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勸學篇

　　張之洞勸學篇是對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綱領的一個總結和概括，歷來評價甚高。下面我們在好好閱讀一下吧。

　　序

　　昔楚莊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實儆其軍，以禍至無日訓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土方辟，兵方強，國勢方張，齊晉秦宋無敢抗顏行，誰能禍楚者!何為而急迫震懼，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

　　廟堂旰食，乾惕震厲，方將改弦以調(diào)琴瑟，異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內(nèi)志士，發(fā)憤搤捥，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為愈，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植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zhàn)，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nèi)矣!

　　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裹在學。不佞承乏兩湖，與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guī)時勢，綜本末，著論二十四篇，以告兩湖之士，海內(nèi)君子，輿我同志，亦所不隱。內(nèi)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內(nèi)篇九：曰同心，明保國、保教、保種為一義，手足利則頭目原，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眾多，國勢自昌也;曰教忠，陳述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保國也，曰明綱，三綱為中國神圣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類，閔神明之胄裔，無淪胥以亡，以保種也;曰宗經(jīng)，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jié)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圣也;曰正權，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曰循序，先入者為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學，宜治要而約取也;曰去毒，洋藥滌染，我民斯活，絕之使無萌拚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來攻，迷者有兇也;曰游學，明時勢，長志氣，擴見聞，增才智，非游歷外國不為功也;曰設學，廣立學堂，儲為時用，為習帖括者擊蒙也，曰學制，西國之強，強以學校，師有定程，弟有適從，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從也;曰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之益無方也：曰閱報，眉睫難見，苦藥難嘗，知內(nèi)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變法，專已襲常，不能自存也;曰變科舉，所習所用，事必相因也;曰農(nóng)工商學，保民在養(yǎng)，養(yǎng)民在教，教農(nóng)工商，利乃可興也;曰兵學，教士卒不如教將領，教兵易練，教將難成也;曰礦學，興地利也;曰鐵路，通血氣也，曰會通，知西學之精意，通於中學，以曉固蔽也;曰非弭兵，惡教逸欲而自斃也，曰非攻教，惡逞小忿而敗大計也。

　　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為埃及，懼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說，竊嘗考諸中庸而有合焉。魯弱國也，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茲內(nèi)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

　　夫中庸之書，豈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魯秉禮而積弱，齊邾吳越皆得以兵侮之，故為此言以破魯國臣民之聾聵，起魯國諸懦之廢疾，望魯國幡然有為，以復文武之盛。然則，無學、無力、無恥則愚且柔，有學、有力，有恥則明且強。在魯且然，況以七十萬方里之廣，四百兆人民之眾者哉?吾恐海內(nèi)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舉楚事。吾又恐甘於暴棄而不復求強也，故舉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系於苞桑。”惟勿亡，則知強矣。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張之洞書。

　　內(nèi)篇：同心第一 教忠第二 明綱第三 知類第四 宗經(jīng)第五 正權第六 循序第七 守約第八 去毒第九

　　外篇：益智第一 游學第二 設學第三 學制第四 廣譯第五 閱報第六 變法第七 變科舉第八 農(nóng)工商學第九 兵學第十 礦學第十一 鐵路第十二 會通第十三 非弭兵第十四 非攻教第十五

　　內(nèi)篇

　　同心第一

　　范文正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茍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濟。”顧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雖賤，與有責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幾何?一命所濟，濟者幾何?匹夫所責，責者幾何?然而積天下之秀才則盡士類，積天下之命官則盡臣類，積天下之匹夫則盡民類，若皆有持危扶顛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則其國安于磐石，無能傾覆之者。是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強。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勸學，官以興能，朝廷明于上則人才成于下。艱危之世，士厲其節(jié)，民激其氣，直言以悟主，博學以濟時，同心以救弊，齊力以捍患，人才奮于下則朝廷安于上。昔春秋之季，周若贅旒，孔子誅亂賊，孟子明仁義，弟子布滿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馀年，七十子后學者，流衍益廣。至西漢而儒術大興，圣道昭明，功在萬世。東漢末造，名節(jié)、經(jīng)學最盛，李、郭之氣類，鄭康成之門人，亦布滿天下，一時朝野多重操行、尚名義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漢以興;諸葛隱居躬耕，而師友極盛。其人皆天下之豪杰，所講明者天下之大計，故昭烈得之而成王業(yè)。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鄭學，故北朝兵事紛紜，而儒風不墜。隋王通講道河汾，門徒眾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薛，皆與交游，其書雖有夸飾，其事不能盡誣，房、杜輩非必門人也，故貞觀多賢而民得蘇息。唐韓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贊伯夷，文宗六經(jīng)，至北宋而正學大明，學統(tǒng)、文體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學術之中正、風俗之潔清，遠過漢、唐，國脈既厚，故雖弱而不亡。宋儒重綱常，辨義利，朱子集其成，當時雖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滿天下，故元有許、劉、吳、廉諸儒，元虐以減。明尚朱學，中葉以后，并行王學，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厲氣節(jié)為事。三百年間，主昏于上，臣忠于下，明祚以延。咸豐以來，海內(nèi)大亂，次第削平，固由德澤深厚、廟算如神，亦由曾、胡、駱、左諸公，聲氣應求于數(shù)千里之內(nèi)，二賀〔熙齡，長齡〕、陶〔文毅〕、林〔文忠〕諸公，提倡講求于二十年以前，陳〔慶鏞〕、袁〔端敏〕、呂〔文節(jié)〕、王〔茂蔭〕諸公，正言讜論于廟堂之上有以致之。是故學術造人才，人才維國勢，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遠之良軌也。

　　吾聞欲救今日之世變者，其說有三：一曰保國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華種，夫三事一貫而已矣。保國、保教、保種，合為一心，是謂同心。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種何以存?有智則存，智者教之謂也。教何以行?有力則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回教，無理者也，土耳其猛鷙敢戰(zhàn)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度蠢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國弱教改;希臘古教，若存若滅。天主耶蘇之教，行于地球十之六，兵力為之也。我圣教行于中土，數(shù)千年而無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師，漢、唐及明，宗尚儒術，以教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異端，纂述經(jīng)義，以躬行實踐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氣，咸知尊親。蓋政教相維者，古今之常經(jīng)，中西之通義。

　　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岉，必有與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說，圣道雖高雖美，彼安用之?五經(jīng)四子，棄之若土苴;儒冠儒服，無望于仕進。巧黠者充牧師，充剛巴度，充大寫〔西人用華人為記室。名大寫〕。椎魯者謹納身稅，供兵匠隸役之用而已。愈賤愈愚，愚賤之久，則貧苦死亡，奄然澌滅。圣教將如印度之婆羅門，竄伏深山，抱守殘缺。華民將如南洋之黑昆侖，畢生人奴，求免笞罵而不可得矣。

