長鳴，火車到站了，我與師傅王連根等人來到了十里洋場的大上海，這還是中國剛剛拉開改革開放序幕的1986年元月。

　　來到了上海，才能真正體會到什么叫繁華，來到了上海，才能真正體會到什么叫高貴。我在上海這個城市學到許多知識，也懂得了許多事體。

　　上海，這個東方國際大都市，向來是一個不夜之城。“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個不夜城。”當夜幕來臨之時，上海就華燈璀璨，完全進入了一片燈海之中。建筑的外墻彩燈，勾勒出了整個城市的輪廓，跳躍的霓虹燈，點綴了都市的靈魂，典雅的路燈象是竊竊私語的情人，而馬路上的車燈更是流動的風情。在我這個鄉下人的眼里，外灘的夜上海，是浪漫；人民廣場的夜上海，是親切；衡山路的夜上海，是神秘；淮海路的夜上海，是高雅；南京路的夜上海，是繁華。

　　行走在上海，最讓我驚嘆的是這座城市那些既老式又多姿的建筑風采。當然有些是我們的先祖遺留下來的，而更多的則遠涉重洋，從古羅馬、古希臘時代走來，跨越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和古典主義、現代主義的漫漫歲月，又兼容英國、法國、西班牙、德國、意大利、挪威、俄羅斯、日本、印度、阿拉伯、猶太民族等不同風格。

　　細數這些玲瓏幽深的古典園林，挺拔秀麗的古塔，古樸浪漫的古橋，神秘莫測的宗教建筑，巍峨雄偉的銀行大樓，華麗別致的各國領館，規模宏大的飯店公寓，因主人的顯赫而非同尋常的名人故居，江南傳統與西洋民居結合的“石庫門”，豪華典雅的花園住宅，盛極一時的娛樂場所，氣派軒昂的商業大廈等等，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是一個商業化氣息相當濃郁的城市，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西藏路、金陵東路、豫園、徐家匯等這些鬧市區，每天吸引著數以百萬的外地游客，熙熙攘攘、人流如織也是上海的一大景觀。

　　當年我們上虞真美日化廠在上海設了一個辦事處，我與同事陳達文兩個人在上海的主要工作就是與上海的二級批發站和大型商場聯系，推銷本廠生產的“春江月”牌化妝品，負責接待來滬的本廠供銷人員和關系單位人員并代為購買火車票、輪船票、飛機票及解決住宿問題。我還兼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跟上海二位老法師學習化妝品包裝設計，開發“蒙麗”牌系列新產品。

　　我曾在上海拜了二個師傅，一個是上海八印廠的副廠長劉維亞(露美牌化妝品包裝設計師)跟他學過化妝品外包裝設計。另一個是上海家化廠中試室副主任姚洪亮(美加凈牌化妝品包裝設計師)學過玻璃瓶模具設計。

　　我雖出生在上海，但是在鄉下長大的，對上海十分陌生。初來到上海，無數的人和無數的高樓環繞著我，一切從頭開始學起。

　　我們首先是熟悉上海的公交線路，熟悉上海的弄堂弄尾。我與陳達文二個人每天拿著月票乘坐公交車，一路車接著換乘另一路車，當時乘坐上海的公交車，人很多也很擠，每每乘車我們都是在停靠站拼命地擠上車去的，在車上如果不是起點站上車的也很少能坐上座位，我們都得手握拉桿乖乖地站著到達目的地。記得當年上海的月票才6元錢。

　　那個時候，陳達文剛到上海辦事處年令還很小，大概只有十五、六歲，初中剛畢業，我的師傅王連根為了培養他獨立工作能力，有一次故意單獨把他丟失在馬路上，哈哈，說來好笑，陳達文或許是因為年令太小或許是因為不認識路，他竟蹲在馬路上哭天抹地哇哇大哭了一番。講老實話，當年的上海高樓大廈并不多，最有名氣的就是外白渡橋的一幢24層上海大廈。但在我們鄉下人眼里，上海全是高樓大廈，連眼下上虞很多的六樓多層住宅房，我們也眼花繚亂。

　　對一個外地人來說，要在上海工作，最困難的莫過于是方向難辯、道路難認！后來我在上海待了幾年，才知道上海的道路還是比較好認的，上海市區縱橫有序，每條路每條街每條弄堂都有路牌都有編號。

