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散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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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散文史

　　《中國古代散文史》對中國古代散文的源頭、萌芽、成型、發展、演變及其理論建構的歷史進行了梳理，也散文學理論和傳統散文創作的經驗與教訓也作了簡明、深刻的總結。

中國古代散文史

　　》》》中國古代散文史全本

　　中國古代散文史

　　第一編　上古至戰國的文學

　　概說

　　我們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是非常長遠的。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所發現的舊石器時代初期的中國猿人骸骨化石，證明了大約五十萬年以前我國已有人類居住。這些原始人類經過長期勞動，他們自身和生產力不斷發展和進步。據文獻記載，大概到了傳說的五帝時代，可能已經進入氏族社會后期。我國儒家所樂道的堯舜禪讓，天下為公，大概就是氏族部落會議以及氏族長和部落酋長推選制的反映。那時的社會沒有階級，生產資料公有，人人勞動，沒有剝削。儒家經典著作中曾稱贊它為理想的“大同”時代。

　　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少數人占有了生產資料，人類開始出現了階級，社會更有了保護私有制的措施，氏族社會逐漸解體，國家組織也逐漸形成。我國古代文獻多有夏禹“家天下”的傳說，認為是“小康”時代的開始。按照這個傳說看來，夏代可能就是階級社會即奴隸社會的起點。但即使如此，只能看作氏族社會向奴隸社會推移的過渡狀態，真正的奴隸制社會是到了殷商時代才完成的，這有許多文獻及地下發掘材料可以確切證明。后來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生產關系起了變化，奴隸社會才逐漸向封建社會轉化。這個轉化的完成約在春秋戰國之交。及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于是我國封建社會制度由完成走向鞏固。

　　我國民族文化的歷史也是非常長遠的。從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存看，生產工具已相當進步，且有紅色陶器，其時代約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左右，我們一般稱為“仰韶文化”或“彩陶文化”。比“仰韶文化”稍晚、其時代約在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又有“龍山文化”，這是山東濟南的龍山鎮發現的。其文化遺存有精致的黑色陶器、卜骨等。這些考古學上的材料，使我們看到遠古時代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縮影。

　　從野蠻到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是文字的發明創造。文字的發生一般是在奴隸制國家建立的時候。我國何時開始有文字，現在還不能斷言，但自從甲骨卜辭的發現，證明至遲在殷商后期(約公元前十四世紀)已有初步的定型文字，同時也有了用文字記載的歷史文獻，標志著我國民族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后來文字的應用漸漸推廣，史前時期流傳的原始人民的口頭創作如詩歌、神話故事等，有不少被記錄下來，使我們得以從文獻中窺見上古文化的一斑和文學藝術的萌芽。

　　但文學藝術并非起于有了文字之后，遠在文字發明創造以前，文學藝術早已產生。上古時代文學的具體情況不能知道，所可推測的就是上古文學同現實生活結合得非常緊密，其中有同自然作斗爭的神話，有和生產密切相聯系的詩歌，也有表示愿望、趨吉避兇的咒語式的禱祝辭。還不難推測：由于上古時代人們的群居生活和集體勞動，決定它的文學藝術活動一般是集體的;又由于那時候既沒有文字，也沒有社會分工，文學就只有口頭創作，沒有書面創作;只有文學和其他藝術如詩歌和音樂、舞蹈那樣互相結合的形式，沒有單純的文學作品獨立存在。所有這些集體性的口頭創作以及文學和其他藝術相伴隨的現象，都是上古文學的特點。

　　文學藝術是現實生活通過人們頭腦的反映，在階級社會中又是階級意識形態的形象的表現，它不可能超階級而存在。但上古時代的社會還未分裂為兩個對抗性階級，所以那時的文學藝術沒有階級性。到了階級社會形成以后，一切文學藝術就不可能不打下階級的烙印，同時也揭開了兩種文化斗爭的序幕。