　　今日時局，惟以激發(fā)忠愛、講求富強，尊朝廷、衛(wèi)社稷為第一義。執(zhí)政以啟沃上心、集思廣益為事，言官以直言極諫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為事，將帥以明恥教戰(zhàn)為事，軍民以親上死長為事，士林以通達時務為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則洙泗之傳、神明之胄，其有賴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國也，而孔子以為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守王道、待后學，保教也，而汲汲焉憂梁國之危，望齊宣之王，謀齊民之安。然則舍保國之外，安有所謂保教、保種之術哉?今日頗有憂時之士，或僅以尊崇孔學為保教計，或僅以合群動眾為保種計，而于國、教、種安危與共之義忽焉。《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之謂也。

　　教忠第二

　　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于我圣清者也。請言其實：三代有粟米、布縷、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調(diào)三等之賦，最稱善政，已列多名。以后秦創(chuàng)丁口之錢、漢行算緡之法、隋責有司以增戶口、唐括土戶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鹽錢，中唐、北宋有青苗錢，宋有手實法，金有推排民戶物力之制，皆出于常例田賦、力役之外。明萬歷行一條鞭法，丁、糧尚分為二，明季又有遼餉、剿餉、練餉。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銀并入錢糧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編審之法。于是歷代苛征，一朝豁除。賦出于田，田定于額，凡品官士吏、百工閑民，甚至里宅貨肆、錢業(yè)銀行，茍非家有田產(chǎn)、運貨行商者終身不納一錢于官。

　　順治元年，即將前明三餉除免;康熙中，復減江蘇地丁銀四十萬;雍正三年，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乾隆二年，減江省地丁銀二十萬;同治四年，減江南地丁銀三十萬、減江南漕糧五十馀萬石、浙江漕糧二十六萬馀石。初制已寬，損之又損，是曰薄賦，仁政一也。

　　前代賜復蠲租，不過一鄉(xiāng)一縣。我朝康熙、乾隆兩朝普免天下錢糧八次、普免天下漕糧四次。嘉慶朝復普免天下漕糧一次。至于水旱蠲緩，無年無之，動輒數(shù)百萬。損上益下，合而計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寬民，仁政二也。

　　歷代賑恤，見于史傳者為數(shù)有限，或發(fā)現(xiàn)有之倉，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災，富弼僅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曾鞏僅請賜錢五十萬貫，貸粟一百萬石。杭州之災，蘇軾僅請度牒數(shù)百道。本朝凡遇災荒，仁恩立霈，動輒巨萬。即如光緒以來，賑恤之舉歲不絕書。丁丑、戊寅之間，晉、豫、陜、直之災，賑款逾三千萬金。此外畿輔、蘇、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輒數(shù)百萬或百馀萬，從古罕聞。以今日度支之匱乏、洋債之浩繁，而獨于賑恤之款雖多不惜，甚至減東朝之上供，發(fā)少府之私錢，出自慈恩，以期博濟。是曰救災，仁政三也。

　　前代國家大工大役，皆發(fā)民夫行赍居送，官不給錢。長城、馳道、汴河之工無論矣，隋造東都，明造燕京，調(diào)發(fā)天下民夫工匠，海內(nèi)騷動，死亡枕藉。以及漢鑿子午、梁筑淮堰、唐開廣運、宋議回河，民力為之困敝。本朝工役皆給雇值，即如河工一端，歲修常數(shù)百萬，有決口則千馀萬，皆發(fā)庫帑。沿河居民，不惟無累，且因以贍足焉，是曰惠工，仁政四也。

　　前代官買民物，名曰和買、和糴，或強給官價，或竟不給價，見于唐、宋史傳、奏議、文集，最為民害。本朝宮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蘇杭織造、楚粵材木，發(fā)帑購辦，商民吏胥皆有沾潤。但聞商賈因承辦官工、承買官物而致富者矣，未聞商賈因采辦上供之物而虧折者也。子產(chǎn)述鄭商之盟曰“無強賈，無丐奪”，于今見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

　　任土作貢，唐虞已然，漢之龍眼荔支，唐之禽鳥，明之鰣魚，皆以至微之物，而為官民巨害，其他貴重者可知。本朝此義雖存，所貢并無珍異，廣東貢石硯、木香、黃橙、干荔之屬，江南貢箋扇、筆墨、香藥之屬，湖北貢茶、筍、艾葛之屬，他省類推，由官發(fā)錢，不擾地方。又如宋真宗修玉清昭應宮，所需木石、金錫、丹青之物，征發(fā)遍九州，搜羅窮山谷，致雁蕩之山由此開通，始為人世所知，史書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興花石綱，破屋壞城，等于劫奪。民不聊生，遂釀大亂。今內(nèi)府上用，民不與知。是曰減貢，仁政六也。

　　前代游幸最為病民，漢、唐、宋以來，東封西祀，四海騷然。若明武宗北游宣大，南到金陵，狂恣敗度，尤乖君德。至于秦、隋，更無論矣。本朝屢次南巡，亦間有東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觀民為主，勘河工、閱海塘、查災問民瘼、召試求人才，所過郡縣必免錢糧。其橋道供張，除內(nèi)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監(jiān)商，或豁免積虧，或予以優(yōu)獎。至今舊聞私記，但道其時市廛之豐盈、民情之悅豫，從無幾微煩擾愁苦之詞。是曰戒侈，仁政七也。

　　前代征伐多發(fā)民兵，漢選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勞關輔之師以討南詔，田園荒蕪，室家仳離，死傷過半，僅得生還。唐之府兵、明之屯衛(wèi)，書生稱為良法。然而本系農(nóng)夫，強以戰(zhàn)斗，征戍之苦，愁怨慘凄。司馬溫公嘗論之矣，于忠肅嘗改之矣。北宋簽官軍，刺義勇，練保甲，當時朝野病之。本朝軍制不累農(nóng)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綠營，嘉慶以后參用鄉(xiāng)勇。其人由應募而來，得餉而喜，從無簽派之事。是曰恤軍，仁政八也。

