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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尊儒術的幕后散文
孔子之所以在中國被尊為圣人，是因為他“是從我們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長脫胎出來的”，他微言大義，說出了“為人處世最基本的真理”，可使人感到“樸素而溫暖”，獲得“內心的安寧”。
倘若真是這樣，那孔子應該生前就廣受推崇才對。但事實上，孔子生前倒霉，身后寂寥：周游列國卻沒有任何一國對他那一套感興趣，還差點餓死在路上；死后地位也不過就是諸子中的一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已，他的著作在秦始皇焚書后還一度瀕臨失傳，幸虧漢景帝年間被偶然從一座年久失修舊宅的墻壁里挖了出來。
然而在孔子死后三百多年的漢武帝時期，儒家卻突然壓倒百家，獲得獨尊地位，這是為什么呢？難道因為孔子“樸素而溫暖”的“真理”？不過當時的情況是，儒家成為獨尊，吃到貢品卻不是孔子，而是周公。
又過了一百多年后，到了公元元年，孔子才得到他的第一個光榮封號：褒成宣尼公。但是授予他這個封號的人恐怕就不那么光榮了，因為此人叫做王莽，后世歷代史家都將其寫成人人可得而誅之的竊國大盜！孔子第一個封號為什么會來自這樣一個竊國大盜呢？
至于今天有人把孔子當成“頭號圣人”，其實來自他的最高封號——大成至圣文宣王。然而授予他這頂“高帽子”的人，恐怕是不會認為《論語》中包含“基本真理”的。說來也有點匪夷所思，孔子的最高封號，竟然得自對儒家毫無興趣的元武宗海山。元武宗海山是從漠北草原率領大軍殺入大都(今北京)武力奪位的，此人斗大的漢字未必認識一筐，并且是個狂熱的喇嘛教信徒，恐怕不可能對《論語》有任何心得，那他為什么要給孔子戴上最高的帽子呢？
這一串串看似“不合邏輯”的史實，其實可能最合邏輯，因為這些現象在昭示，把孔子一步步推上圣壇的力量，絕非什么“樸素真理”在“感召人們心靈”的力量，而是真實權力運行的力量。
也許，孔子走上圣壇的歷史過程，遠比《論語》的文字更能揭示什么才是在能夠中國的土地上“自然生長脫胎出來的”。
孔子得到尊崇，有沒有其理論的內在力量呢？固然是有的，不過不是什么“關愛他人”的“仁愛精神”，而是“禮治”的主張切合中國這個以農為本的天下的實際。那什么是“禮治”呢？就是“上下尊卑，長幼有序”的“序”，也就是嚴格的等級秩序。這套禮治的思路主張人們各安本分，比較對統治者的胃口。但這并不是充分條件。充分條件蘊藏在統治秩序運行的奧秘之中。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幾乎已經被各類電視評書講得滿嘴白沫了，但他們無一例外是這樣闡述故事的：學識淵博的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請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英明領袖漢武帝愉快地接受了這一政策建議，實行了關于一切學術研究必須以孔子傳播的儒家學說為指導原則的政策。偉大領袖以歷史性的目光和開明的胸襟采納了一位進步知識分子的建議，開拓了一個新的時代。多么美好的故事！
然而，這美好的故事不過是后世的編造而已，事實上，在漢武帝繼位第一年的那次著名的招賢納士名單中，并沒有董仲舒的名字，因此所謂董仲舒在那時以“直言敢諫”打動漢武帝，純屬子虛烏有。在獨尊儒術的真實歷史舞臺上，主要角色并沒有董仲舒——
漢武帝繼位之初，名為天子，實際上卻等同傀儡，因為實權在他的祖母——太皇太后竇氏手中。自從開國皇帝劉邦的老婆呂后開始，西漢的母后干政便成為“傳統”。