　　陳達文因為年輕，記性又好，后來成為了一個地地道道的上海通，比上海本地人還熟悉上海的路線；更有一口純正的上海白折倒了許多上海人！

　　我從小就喜歡上海話，因為我的父母來自上海。我以為上海話特別適合女人來講，柔媚溫婉。

　　“我不吃！”這句話用普通話來講顯得比較平淡。

　　“我弗要吃呀！”作為一個上海女人講出來無形之中就嗲了許多，還使人仿佛能看到一個靚麗的女人，眼睛斜睨著對方，小嘴卻嘟起，嗲嗲地吐出的那股撒嬌狀。

　　同樣的話，換成用上海話說出來就多了些韻味或者調侃。

　　“喂，儂啥寧？哦，是儂啊？昨天哪能么來？我等了交關甚光，嗯，心理廂老急額！勿吃，貴來兮還發胖，各么儂陸點鐘過來好了，再會！”上海人吳噥軟語，打電話聽來更是別有風味。

　　當年我們的“駐滬辦”設在上海黃浦區四川南路永安路創新旅社，旅社門前是一個小小的永安路菜場，穿出弄堂東首就是外灘，前面是金陵東路，后面就是人民路上海城隍廟（豫園），前后左右都對著繁華的大街，熱鬧非凡。

　　在創新旅社住了幾年，如今我只記得一個周阿姨了，好象是旅社頭頭。

　　那時創新旅社的后面是人民路城隍廟（豫園），雖說有點破敗，但已經設有許多許多小商品的攤位，一攤挨著一攤，相當熱鬧。

　　惟九曲橋上，尚有擦皮鞋的少年緊緊盯著行人游客聲聲直喊：“爺叔，皮鞋擦伐？”令人難堪。

　　上海的老西門也是在熱鬧的南市區，人民路上，我的記憶中老西門是上海老城區居民人口聚居密度最多的地方。路面兩邊都是二三層磚木結構建筑，一層是各種商店，如布店、雜貨店、飯館、茶館等等，二層多是住戶。馬路上的行人也很多，大多衣著普通，很少有人西服革履。

　　當時上海的百貨公司和各大商店貨物比較充足，購買好些東西已不要票證了，但還有專門供應外國人的特種商店“友誼商店”，那里面的商品，包括進口貨，當然多是外面難以見到的。這種店只收外幣或兌換券（僑匯券），開頭中國人都不讓進，后來也開放了。

　　我記得當年在上海購買香煙還要憑票供應。上海本地人一般情況下抽的香煙大多是“飛馬”、“大前門”，“牡丹”是需要辦點什么事才買的；他們平時根本就不買高級香煙。

　　當時上海人的香煙是每戶按月配給，每月供應的品種也不同。

　　據說每月高檔香煙是“牡丹”、“上海”任選一包；價格都是0.49元的。

　　中檔香煙每月2－3包，可選“大前門”、“光榮”；“大前門”是0.25元，有錫紙的0.38元；“光榮”0.32元，有錫紙的0.36元。低檔香煙是“飛馬”，每包0.28元，有錫紙的0.30元。“海鷗”0.32元。

　　當時免票的香煙有“勞動”，每包0.19元；“勇士”，每包0.13元；“經濟”，每包0.08元。免票的香煙也可以拆零供應，比如給一分錢，拿一支“勞動”。

　　而“中華”牌香煙一般只會在逢年過節才“放”出來供應，貴的1.35元一包，便宜的0.70元一包。

　　那個年代香煙屬于緊張易耗品，各地都要憑票供應。

　　在我們上虞過去的大紅鷹、雄獅、新安江香煙每包價格分別為1角3分、1角8分、2角4分。而日常檔次則是“前門”“牡丹，后來是“金猴”“古松”，再后來流行進口煙“三五”“健牌”“良友”，如今是“利群”“中華”。

　　那個時候我長駐上海，來我們辦事處的人特多，差不多快成了百官的“駐滬辦”，許多百官人到了上海都要來我們這里轉轉，因此我也認識了不少朋友。其中接觸最多的是益民商店經理孫柏榮，農資公司的金釘，還有精細化工廠廠長婁關仁和丁小龍。

　　往來進出的人多了，需要買煙招待客人，我們在上海的熟人就會把自己多余的煙票送給我們。我記得自己經常上門到石門路一位姓俞的人家去拿“前門”牌煙票，這位出生百官下市頭交界橋的自族里人，當時在上海擔任第四紡織廠的黨委書記，是一位從云南炮兵部隊師長任上轉業的副軍級干部，他是俞強介紹給我的，對我沒有半點架子非常親和。聽說他老婆當年是上海科學院的，官比他還大。