　　夏代有無文字，不得而知。文獻所載有關夏代的歷史多屬傳說性質，其詩歌、謠諺和散文可靠的也很少。但其中如“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這樣的詞句反映了尖銳的階級斗爭，即奴隸堅決反抗奴隸主的斗爭，相傳為夏桀時人民大眾的呼聲，卻是比較可信的。(此據《尚書?湯誓》引，與《孟子》、《史記》稍異。俞樾謂二句是韻語，疑為夏民歌謠。)

　　殷的先世本是游牧部族，向無定居生活。成湯以前就遷徙過八次，成湯至盤庚，又遷都五次。那時牧畜業異常發達，從甲骨卜辭中可以看到祭祀時大量用牲的現象。中葉后由牧畜進入農業生產。《尚書?盤庚》屢次提到農事;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麥”、稷”、“粟”等字，證明殷代確有很多種類的農產品。由牧畜發展到農業生產是很自然的。游牧過程中，既易發現農作物，又能馴服牛馬。文獻中常有殷的先公服牛乘馬的記載，不難設想，役使牲畜減輕人力，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關鍵。

　　殷代的主要生產者都是奴隸。甲骨文中有“奴”、“仆”、“臣”、“妾”、“臧”、“奚”等字，都是奴隸的名稱。為了防止奴隸的怠工，鎮壓奴隸的反抗，統治者制定極為嚴酷的刑法來管制他們，所謂“商有亂政而作湯型”(《左傳》昭公六年)，其目的就是為此。據《韓非子?七術》，“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這固然表現統治者的殘酷，同時也反映了那時奴隸和奴隸主之間存在著激烈的斗爭。

　　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手工業和文化藝術都有很大的進步。就拿工藝來說，殷代青銅器中有各種各樣的祭器、食器和兵器，有的上面還有銘文。近年出土的“司母戊鼎”重一千七百市斤，花紋精美，可見殷代的冶煉工業技術已達到高度的成就。而那時奴隸主貴族為了祭祀和享樂，音樂歌舞也極為發達。文獻所載湯時的樂歌樂舞如“大氵蒦”、“晨露”、“九招”、“六列”、“桑林”之類，或不可信。但“恒舞于宮，酣歌于室”的“巫風”早已普遍流行，以至懸為禁令(見《墨子?非樂》。“酣歌于室”四字據晚出古文《尚書?伊訓》補。)。直至殷末紂王之時，還使樂師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周武王數其罪狀，斥為“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史記?殷、周本紀》)。這些都證明殷代的音樂歌舞是十分發達的。不難想象，在此種情況下，必有不少詩歌配合演唱，但因年代久遠，沒有流傳下來。

　　殷代宗教迷信之風最盛，鬼神權威至高無上。國王事無大小，必須請示鬼神，預測吉兇禍福，作為一切行動的指南，從事這方面活動的有兩種專職人員，那就是巫和史。他們通過卜筮方法代表鬼神發言，凡繇兆、祝辭、神告、占卜的`記錄以及國王的講話等，無不寫成書面語言，或刻于甲骨，或書于典冊，這些就是殷墟中的甲骨卜辭，《周易》中的卦、爻辭，《尚書》中的殷商文告等。

　　巫史在當時都是為迷信服務的，巫能歌舞娛神，史掌文字記錄，他們對后來的詩歌、散文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周的祖先本是很早就散居在我國陜西涇、渭流域的一個部族。它最初的根據地是邰(今陜西武功)，傳到公劉時，人口漸漸繁衍，于是南渡渭水，北至于豳(今陜西橡邑)。這時周部族雖然一面仍在遷徙，一面已有定居，似乎正處在由游牧生活過渡到初期農業階段。到了古公亶父的時候，為另一部族所逼，不得已放棄豳地，翻過梁山，遷到歧山下(今陜西歧山一帶)居住。他們在遷徙中發現一塊肥沃的土地，名曰周原，是一個理想的莊稼地，就在這里建起城邑和房屋來，督率人民繼續生產，奠定了一定的農業基礎。由于農業生產的發展，迅速地充實和加強了周部族的力量，到了殷末，逐漸沿著黃河向東擴張，成為威脅殷國的勁敵。文王時，黃河西岸一帶的部族都歸他控制，于是自歧遷都于豐(今陜西雩阝縣)，勢力日益強大，不到十幾年，文王之子武王遂一舉滅殷，建立一個版圖更大的王國，這是公元前十二世紀初期的事。

