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愛國主義談起的散文

時間：2024-06-21 22:28:36 散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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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愛國主義談起的散文

　　在中國，有一個東西是始終不倒的，那就是愛國主義思想。從古到今，幾乎這個思想充斥著整部中國史。古有忠君愛國，如屈原，如岳飛等等不勝枚舉，換一個朝代，國家的概念就要刷新一遍，當然現在已經給這些不斷更迭的朝代有了一個絕佳的歸宿，那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人還是那個人，國卻早已經變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如今新時代了，民主了，沒皇帝了，于是君是不用忠了，就單剩一個愛國了。

從愛國主義談起的散文

　　國家，什么是國家？古代，你只要忠于一個朝代的一個皇帝了，那你便是忠臣良將。當然現在，只要你忠于目前的政府了，自然你就是愛國的了。

　　在八十多年前，曾經有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名字叫――五四運動。那場運動遺留的精神叫五四精神，精神主要包括啟蒙精神、創新精神、懷疑與批判精神、民主與科學精神、愛國主義精神、自由精神、實踐精神等。愛國主義精神僅是五四精神的一個部分，也并不是五四所創造的獨有的精神。現在，我們所能聽見的好象就剩下愛國主義精神了，因為相對于自由，民主，科學，只有愛國是最實用的，愛國是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當你想自由了，想民主了，給你一個不愛國的罪名，就什么都不用再想了。

　　一直以來，幾乎所有的皇帝，所有的當權者，無不希望天下人都是愛國的，在愛國的旗幟感召下，可以屏棄一切民眾所不能忍受之苦難，所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得到所有君王的喜愛，恨不得把這樣的句子刻在每個人腦門，每天起來默念三遍。在教育的課本中，愛國始終是主旋律，難以尋覓自由民主懷疑批判等字眼。

　　我們只是一個需要愛國的民族，當權者喜歡，老百姓也喜歡，因為愛國是多么崇高而神圣的詞啊，誰敢褻瀆愛國，那就是冒天下只大不諱。誰家出一個愛國人士，那是光耀門庭的，比那些兢兢業業為這個國家做了無數實事的人那要揚眉吐氣啊。“身先士卒，死而后矣”，“舍身求仁”，這些行為，那是多么浩然正氣，錚錚鐵骨啊。

　　我們需要愛國精神嗎？當然需要，但是，相對愛國，我們更需要獨立思考的精神，民主與自由的精神，懷疑與批判的精神，當這些精神都沒有的時候，愛國，就成了一個空殼，就成了皮囊，就成了誰都可以隨意揉的面團。

　　當五四精神被剝得只剩一張愛國的皮時，真正的五四精神已經徹底消失了。五四精神完全被擺弄得面目全非，而曾經在五四運動中覺醒并一直走在前面的知識分子完全失去了這種精神的繼承，其中本來最具有獨立性的文學，徹底走向了沒落。

　　艾森斯塔德在《柳識分子—一開價性、改革性及其沖擊》中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缺乏自己的組織，因而他們的組織架構幾乎等同國家官僚體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權力核心，則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權力基礎與資源就愈少。當教育愈趨字精時，教育的具體活動往往是朝政治—一行政制度設計而行。”又說：“中國知識分子各式各樣的創造活動沖擊了一般性文化，而且相當高的程度上持續地形塑了中國文化。其次，對社會制度架構的建立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他們成為政策聯盟的一員，喪失了大部分權力基礎，也喪失了從既存制度結構中改造的機會。”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推崇的就是“學而優則仕”，走向權力階層，是自始至終追求的理想。在他們看來惟有進入權力階層才能實現自己的宏圖大志，這樣的一種思想，從古代到現在，從來就沒有被知識分子擺脫過，已經深入骨髓。依附于權力階層實現和體現自己的價值，一切的參考系數都是以權力階層為標準。不管是主動還是無奈的選擇依順權力意志，都不過是權力階層的玩物，甚至幫兇。所謂成就功名，不過是當權者給的一個肉包子，讓你吃了后點頭哈腰，搖尾乞憐，為了獲得下一個肉包子而竭盡全力，肝腦涂地。

　　而在這部分人中，最可恥的就是文人。當文人向政治靠近，就喪失了獨立思考，獨立批判的權力。而政治是需要文人來粉飾的裝點的，是需要把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擺到臺面上來的，于是，文人就用文字進行包裝，成為了所謂的喉舌。當然，文人從來不忘為自己的這些行為披上愛國的外衣。

　　傅國涌在《告別“屈原人格”》中曾經說道：“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連文學也擺脫不了政治說教的特性。屈原既是詩人，也是楚國的官員，他在流徙途中寫下的‘千古絕唱’——《離騷》……以美人香草自喻，向楚懷王表達他的耿耿忠心，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為他的忠心沒有被權力接納反而遭到放逐，欲幫忙而不得，在他上天入地、文采斐然的全部瑰麗的詩篇中反復詠嘆的就是這一點。屈原的悲劇命運仿佛預示了他身后兩千多年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幸命運，屈原人格早已成為知識分子頂禮膜拜的偶像，說穿了就是一個‘忠’字，就是無限忠于權力中心，即使被打入劫不復的地獄，心中仍然是對‘明主’的期盼與忠誠……”

　　新文化運動，讓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文人，第一次擁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段期間各種思潮的碰撞，各種文學作品的產生，幾乎是一次最盛大的文化盛宴。尤其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五四運動，給現代中國提供了一個變革的春天。可惜，這個春天來的緩慢，卻去的很快。當年的那些向權威強權強烈抗議的人，成了新的權威和強權，一場顛覆還沒有走到頭，就又被重新換了個瓶子裝上了陳年的老酒。五四在今天已經成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工具，本來的五四，已經離開了人們的視線，再提五四不過是重提被高唱了千年的愛國，與五四已經沒有多大關系了。

　　看看現代的文人，當暫時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時候，除了意淫，就是把一個本來民間的組織，變成了一個官本位的權力機構，一個中國作協，把文人的追求權力，名譽，地位的思想表現得淋漓盡致。于是，文人的自由組織成了官僚機構，這個機構里養活著大部分再也寫不出任何文字的文人，寫不出文字不要緊，可以抗著作協的名頭招搖撞騙。招搖撞騙不成，可以拿著國家的稅銀混吃混喝，倒也逍遙了去。于是會寫幾個字的人也有了政府官員的派頭，也有了這部級，司級，局級的名頭。這樣的文人，你指望他能寫出帶有獨立性的文學作品嗎？這樣的文人你指望他口對著心說話嗎？這只是寄生在政府權力機構下的一個沒有思想的組織，只是一個純粹為政府服務的組織，一個喪失了文學最起碼的尊嚴的組織。

　　文人走向了權力，那么他們所提倡的愛國還有多少的含金量，這個國是怎樣被他們愛的呢？那么從這些喉舌下發出的那些愛國的東西又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

　　當文學獨立于政治之外，徹底和政治分手的時候，文人的人格才真正獨立起來，文學作品才有了真正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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