　　在上海的日子，工作之余的晚上，我與陳達文二個人經常去外灘或馬路上看上海的年輕人談戀愛，外灘是上海有名的“情人角”。黑暗中在外灘石凳上、在馬路電桿旁、在花木樹下到處是一對對熱戀中的情人擁抱接吻；外灘長長的水泥欄桿上趴滿了情侶，他們一律臉朝滔滔黃浦江，捉對兒將那地方嚴絲合縫完全占據了。一眼望去，手拉手者有之，勾肩搭背者有之，大多則肩并肩地交頭接耳、呢喃不止。這也是上海好多年的一道風景線！

　　還有上海的女人那種打扮真正是時尚海派，風情萬種。既高雅又協調，讓人分不清她的身份和年令。不似有的城市那種女人，明明是良家婦女，卻偏偏打扮粗俗的象剛坐完臺的小姐。這一切，在我這個土頭土腦的鄉下人眼里，都感到很稀奇。

　　當然，我在上海也出過“喇叭相”，當時我們在上海每人每天有5元錢的旅差補助，雖然不算少了，但還是不夠花銷，晚上我們去飽眼福看“西洋鏡”的同時，還順手在昏暗的路燈下撿拾幾張公交車票，回廠好報銷啊！那個時候大多是三分、五分、一角錢面值的車票，有時能撿到一張一角五分面值的車票心里還會很高興。剛出道的鄉下人嘛！哈哈……來到上海，很多人就會想起繁華的南京路這條中國商業第一街，1998年南京路已改造成了全國規模最大的步行街。想起南京路并不遙遠的歷史，她的過去充滿著血淚。

　　150年前，由麟瑞洋行大班霍克等人發起，在南京東路麗華公司附近建了上海的第一個跑馬場，同時搞了一條通往外灘的小路。因為國人經常看到老外們在這路上騎馬，故稱此路為馬路。它的正式名字為花園弄(PARKLANE)，上海人習慣稱為派克弄。

　　當初的花園弄只有從外灘到現在的河南路一段，1853年由于小刀會在上海縣城起義，大批的富紳和平民涌進了租界，激增的人口使得租界地價飛漲，跑馬場老板立即賣掉了位于黃金地段的地皮，在現在的西藏路、湖北路、北海路一帶建立了第二代跑馬場，同時也將路面加寬到6米多，土路變成了煤渣路。

　　1862年租界當局以方便軍隊抵達太平軍前線，越界筑路，將花園弄向西延伸，穿過跑馬場，越過泥城浜(現西藏路當時租界邊界)，直通靜安寺，與同為越界筑路的徐家匯路(后稱梅格路現華山路)接通。

　　同時跑馬場也第3次搬遷，場主以12500兩白銀在界外購得430畝土地，即現在的人民公園和人民廣場，而舊地皮的出讓價格為49425兩白銀。這段新開辟的道路被稱為靜安寺路，并在1866年正式劃歸英租界。

　　1865年租界當局為紀念《南京條約》而將花園弄和靜安寺路分別命名為南京東路和南京西路。

　　我在上海的時候，當年的公用電話亭遍布于城區大街小巷的每一個角落，幾乎每一條弄堂口都安裝有公用傳呼電話，深受市民的歡迎。而居委會一般也會選擇“拎得清”的阿姨看管公用電話。

　　我記得當年的收費標準好象是打一個電話收4分錢，傳呼一個電話收3分錢。傳呼電話給當時的上海人帶來了極大的方便。這公用電話亭興起于上個世紀50年代，繁盛于80年代，在90年代初期隨著尋呼機的興起，曾經達到了鼎盛。站立街頭的公用電話和腰揣BP機的時尚男女也一度成為了上海的一道亮麗風景！

　　1999年，“大哥大”亮相上海灘，隨后移動電話和家庭電話迅速普及，傳呼電話也就被逐漸淘汰出局，而公用電話亭也盡被拆除……

　　現在的上海尤其是浦東，日新月異，棟棟嶄新高樓直插藍天。越來越多的上海人開始告別亭子間、老弄堂、石庫門，走向新生活。

　　上海是一座有著獨特魅力的城市！我在上海的日子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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