　　武王死，子成王繼立，年幼，武王弟周公攝政，平管蔡之亂，征伐奄國，鎮壓了殷人及其舊屬的反抗。并制禮作樂，大興文教，配合統治，使王朝政權日益鞏固，為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礎。大概周初鑒于殷紂的滅亡，對待奴隸稍寬，組織他們從事耕種，積極生產，因此人民生活比較好轉，社會秩序相當安定，這是成康年代獲致短期太平的主要原因。懿王以后，周室漸衰，外患漸起。傳至厲王，貪財暴虐，禁止誹謗，被國人驅逐。宣王時，南征北伐，東平淮徐，號稱中興。及幽王立，荒淫錯暴更甚于厲王，人民怨恨，貴族離心，后竟為犬戎所殺，西周遂亡。

　　周既滅殷，政治經濟等方面多所改革。從武王起，即分封宗室和功臣，立五等爵位，先后受封列為諸侯者，兄弟、同姓和異姓凡數十人，對保衛王室有很大作用。其后屢有封建，除土地外，還分給一部分勞動力，其實就是奴隸，幫助他們生產。例如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都是把殷商遺民和舊屬當作奴隸來賞賜和使用。雖然如此，但一切土地人民仍歸王室所有，而且從王公到仆臺，把人分為十等，圉和牧還不在內。庶民或眾人，實際上都是農民，更處于最下層，是最受壓迫的階級。所以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北山》)這就是西周時代政治社會組織的一個輪廓。

　　西周文化在長期積累和損益前代經驗的基礎上空前提高，其訂精神在敬天事神，而更重人事。從此出發，一切典章制度頗為完備。例如禮有吉、兇、賓、嘉、軍五種，尊卑、長幼、親疏、貴賤各有差等。樂有“房中”、“雅”、“頌”之分，舞有“大武”、“勺”、“象”之別。《易象》本古代卜筮之書，《春秋》是當時記事之史，前人認為周公所定，固不可信;但在過去的基礎上是有所總結有所發展的。至于《詩》三百篇和《尚書》中的《周書》更不必說都集中地反映了周代的高度文化水平，為后來儒家經典所自出。所以孔子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論語?八佾》)

　　西周的文學就是在上述的社會經濟的基礎上和政治文化的影響下產生的，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那時代的社會本質和面貌。

　　從周初到成康，的確是一個比較安定的時期。貴族統治階級在“綏萬邦、屢豐年”的情況下，為了求福佑，敬祖宗，他們經常舉行大規模的祭祀，創作很多頌歌，配合音樂舞蹈，在各種祭祀儀式中進行演奏，這樣就產生了《詩經》中的“周頌”。其中如《清廟》祭文王，《思文》祭后稷，是歌頌祖宗功德的詩;《豐年》、《良耜》等篇是祭農神、慶豐收的詩。另外一部分周初的詩，雖不用于祭祀而具有同樣意義的，如“大雅”的《文王》、《大明》、《綿》、《公劉》等篇除追述先公先王功德外，還保存一些周朝先世的傳說和史跡。貴族統治者們每當祭祀結束，照例就是宴會：“或獻或酢，或燔或炙”，飲食歌舞，其樂可以想見。至于平時宴饗，如“小雅”的《鹿鳴》、《伐木》、《天保》等詩也表現了同樣的愉快，而且祝福上壽，語妙形容，極盡頌禱的能事。這些都充分反映周初統治階級安樂暇逸的生活。