　　前代國有大事，財用不足則科斂于民，漢、唐以來皆然，今土司猶仍其俗。即如宋宣和將伐遼，則派天下出免夫錢六千二百萬緡〔見蔡條《鐵圍山叢談》〕。宣和中創(chuàng)經(jīng)制錢，紹興以后又有經(jīng)總制錢、月樁錢、板帳錢、折帛錢，歲得數(shù)千萬緡，并無獎敘。明季用兵，初加遼餉，繼加剿餉，又加練餉，共加賦二千萬。果如此法，籌餉易耳。本朝每遇河工、軍旅，則別為籌餉之策，不以科派民間。歷年開設捐輸，獎以官爵，并加廣其學額、中額。朝廷不惜為權宜之策，而終不忍朘小民之生。是曰行權，仁政九也。

　　自暴秦以后，刑法濫酷，兩漢及隋，相去無幾，宋稍和緩，明復嚴苛。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具于《大清律》一書。一、無滅族之法;二、無肉刑;三、問刑衙門不準用非刑拷訊，犯者革黜;四、死罪中又分情實緩決，情實中稍有一線可矜者，刑部夾簽聲明請旨，大率從輕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責實杖四十，夏月有熱審減刑之令，又減為三十二;六、老幼從寬;七、孤子留養(yǎng);八、死罪系獄不絕其嗣;九、軍流徒犯，不過移徙遠方，非如漢法令為城旦鬼薪，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門島，額滿則投之大海;十、職官婦女收贖，絕無漢輸織室，唐沒掖庭，明發(fā)教坊諸虐政。凡死罪必經(jīng)三法司會核，秋審句決之期，天子素服，大學士捧本，審酌再三，然后定罪，遇有慶典則停句減等，一歲之中，句決者天下不過二三百人，較之漢文帝歲斷死刑四百，更遠過之。若罪不應死而擬死者謂之“失入”，應死而擬輕者謂之“失出”，失入死罪一人，臬司、巡撫、兼管巡撫事之總督降一級調(diào)用，不準抵銷;失出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級留任，十案以上始降調(diào)，仍聲明請旨，遇有疑獄，則詔旨駁查復訊，至于再三，平反無數(shù)，具見于歷朝圣訓。是曰慎刑，仁政十也。

　　昔南北分據(jù)之朝，中外阻絕之世，其橫遭略賣沒蕃陷虜之民，朝廷不復過問。本朝仁及海外，凡古巴誘販之豬仔、美國被虐之華工，特遣使臣，與立專約，保護其身家，禁除其苛酷，此何異取內(nèi)府之金以贖魯人、拔三郡之民以歸漢地耶?是曰覆遠，仁政十一也。

　　前代黷武之朝殘民以逞，本朝武功無過康熙、乾隆兩朝，其時逞其兵力，何求不得?然雅克薩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圖交犯而商市開，越南來朝而即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自道光以至今茲，外洋各國屢來構釁，茍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議和，不過為愛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兇鋒毒焰之下。假使因大院君之亂而取朝鮮，乘諒山之勝而收越南，夫亦何所不可者?是曰戢兵，仁政十二也。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與宋代等，兩漢多任貴戚，北朝多任武將，六朝專用世家，趙宋濫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廝役典州郡，唐以樂工、市儈為朝官，明以道士、木匠為六卿，若元代則立法偏頗，高官重權，專用蒙古、色目人，而漢人、南人不與。本朝立賢無方，嘉惠寒畯，辟雍駕臨，試卷親覽，寒士儒臣與南陽近親，豐鎬舊族一體柄用。又漢、魏誅戮大臣，習為常事，唐則捶楚簿尉、行杖朝堂，明則東廠、北司毒刑廷杖，專施于忠直之臣，碧血橫飛，天日晦暗，尤為千古未有之虐政。本朝待士有禮，既無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謫官于外，即日逐出國門，程期不得淹留，親友不得餞送;明代宰相被逐，即日柴車就道。且前代每有黨錮學禁，罰及累世，株連親朋。本朝進退以禮，不以一眚廢其終身，是曰重士，仁政十三也。

　　歷代親貴佞幸，驕暴橫行最為民害，漢之外戚、常侍，北魏之王族、武臣，唐之貴主禁軍、五坊小兒、監(jiān)軍敕使，元之僧徒、貴族，明之藩府礦使、邊軍緹騎、方士鄉(xiāng)官，脅辱官吏、殘虐小民，流毒遍于天下。本朝一皆無之，政令清肅，民安其居，是曰修法，仁政十四也。

　　本朝篤念勛臣，優(yōu)恤戰(zhàn)士，其立功而襲封者無論矣，凡戰(zhàn)陣捐軀者，但有一命，無不加贈官階，給予世職，自三品輕車都尉至七品恩騎尉。即至外委生監(jiān)殉難者，亦皆有之。本職或襲二十馀次，或襲三四次，襲次完時，均予恩騎尉，世襲罔替，皇祚億萬，其食祿即與為無窮。咸豐至今，京師順天府及各省奏請忠義恤典，已至數(shù)百案。又職官雖非戰(zhàn)功而沒于王事，或積勞病故，亦官其子一人，名曰“難蔭”，自漢迄明，其待忠義死事之臣有如是之優(yōu)渥者乎?是曰勸忠，仁政十五也。

　　此舉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殫書，列圣繼繼繩繩，家法、心法相承無改二百五十馀年，薄海臣民日游于高天厚地之中，長養(yǎng)涵濡，以有今日。試考中史二千年之內(nèi)，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國政有如此之寬仁忠厚者乎?中國雖不富強，然天下之人，無論富貴貧賤皆得俯仰寬然，有以自樂其生;西國國勢雖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郁遏未伸，待機而發(fā)，以故弒君刺相之事歲不絕書，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國者矣。當此時世艱虞，凡我報禮之士、戴德之民，固當各抒忠愛，人人與國為體，凡一切邪說暴行，足以啟犯上作亂之漸者，拒之勿聽，避之若浼，惡之如鷹鹯之逐鳥雀。大順所在，天必岉之。世豈有無良之民，如《小雅》所譏者哉。