竇老太太能夠掌控朝廷的最高權力，憑的是她丈夫漢文帝的幽靈。漢文帝統治時期，正是漢家天下立國之初的艱苦歲月，秦末天下混戰和楚漢相爭的兵燹之后，苦難深重的大地需要修養生息。因此，主張無為而治(用現在的話來說叫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的黃老之術就成了漢文帝的選擇。當漢文帝去世，竇老太太晉位皇太后之后，“黃老”就成了竇老太太的政治招牌。她打著這一招牌一直主導著兒子漢景帝時期的政局，“自由主義”的政策造就了被后世溢美為“文景之治”的繁榮時代。
當竇老太太的孫子劉徹(漢武帝)繼位為皇帝的時候，老太太就成為太皇太后了。“皇太后”的稱號便送給了一個新進入政治舞臺中心的人物——皇帝之母王氏。
當時，身居各路要職的有兩派主要勢力，一派是先君漢景帝時期的舊臣，也就是竇氏家族的諸位高官，簡稱諸竇。另一派則是以太后王氏的同母異父弟弟田蚡為代表的新進政治勢力。顯然，田蚡只有扳倒諸竇，才能獨攬大權。于是，田、竇之間的權爭就在學術理論斗爭的幌子下展開了。
田蚡迫不及待，在劉徹登基后第一個元旦便出招兒，讓新皇帝下了普招賢良的詔書。在“選拔任用年輕干部”的大題目底下，隱含著田蚡的個人用意——提拔兩個人登臺，就是做過劉徹老師的王臧及其同學趙綰，這兩人碰巧是當時儒家最大符號——申公的門生。申公是漢高祖劉邦在孔子故里接見過的學者中當時唯一在世者，已年近百歲，資歷在所有學派中恐怕都是最老，用來拉大旗做虎皮再合適不過。當然，既是普招賢良，就不能只招儒家的弟子，也得給其他各家學說的代表留出一定的名額。等到錄取工作結束，儒、法、黃老，乃至搞挑撥離間研究的縱橫家代表紛紛榜上有名的時候，田蚡卻指使人出來挑刺，說：“法家主張嚴刑，縱橫家研究的是詭計，應該都取消掉”。只指謫法家和縱橫家，不指謫黃老。以此來試探竇老太太的反應。也不知竇老太太是裝糊涂還是真的一時糊涂，就批準了罷黜法家和縱橫家的奏折。
于是王臧和趙綰順利進入四人組成的核心決策層。田蚡當了帝國第二大的官兒——御史大夫，為了搞政治平衡，最大的官兒——丞相給了竇老太太的侄子、熱衷儒術的竇嬰。至此，帝國的核心決策層已經全部更換為儒家人物。
然而次年，正當這些新晉官僚使出第二招兒——請皇帝批準關于“日常性事務不需報請老太太批準，皇帝可以拿主意”的奏章的時候，被竇老太太事先察覺，免掉了四人的官職。王臧、趙綰在獄中自殺，田蚡、竇嬰只好回家歇著去了。這說明，儒家學說是不是最適合統治者的胃口，不是最重要的，權力力量的對比，才是決定性的。
直到六年后竇老太太死去，田蚡才得以重新出山。重新掌權的田蚡自然少不了要打擊政治對手，而此番打擊，明確提出“罷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用意昭然若揭，就是為了以“罷黜黃老”的名義清除諸竇勢力。
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據歷史學家考證，實際發生在竇老太太逝世前后，已無法控制大局，漢武帝逐步接掌權力之時。所以，罷黜百家，實際是罷黜黃老一家之權，獨尊儒術，實際是援引儒生為官，這兩件事情并沒有董仲舒什么功勞。但董仲舒卻也有一項重大歷史貢獻，就是建議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傳授學生。這就把儒家學說放到了唯一官學的位置上，并由國家權力為后盾推行。所以此后儒家成了事實上唯一存在的學派，無所謂“尊”與“不尊”，反正別的學派也消失了。因此，后世的權力斗爭，就不會表現為儒家和別的“家”斗爭了，只能是儒家的不同派別之爭。派別之爭也構成了孔子獲得第一個封號的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西漢雖然把儒家立為官學，但尊崇的圣人卻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周公被認為是儒家提倡的禮治秩序的創立者，而孔子只是一個闡發、宣傳者，因此學官之中只有五經，沒有《論語》。而正是對五經的不同解讀，在西漢末期誘發了你死我活的權力斗爭，從而把孔子推上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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