　　但是這種日子是不長久的。夷、厲以后，至于幽王被殺，平王東遷，內憂外患，王室愈衰。春秋時諸侯爭霸，戰亂相尋，人民極端痛苦，階級矛盾尖銳化。就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大量的所謂“變風”、“變雅”的詩歌。其中有人民對長期兵役、徭役的怨恨，對殘酷剝削的憤怒和控訴，如《君子于役》、《何草不黃》、《伐檀》、《碩鼠》等。這時統治階級內部亦矛盾重重，有如《十月之交》、《北山》、《雨無正》、《瞻印》等，一片愁怨不平和追究禍亂原因的責難聲充滿了字底行間。總之，一部現實主義的《詩經》三百篇就是反映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年間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西周的散文也正在逐漸發展。上述的《尚書》中的《周書》部分可為代表。其中可靠的有十幾篇，主要是周武王至穆王時王朝史官所記的文告和策書，即所謂“誥”、“命”等，還有屬于西周末的一篇，屬于諸侯的二篇，這些都是周初到春秋前期的載在簡冊的散文。還有一種鑄在銅器上的銘文，長者達數百字，文體與《周書》相近。從大量的西周彝器銘文看來，可知當時散文應用的范圍極廣。西周的“誥”、“命”和銅器銘文為春秋以后散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春秋戰國之交，約在公元前四世紀前后，我國社會發生根本變化。具體地說，也就是地主階級的興起和奴隸主貴族的沒落。西周土地國有，由于生產力日益發展，諸侯大夫在公田外開辟了大量的荒地，成為私田。私田是不納稅的，后來私田過多，春秋中葉，魯國才采取按畝征稅的辦法，以增加國家收入。(見《左傳》)這在事實上就是承認了土地私有權。后來奴隸逐漸解放，鐵的耕器普遍使用，農業生產力進一步提高了，私田就越來越多，諸侯大夫越來越富，私田的數量既超過公田，原來的土地國有制逐漸被破壞，因而促使奴隸制的崩潰，由奴隸制社會漸漸轉入封建制社會。在這個社會急遽變化的過程中，私家經濟力量遠遠超過公家，表現在政治上則是王室卑弱，諸侯強大;公室卑弱，大夫強大。這時不但周天子“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就是本來強大的諸侯也有“不保社稷”的，如田氏篡齊，韓、趙、魏三家分晉，都是空前的社會大變革。同時，吳起相楚，廢疏遠公族以養戰士，又令貴人實廣虛之地(見《史記?吳起傳》及《呂氏春秋?貴卒篇》)。不久，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使人民得自由買賣：一連串的大事件先后發生在這一歷史時期，實在是必然的趨勢。由此引起各方面的社會變化，也是必然的趨勢。從春秋末年看，一般較有見識的政治家已經看到迷信天道鬼神的無益和爭取人民的重要，例如子產不毀鄉校，不聽裨灶禳火;晏子預知民歸陳(田)氏，反對禳祭慧星。他們之所以比較明智，正因為社會現實告訴他們：當前政治斗爭的努力方向是人事，不是天道;斗爭勝敗的關鍵是爭取人民，不是迄憐鬼神。這一新的政治經驗斷斷乎不是保守派的公族所能理解的。果然，情況的發展到了戰國，就有許多統治階級懂得這個道理，各國諸侯卿相爭相養士，特別是幾個貴公子，門下食客多至三千人，雞鳴狗盜、引車賣漿之徒莫不賓禮。馮諼為孟嘗焚券，孟軻勸齊王保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這些寶貴的現實的經驗教訓促使執政者都要求歷史家總結出來，作出新的歷史記錄以資借鑒。因此，就促進了歷史散文的發展，產生了《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新型歷史著作，從古奧棘澀、佶屈聱牙的《尚書》“誥”、“命”中解放出來，形成一種新的散文風格。

　　奴隸社會的崩潰，更顯著地引起人們思想意識的變化。西周以前的統治思想是神權至上、君權至上而又二者統一的思想。比如說，從前的天或帝是宇宙萬物的主宰，世間治亂興衰、吉兇禍福都由他決定;到了戰國，就有人肯定地說：“治亂非天也”“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奴隸社會是不把人當人的，春秋以來，人的地位逐漸不同了。孔子講“愛人”，講“泛愛眾”;稍后，子夏講“四海之內皆兄弟”;戰國時，墨子講“兼愛”;許行講“并耕”;而孟子不但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且進一步講“民為貴，君為輕”。總之，這時社會的變革已經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和要求對一切事物的再認識，特別是上帝權力的動搖，人民地位的提高，個人作用的肯定和發揮等都在春秋以來儒、道、墨、法諸家的學說中體現出來。他們之間主張不同，互相對立而又互相影響，其中心思想最后總表現在政治上，成為某種主要傾向。