　　明綱第三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此《白虎通》引《禮緯》之說也，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之義本之。《論語》“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注：“所因，謂三綱五常。”此《集解》馬融之說也，朱子《集注》引之。《禮記·大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shù)千年更無異義，圣人所以為圣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嘗考西國之制，上下議院各有議事之權，而國君、總統(tǒng)亦有散議院之權，若國君、總統(tǒng)不以議院為然，則罷散之，更舉議員再議。君主、民主之國略同。西國君與臣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萬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見旅華西人遇其國有吉兇事，賀吊憂樂，視如切身，是西國固有君臣之倫也。《摩醯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為先，西人父母喪亦有服，服以黑色為緣，雖無祠廟、木主，而室內(nèi)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父母、兄弟之照像;雖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舉，以插花冢上為敬，是西國固有父子之倫也。〔家富子壯則出分，乃秦法。西人于其子，必教以一藝，年長藝成，則使之自謀生計，別居異財，臨終分析財產(chǎn)，男子、女子皆同，兼及親友，非不分其子也〕戒淫為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際，其防檢雖視中國為疏，然淫佚之人，國人賤之。議婚有限，父族、母族之親，凡在七等以內(nèi)者，皆不為婚。〔七等謂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親，無為婚者〕惟男衣氈布，女衣絲錦，燕會賓客，女亦為主，此小異于中國，〔《禮記·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左傳》昭二十七年：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是古有夫人與燕饗之禮，因有流弊，廢之〕女自擇配，〔亦須請命父母且訂約，而非茍合〕男不納妾，此大異于中國。然謂之男女無別則誣，且西人愛敬其妻雖有過當，而于其國家政事、議院、軍旅、商之公司、工之廠局，未嘗以婦人預之，是西國固有夫婦之倫也。

　　圣人為人倫之至，是以因情制禮，品節(jié)詳明。西人禮制雖略，而禮意未嘗盡廢，誠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國，人師非此不能立教。乃貴洋賤華之徒，于泰西政治、學術、風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學，獨援其秕政敝俗，欲盡棄吾教吾政以從之。飲食服玩，閨門習尚，無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譏笑之。甚至中士文學聚會之事，亦以七日禮拜之期為節(jié)目，〔禮拜日亦名星期，機器局所以禮拜日停工者，以局內(nèi)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不然〕近日微聞海濱洋界，有公然創(chuàng)廢三綱之議者，其意欲舉世放恣黷亂而后快，怵心駭耳，無過于斯。中無此政，西無此教，所謂非驢非馬，吾恐地球萬國將眾惡而共棄之也。

　　知類第四

　　種類之說，所從來遠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左氏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禮記·三年問》曰：“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是知有教無類之說，惟我圣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華帝王無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為五種，以歐羅巴洲人為白種，亞細亞洲人為黃種，西南兩印度人為棕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為黑種，美洲土人為紅種;〔歐洲種類又自有別，俄為斯拉物種，英、德、奧、荷為日耳曼種，法、意、日比為羅馬種，美洲才智者由英遷往，與英同為白種，同種者性情相近，又加親厚焉〕西起昆侖，東至于海，南至于南海，北至奉天、吉林、黑龍江、內(nèi)外蒙古，南及沿海之越南、暹羅、緬甸、東中北三印度，東及環(huán)海之朝鮮、海中之日本〔日本地脈與朝鮮連，僅隔一海峽〕，其地同為亞洲，其人同為黃種，皆三皇五帝聲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種族之所分。隋以前佛書謂之“震旦”，今西人書籍文字于中國人統(tǒng)謂之曰“蒙古”〔以歐洲與中國通始于元太祖故〕，俄國語言呼中國人曰“契丹”，是為亞洲同種之證。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氣，故晝夜適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靈淑，風俗和厚，邃古以來稱為最尊、最大、最治之國。文明之治，至周而極，文勝而敝，孔子憂之，歷朝一統(tǒng)，外無強鄰，積文成虛，積虛成弱。歐洲各國開辟也晚，郁積勃發(fā)，斗力競巧，各自摩厲，求免滅亡，積懼成奮，積奮成強。獨我中國士夫庶民懵然罔覺，五十年來屢鑒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茍，情見勢絀，而外侮亟矣。

　　方今海內(nèi)之士，感概發(fā)憤，竭智盡忠，求紓國難者固不乏人。而昏墨之人，則視國家之休戚漠然無動于其心，意謂此非發(fā)捻之比，中華雖淪，富貴自在，方且乘此阽危，恣為貪黷，以待合西伙為西商，徙西地入西籍，而莠民邪說甚至詆中國為不足有為，譏圣教為無用，分同室為畛域，引彼法為同調(diào)，日夜冀幸天下有變，以求庇于他人。若此者，仁者謂之悖亂，智者謂之大愚。印度屬于英矣，印度土人為兵為弁，不得為武員，不得入學堂也;越南屬于法矣，華人身稅有加，西人否也。華人無票，游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屬于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議院也;美國開辟之初則賴華工，今富盛之后則禁華工，而西工不禁也。近年有道員某，吞蝕公款數(shù)十萬金，存于德國銀行，其人死后，銀行遂注銷其帳，惟薄給息而已。夫君子不以所惡廢鄉(xiāng)，故王猛死不伐晉，鐘儀囚不忘楚，若今日不仁、不智、不恥為人役之人，君子知樂大心之卑宋必亡其家，韓非之覆韓必殺其身矣。《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guī)熞娭�，〔杜注：右�(guī)煟瑯反笮模�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guī)熎渫龊?君子貴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定公九年傳，逐桐門右?guī)煛！沧ⅲ航K叔孫昭子之言〕《左傳》哀公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權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xiāng)，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通鑒》卷六：秦王下吏治韓非，非自殺。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烏足愍哉!”

　　宗經(jīng)第五

　　衰周之季，道術分裂，諸子蜂起，判為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勝，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顯。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補經(jīng)義，〔乾嘉諸儒以諸子證經(jīng)文音訓之異同，尚未盡諸子之用〕應世變，然皆有釣名僥利之心，故詭僻橫恣，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即如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墨子貴兼，料子貴別，王廖貴先，兒良貴后，此不過如扁鵲適周則為老人醫(yī)，適秦則為小兒醫(yī)，聊以適時自售耳，豈其情哉?自漢武始屏斥百家，一以六藝之科為斷，今欲通知學術流別，增益才智，針起喑聾跛躄之陋儒，未嘗不可兼讀諸子，然當以經(jīng)義權衡而節(jié)取之。劉向論《晏子春秋》曰：“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合于六經(jīng)之義。”斯可為讀諸子之準繩矣。〔漢書藝文志曰：“若能修六藝之術，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意與此同〕蓋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時，言非一端，而要歸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學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學之所黜也。