　　由于階級斗爭的激烈，許多政治家、學者都企圖推行自己的“道”;更由于統治者的爭取，他們紛紛到諸侯各國進行游說，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例如孔子周游列國，席不暇暖;墨翟、宋銒為了反對不義戰爭，都去說楚王罷兵;孟軻先后說齊宣王、梁惠王;許行自楚至滕說滕文公;荀卿先游齊，后適楚。其他縱橫法術之士，從個人利益出發，奔走各國之間，那就不必說了。當時各派學者因諸侯延攬而大量集中，最多者莫如齊國。據《史記?田完世家》載：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學術派別不同、思想見解各異的學者，都以客卿的身份住在“康莊之衢”的“高門大屋”，雖然沒有實職，卻都可以暢所欲言地討論國家大事，抒發各種不同的意見和主張。他們各人站在自己的階級立場，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互相辯難，各不相下，著書立說，授徒講學，這不但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而且開始出現私家著述的風氣。先秦的諸子百家，其中最突出的如《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的散文，都是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戰國時代是諸侯兼并、互相攻伐的時代，也是合縱連橫、激烈斗爭的時代。由于長期分裂，長期戰亂，造成對人民極大的災難，人民迫切要求統一。戰國后期，七雄并峙，以秦、楚、齊三國為最強，都有統一中國的可能。而楚國幅員廣大，物產富饒，自然條件遠比秦齊為優。自楚威王滅越，其地東至于海，北至于河，西有巴蜀，南有黔巫，幾乎占有當時大半個中國。自楚武王改革軍制，整頓軍備，軍事力量更加強大。所以《荀子?議兵篇》說：“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革合如金石;宛巨鐵钅也，慘如蜂蠆;輕利僄遫，卒如飄風。”可見楚國的確又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強國。后來楚悼王用吳起為相，再度富強。楚懷王初年，曾為諸侯盟主。如果長期任用得人，內政外交采取積極措施，爭取人民擁護，統一中國的可能性要比秦國更大。這就是春秋以來楚國歷史發展的基本形勢。

　　遠在春秋初期，楚國就屢次同北方諸侯接觸，學術文化頗受其影響。楚國卿大夫早已熟練了“賦詩”見志的外交辭令。楚靈王的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后來又出現許多著名學者。其歷史典籍則有《梼杌》、《楚書》等。齊梁時，楚武王、昭王墓中發現竹簡，文字略近小篆。近年各地又先后發掘出不少的楚器和竹簡，這些都足以證明楚國文化有悠久的歷史，在長期獨立的發展中，一面吸收中原文化，一面又豐富、提高自己的文化。江漢的民歌，沅湘的民俗，以及音樂、舞蹈等藝術都極為發達，而又各具特色。這就為偉大詩人屈原的創作準備了極其優越、充分的條件。屈原是秦楚爭霸時被卷入斗爭漩渦的中心人物，他堅決反對楚王及其周圍的腐朽集團對敵妥協投降，同他們斗爭到底，表現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詩人的失敗就意味著祖國危亡的形勢越來越嚴重。這樣就產生了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悲憤沉痛、纏綿悱惻而又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的詩篇《楚辭》。

　　《楚辭》的產生也和戰國時代的散文一樣，都有革新的意義。它是《詩經》以后的一次詩體大解放。它汲取民間文學特別是楚聲歌曲的新形式，把《詩經》三百篇特別是“雅”、“頌”中的古板的四言方塊詩改為參差不齊、長短不拘的騷體詩，建立一種詩歌的體裁，標志著我國文學史上詩歌的新發展。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先秦文學是我國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第一頁，它為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文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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