　　諸子之駁雜，固不待言，茲舉其最為害政、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實禍者。如《老子》尚無事則以禮為亂首，主守雌則以強為死徒，任自然則以有忠臣為亂國。《莊子》齊堯、桀，黜聰明，謂凡之亡不足以為亡，楚之存不足以為存〔此不得以寓言為解〕。《列子·揚朱》篇，惟縱嗜欲，不顧毀譽。《管子》謂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其書羼雜偽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農(nóng)、陰陽、縱橫之說。《墨子》除“兼愛”已見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兩篇至為狂悍，“經(jīng)”上下、“經(jīng)說”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雖略有算學、重學、光學之理，殘不可讀，無裨致用。《荀子》雖名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惡，法后王，殺詩、書〔讀隆殺之殺〕，一傳之后，即為世道、經(jīng)籍之禍。申不害專用術，論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誠。〔《韓非子》及他書所引〕韓非用申之術，兼商之法，慘刻無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務德。商鞅暴橫，盡廢孝弟仁義，無足論矣。此外若《呂覽》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見。〔劉向謂其中詆孔子者為辯士偽托〕《戰(zhàn)國策》考見世變，勢不能廢。〔晁公武以《戰(zhàn)國策》入子部，今入史部〕孫吳、尉繚，兵家專門，尚不害道。〔孫子，惟“用間”篇末有謬語，尉繚惟“兵令”篇末有謬語〕尹文、慎到、鹖冠、尸佼，可采無多。至于公孫龍巧言無實，鬼谷陰賊可鄙，皆不足觀。又如《關尹子》多剿佛書，并有后世道書語;《文子》全襲《淮南》，皆出作偽。西漢儒家諸子，如賈長沙、董江都、劉子政，皆為儒家巨子，《說苑》、《新序》最為純正，《新書》已多殘缺，《春秋繁露》精義頗多，惟董治《公羊》，多墨守后師之說，幾陷大愚之誅，宜分別觀之。《法言》文藻而已，《孔叢》、《家語》甚多精言，兼存孔門行事，雖有附益，要皆有本，近人概斥為王肅諸人偽作，未免太苛。道家如《淮南》，可資考古，閑有精理〕大抵諸家紕繆易見，學者或愛其文采，或節(jié)取一義，茍非天資乖險，鮮有事事則效、實見施行者;獨老子見道頗深，功用較博，而開后世君臣茍安誤國之風，致陋儒空疏廢學之弊，啟猾吏巧士挾詐營私，軟媚無恥之習，其害亦為最巨。功在西漢之初，而病發(fā)于二千年之后，是養(yǎng)成頑鈍積弱，不能自振之中華者，老氏之學為之也。〔“大巧若拙”一語最害事，此謂世俗趨避鉆刺之巧則可矣，若步天測地、工作軍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豈有巧拙相類之事哉?數(shù)十年來，華人不能擴充智慧者，皆為此說所誤〕故學老者病痿痹，學馀子者病發(fā)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圣人。”若不折衷于圣經(jīng)，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墜入于泥，亦必死矣，不獨諸子然也。

　　群經(jīng)簡古，其中每多奧旨異說，或以篇簡摩滅，或出后師誤解。漢興之初，曲學阿世，以冀立學，哀、平之際，造讖益緯，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論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稱王之類，此非七十子之說，乃秦、漢經(jīng)生之說也，而說《公羊春秋》者為尤甚。〔新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乾嘉諸儒嗜古好難，力為闡揚，其風日肆，演其馀波，實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藥，往往有大毒可以殺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說，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也。竊惟諸經(jīng)之義其有迂曲難通、紛歧莫定者，當以《論語》、《孟子》折衷之，《論》、《孟》文約意顯，又群經(jīng)之權衡矣。〔伊川程子曰：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jīng)，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道光以來，學人喜以緯書、佛書講經(jīng)學，光緒以來，學人尤喜治周秦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學諸君子所及料者，故為此說以規(guī)之。

　　正權第六

　　今日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將士之不能戰(zhàn)也，大臣之不變法也，官師之不興學也，百司之不講求工商也，于是倡為民權之議，以求合群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亂之言哉!

　　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將立議院歟?中國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環(huán)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jīng)制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制器之要不聞，即聚膠膠擾擾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談囈語，將焉用之?且外國籌款等事重在下議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故必家有中資者乃得舉議員。今華商素鮮巨資，華民又無遠志，議及大舉籌餉，必皆推諉默息，議與不議等耳，此無益者一。

　　將以立公司，開工廠歟?有資者自可集股營運，有技者自可合伙造機，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權?且華商陋習，常有藉招股欺騙之事，若無官權為之懲罰，則公司資本無一存者矣。機器造貨廠無官權為之彈壓，則一家獲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誰為禁之?此無益者二。

　　將以開學堂歟?從來紳富捐資，創(chuàng)書院，立義學，設善堂，例予旌獎，豈轉(zhuǎn)有禁開學堂之理，何必有權?若盡廢官權，學成之材既無進身之階，又無餼廩之望，其誰肯來學者?此無益者三。

　　將以練兵御外國歟?既無機廠以制利械，又無船澳以造戰(zhàn)艦，即欲購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進口，徒手烏合，豈能一戰(zhàn)?況兵必需餉，無國法豈能抽厘捐，非國家擔保豈能借洋債?此無益者四。

　　方今中華誠非雄強，然百姓尚能自安其業(yè)者，由朝廷之法維系之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且必將劫掠市鎮(zhèn)，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藉保護為名，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屬之他人，是民權之說，固敵人所愿聞者矣。〔或謂朝廷于非理要求，可諉之民權不愿，此大誤也。若我自云國家法令不能制服，彼將自以兵力脅之〕昔法國承暴君虐政之后，舉國怨憤，上下相攻，始改為民主之國。我朝深仁厚澤，朝無苛政，何苦倡此亂階，以禍其身而并禍天下哉?此所謂有百害者也。

　　考外洋民權之說所由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fā)公論、達眾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攬其權。譯者變其文曰“民權”，誤矣。〔美國人來華者，自言其國議院公舉之弊，下挾私，上偏徇，深以為患。華人之稱羨者，皆不加深考之談耳〕近日摭拾西說者甚至謂人人有自主之權，益為怪妄。此語出于彼教之書，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靈，人人各有智慮聰明，皆可有為耳，譯者竟釋為人人有自主之權，尤大誤矣。泰西諸國，無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師習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違其法;政府所令，議員得而駁之;議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謂之人人無自主之權則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夫一哄之市必有平，群盜之中必有長，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鄉(xiāng)私其鄉(xiāng)，士愿坐食，農(nóng)愿蠲租，商愿專利，工愿高價，無業(yè)貧民愿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huán)球萬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至外國今有自由黨，西語實曰“里勃而特”，猶言事事公道，于眾有益，譯為“公論黨”可也，譯為“自由”非也。

　　若強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義號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靈合九州之力，乃天經(jīng)地義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昔盜跖才武擁眾，而不能據(jù)一邑;田疇德望服人，而不能拒烏桓;祖逖智勇善戰(zhàn)，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于晉，而遂足以御石勒;宋棄汴京而南渡，中原數(shù)千里之遺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兩河結寨，陜州嬰城莫能自保，宋用韓、岳為大將，而成破金之功;八字軍亦太行民寨義勇也，先以不能戰(zhàn)為人欺，劉锜用之，而有順昌之捷;趙宗印起義兵于關中，連戰(zhàn)破敵，王師敗于富平，其眾遂散。迨宋用吳玠、吳璘為將，而后保全蜀之險。蓋惟國權能御敵國，民權斷不能御敵國，勢固然也。曾文正名為起家辦團練矣，其實自與發(fā)匪接戰(zhàn)以來，皆是募勇營、造師船，濟以國家之餉需，勵以國家之賞罰，而以耿耿忠義、百折不回之志氣，激厲三軍，感發(fā)海內(nèi)，故能成戡定之功。豈團練哉?豈民權哉?

　　或曰，民權固有弊矣，議院獨不可設乎?曰：民權不可僭，公議不可無。凡遇有大政事，詔旨交廷臣會議，外吏令紳局公議，中國舊章所有也。即或咨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紳民得以公呈達于院、司、道、府，甚至聯(lián)名公呈于都察院;國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陳奏，可呈請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愛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達?如其事可見施行，固朝廷所樂聞者。但建議在下，裁擇在上，庶乎收群策之益而無沸羹之弊，何必襲議院之名哉?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后議之，今非其時也。

　　循序第七

　　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于不通西學者矣。近日英國洋文報譏中國不肯變法自強，以為專信孔教之弊，此大誤也。彼所翻四書五經(jīng)，皆俗儒村師解釋之理，固不知孔教為何事，無責焉耳。淺陋之講章，腐朽之時文，禪寂之性理，雜博之考據(jù)，浮誕之詞章，非孔門之學也。簿書文法，以吏為師，此韓非、李斯之學，暴秦之政所從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為老成，以偷惰為息民，以不除弊為養(yǎng)元氣，此老氏之學，歷代末造之政所從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門之政也。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禮，溫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孔門之政，尊尊而親親，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參天地，贊化育，豈迂陋無用之老儒，如盜跖所譏、墨翟所非者哉?

　　今日學者，必先通經(jīng)以明我中國先圣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后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如養(yǎng)生者，先有谷氣而后可飫庶羞;療病者，先審藏府而后可施藥石。西學必先由中學，亦猶是矣。〔華文不深者不能譯西書〕外國各學堂，每日必誦耶蘇經(jīng)，示宗教也;小學堂先習蠟丁文，示存古也;先熟本國地圖，再覽全球圖，示有序也;學堂之書，多陳述本國先君之德政，其公私樂章，多贊揚本國之強盛，示愛國也。如中士而不通中學，此猶不知其姓之人，無轡之騎、無柁之舟，其西學愈深，其疾視中國亦愈甚，雖有博物多能之士，國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守約第八

　　儒術危矣，以言乎邇，我不可不鑒于日本;以言乎遠，我不可不鑒于戰(zhàn)國。昔戰(zhàn)國之際，儒術幾為異學諸家所軋，吾讀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說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由于有博無約。如此之儒，止可列為九流之一耳，焉得為圣，焉得為賢?老詬儒曰“絕學無憂”，又以孔子說十二經(jīng)為大謾;墨詬儒曰“累壽不能盡其學”，墨子又教其門人公尚過不讀書;法詬儒曰“藏書策，修文學，用之則國亂”。〔《韓非子》語〕大率諸子所操之術，皆以便捷放縱投世人之所好，而以繁難無用誣儒家，故學者樂聞而多歸之。夫先博后約，孔、孟之教所同，而處今日之世變，則當以孟子守約施博之說通之。且孔門所謂博，非今日所謂博也，孔、孟之時，經(jīng)籍無多，人執(zhí)一業(yè)可以成名，官習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遍觀而盡識。即以經(jīng)而論，古言古義隱奧難明，訛舛莫定，后師群儒之說解紛紜百出，大率有確解定論者不過什五而已。滄海橫流，外侮薦至，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再歷數(shù)年，苦其難而不知其益，則儒益為人所賤，圣教儒書浸微浸滅，雖無嬴秦坑焚之禍，亦必有梁元文武道盡之憂，此可為大懼者矣。尤可患者，今日無志之士本不悅學，離經(jīng)畔道者尤不悅中學，因倡為中學繁難無用之說，設淫辭而助之攻，于是樂其便而和之者益眾，殆欲立廢中學而后快，是惟設一易簡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間執(zhí)讎中學者之口，而解畏難不學者之惑。

　　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守約必自破除門面始。爰舉中學各門求約之法，條列于后，損之又損，義主救世以致用當務為貴，不以殫見洽聞為賢。十五歲以前，誦《孝經(jīng)》、四書、五經(jīng)正文，隨文解義，并讀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圖式諸書，及漢、唐、宋人明白曉暢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自十五歲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統(tǒng)經(jīng)、史、諸子、理學、政治、地理、小學各門，美質(zhì)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學堂專師或依此纂成學堂專書，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間兼習西文，過此以往，專力講求時政，廣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騖功名之士愿為專門之學者。此五年以后，博觀深造，任自為之。然百人入學，必有三五人愿為專門者，是為以約存博，與子夏所謂博學近思、荀子所謂以淺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專門箸述之學，有學堂教人之學。專門之書，求博求精，無有底止，能者為之，不必人人為之也，學堂之書，但貴舉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學術皆分專門學堂與普通學堂為兩事〕將來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曉中學大略之人，書種既存，終有萌蘗滋長之日，吾學、吾書庶幾其不亡乎。

　　一、經(jīng)學通大義，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謂之大義。凡大義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險怪者乃異端，非大義也。《易》之大義，陰陽消長;《書》之大義，知人安民;《詩》之大義，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詩譜序：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春秋》大義，明王道，誅亂賊;《禮》之大義，親親，尊尊，賢賢;《周禮》大義，治國，治官，治民。三事相維。〔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經(jīng)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其馀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國、官、民三義并舉。蓋官為國與民之樞紐，官不治則國民交受其害。此為《周禮》一經(jīng)專有之義，故漢名《周官經(jīng)》，唐名《周官禮》〕此總括全經(jīng)之大義也。如十翼之說《易》，《論》《孟》《左傳》之說《書》，大小序之說《詩》，《孟子》之說《春秋》，《戴記》之說《儀禮》，皆所謂大義也。

　　欲有要而無勞，約有七端：一、明例，謂全書之義例。〔毛詩以訓詁音韻為一要事，熟于《詩》之音訓，則諸經(jīng)之音訓皆可隅反〕一、要指，謂今日尤切用者，每一經(jīng)少則數(shù)十事，多則百馀事。一、圖表。〔諸經(jīng)圖表皆以國朝人為善，譜與表同〕一、會通，謂本經(jīng)與群經(jīng)貫通之義。一、解紛，謂先儒異義各有依據(jù)者，擇其較長一說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大率國朝人說而后出者較長〕一、闕疑，謂隱奧難明碎義不急者，置之不考。一、流別，謂本經(jīng)授受之源流，古今經(jīng)師之家法。〔考其最箸而今日有書者〕以上七事，分類求之，批卻導昒，事半功倍。

　　大率群經(jīng)以國朝經(jīng)師之說為主，《易》則程傳與古說兼取。〔并不相妨〕《論》、《孟》、《學》、《庸》以朱注為主，參以國朝經(jīng)師之說。《易》止讀程傳及孫星衍《周易集解》。〔孫書兼采漢人說及王弼注〕《書》止讀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詩》止讀陳奐《毛詩傳疏》，《春秋左傳》止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傳》止讀孔廣森《公羊通義》〔國朝人講《公羊》者惟此書立言矜慎，尚無流弊〕，《春秋谷梁傳》止讀鐘文烝《谷梁補注》，《儀禮》止讀胡培翚《儀禮正義》，《周禮》止讀孫詒讓《周禮正義》，〔已刊未畢〕《禮記》止讀朱彬《禮記訓纂》。〔欽定七經(jīng)“傳說”“義疏”皆學者所當讀，故不備舉〕《論》、《孟》除朱注外，《論語》有劉寶楠《論語正義》，《孟子》有焦循《孟子正義》，可資考證古說，惟義理仍以朱注為主。《孝經(jīng)》即讀通行注本，不必考辨。《爾雅》止讀郝懿行《爾雅義疏》，五經(jīng)總義止讀陳澧《東塾讀書記》、王文簡引之《經(jīng)義述聞》，《說文》止讀王筠《說文句讀》。〔兼采段、嚴、桂、鈕諸家，明白詳慎，段注《說文》太繁而奧，俟專門者治之〕

　　以上所舉諸書，卷帙已不為少，全讀全解亦須五年，宜就此數(shù)書中擇其要義先講明之，用韓昌黎提要鉤元之法，就元本加以鉤乙標識。〔但看其定論，其引征辨駁之說不必措意〕若照前說七端，節(jié)錄纂集，以成一書，皆采舊說，不參臆說一語，小經(jīng)不過一卷，大經(jīng)不過二卷，尤便學者。此為學堂說經(jīng)義之書，不必章釋句解，亦不必錄本經(jīng)全文。〔蓋十五歲以前諸經(jīng)全文已讀，文義大端已解矣〕師以是講，徒以是習，期以一年或一年半畢之，如此治經(jīng)，淺而不謬，簡而不陋，即或廢于半途，亦不至全無一得。有經(jīng)義千馀條以開其性識，養(yǎng)其本根，則終身可無離經(jīng)畔道之患。總之，必先盡破經(jīng)生箸述之門面，方肯為之，然已非村塾學究科舉時流之所能矣。

　　一、史學考治亂典制。

　　史學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實，一典制。事實擇其治亂大端，有關今日鑒戒者考之，無關者置之;典制擇其考見世變，可資今日取法者考之，無所取者略之。事實求之《通鑒》。[《通鑒》之學，《資治通鑒》、《續(xù)通鑒》、《明通鑒》]約之以讀《紀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學，約之以讀志及列傳中奏議。[如漢《郊祀》，后漢《輿服》，宋《符瑞》、《禮樂》，歷代《天文》、《五行》，元以前之《律歷》，唐以后之《藝文》，可緩也。地理止考有關大事者，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官制止考有關治理者。如古舉今廢，名存實亡，暫置屢改，寄祿虛封，閑曹雜流，不考可也]二通之學，《通典》、《通考》約之以節(jié)本，不急者乙之，《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國朝人有《文獻通考詳節(jié)》，但一事中最要之原委，條目有應詳而不詳者，內(nèi)又有數(shù)門可不考者]《通志》二十略，知其義例可也。考史之書約之以讀趙翼《廿二史札記》。[王氏《商榷》可節(jié)取，錢氏《考異》精於考古，略於致用，可緩]史評約之以讀《御批通鑒輯覽》。若司馬公《通鑒》，論義最純正而專重守經(jīng)，王夫之《通鑒論》、《宋論》識多獨到，而偏好翻案，惟《御批》最為得中而切於經(jīng)世之用。[此說非因尊王而然，好學而更事者讀之自見]凡此皆為通今致用之史學。若考古之史學不在此例。

　　一、諸子知取舍。可以證發(fā)經(jīng)義者及別出新理而不悖經(jīng)義者取之，顯悖孔、孟者棄之，說詳《宗經(jīng)》篇。

　　一、理學看學案。五子以后，宋、明儒者遞相沿襲，探索幽渺，辨析朱、陸，掊擊互起，出入佛、老，界在微茫，文體多仿宗門語錄，質(zhì)而近俚，高明者厭倦而不觀，謹愿者惝恍而無得，理學不絕如線焉耳。惟讀學案，可以兼考學行，甄綜流派。黃梨洲《明儒學案》成於一手，宗旨明顯而稍有門戶習氣;全謝山《宋元學案》成於補輯，選錄較寬而議論持平，學術得失，了然易見。兩書甚繁，當以提要鉤元之法讀之，取其什之二即可。通此兩書，其余理學家專書可緩矣。惟《朱子語類》原書甚多，學案所甄錄者未能盡見朱子之全體真面，宜更采錄之。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朱子一卷最善。

　　一、詞章讀有實事者。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況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詞章有奏議、書牘、記事之用，不能廢也。當于史傳及專集、總集中擇其敍事述理之文讀之，其他姑置不讀。若學者自作，勿為鉤章棘句之文，勿為浮誕嵬瑣之詩，則不至勞積損志矣。[朱子曰：“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尋常底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均《語類》一百三十九]

　　一、政治書讀近今者。政治以本朝為要，百年以內(nèi)政事、五十年以內(nèi)奏議，尤為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地理專在知今，一形勢，一今日水道[先考大川]，一物產(chǎn)，一都會，一運道[水道不盡能行舟]，一道路，一險要，一海陸邊防，一通商口岸。若《漢志》之證古，《水經(jīng)注》之博文，姑俟暇日考之可也。考地理必有圖，以今圖為主，古圖備考，此為中學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諸國亦須知其方域廣陜，程途遠近，都會海口，寒暖險易，貧富強弱，按圖索之，十日可畢，暫可不必求詳，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國，其余可緩。

　　一、算學各隨所習之事學之。西人精算，而算不足以盡西藝，其於西政更無與矣。天文、地圖、化、力、光、電，一切格物制造莫不有算，各視所業(yè)何學，即習可學之算，取足應用而止，如是則得實用而有涯涘。今世學人治算學者，如李尚之、項梅侶、李壬叔諸君，專講算理，窮幽極微，欲卒其業(yè)，皓首難期，此專家之學，非經(jīng)世之具也。[算學西多中少，因恐求備求精有妨中學，故附於此]

　　一、小學但通大旨大例。中學之訓詁猶西學之翻譯也，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曉其人之語。去古久遠，經(jīng)文簡奧，無論漢學、宋學，斷無讀書而不先通訓詁之理。近人厭中學者動詆訓詁，此大謬可駭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二程遺書》，《近思錄》引]朱子曰：“訓詁則當依古注。”[《語類》卷七]又曰：“后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后生，其實都曉不得也。”[《答黃直卿書》]又曰：“漢儒可謂善說經(jīng)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jīng)文。”[《答張敬夫書》]又曰：“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因贊成之為佳。”[《答呂伯恭書》。此外言訓詁為要者尚多]朱子所注各經(jīng)，訓詁精審，考據(jù)《說文》者甚多。《潛夫論》圣為天口，賢為圣譯，可謂善譬。若不通古音古義而欲解古書，何異不能譯西文而欲通西書乎?惟百年以來，講《說文》者終身鉆研，汩沒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須通其大旨大例，即可應用。大旨不例者，解六書之區(qū)分，通古今韻之隔閡，識古籀篆之源委，知以聲類求義類之樞紐，曉部首五百四十字之義例。至名物無關大用，[如水部自有專書，示部多列祭禮，舟車今制為詳，草蟲須憑目驗，皆不必字字深求者也]說解間有難明，義例偶有抵忤，則闕之不論。[許君書既有脫口逸，復多奧義，但為求通六書，不為究極許學，則功力有限斷矣]得明師說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觸類，存乎其人，何至有廢時破道之患哉?若廢小學不講，或講之故為繁難，致人厭棄，則經(jīng)典之古義茫昧，僅存迂淺俗說，后起趣時之才士，必皆薄圣道為不足觀，吾恐終有經(jīng)籍道熄之一日也。

　　如資性平弱并此亦畏難者，則先讀《近思錄》、《東塾讀書記》、《御批通鑒輯覽》、《文獻通考詳節(jié)》，果能熟此四書，于中學亦有主宰矣。

　　去毒第九

　　悲哉洋煙之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獸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過九載，猛獸之害不出殷都，洋煙之害流毒百馀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數(shù)十萬萬人，以后浸淫尚未有艾。廢人才、弱兵氣、耗財力，〔近年進口洋貨價八千馀萬，出口土貨可抵五千馀萬，洋藥價三千馀萬，則漏卮也。是中國不貧于通商而貧于吸洋煙也〕遂成為今日之中國矣。而廢害文武人才，其害較耗財而又甚焉。志氣不強，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見聞不廣，游歷不遠，用度不節(jié)，子息不蕃。更數(shù)十年，必至中國胥化而為四裔之魑魅而后已。

　　昔者國家嘗嚴刑峻法以禁之而不效，天禍中國，誰能除之?然而吾意以為不然，《論語》曰：“齊之以刑，免而無恥;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法所不能治者，名得而治之。〔顧亭林曰：以法治人不若以名治人〕《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政所不能化者，學得而化之。何也?中國吸煙之始，由于懶惰，懶惰由于無事，無事由于無所知，無所知由于無見聞。士之學取辦于講章墨卷，官之學取辦于例案，兵之學取辦于鈍器老陣，如是已足，〔近日宋學、漢學、詞章、百家之學亦皆索之故紙，發(fā)為空言，不必征諸實事，考諸萬物〕農(nóng)無厚利，地無異產(chǎn)，工無新器，商無遠志，行旅無捷途，大率皆可以不勤動、不深思、不廣交、不遠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緩，緩生暇，暇生廢，于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學之故也。若學會廣興，文武道藝，城鄉(xiāng)貴賤無有不學，弱者學之于閱報，強者學之于游歷，其君子胸羅五洲，其小人思窮百藝，方且欲上測行星、下窮地隔、旁探南北極，豈尚有俾晝作夜、終老于一燈一榻者?導之且不為，況禁之哉?故曰興學者，戒煙之藥也。近日海內(nèi)志士，傷時念亂，怵然有人類滅絕之憂。上海、揚州均有戒煙會，其說大抵各自治其所屬之人，如吸煙者，主不以為仆，師不以為士，將不以為兵，田主不以為傭，商賈不以為伙，匠師不以為工，凡以治愚賤之人而已。夫不治富貴智能之人，則將吏、師長、田主、工師不乏吸煙者，彼恃有逃墨歸楊之藪，猶不戒也。且官師皆無常職，彼視其官師如傳舍，亦不戒也。吾謂惟在以學治智能少壯之人，愚賤者視吾力所能及者治之，衰老者聽之，十年之后，此智能少壯之士大率皆富貴成立，或有位、或有家，因以各治其所屬之人，三十年而絕矣。今各省多創(chuàng)立學會，謂宜即以戒煙會附之而行，無論何學會皆列此一條。四十歲以上戒否聽其便，四十歲以下者不戒煙不得入會，家訓訓此，鄉(xiāng)約約此，學規(guī)規(guī)此，剝窮則反，此其時乎?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夫以地球萬國鄙惡不食之鴆毒，獨我中華乃舉世寢饋湛溺于其中，以自求貧弱死亡，古今怪變無過于此。使孔、孟復生，以明恥教天下，其必自戒煙始矣。

　　外篇

　　益智第一

　　自強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學。孔子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未有不明而能強者也。”人力不能敵虎豹，然而能禽之者，智也;人力不能御大水墮高山，然而能阻之開之者，智也。豈西人智而華人愚哉?歐洲之為國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勢鈞力敵不能自存，故教養(yǎng)富強之政，步天測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爭勝爭長。且其壤地相接，自輪船、鐵路暢通以后，來往尤數(shù)，見聞尤廣，故百年以來煥然大變，三十年內(nèi)進境尤速。如家處通衢，不問而多知;學有畏友，不勞而多益。中華春秋，戰(zhàn)國、三國之際，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后，儽然獨處于東方，所與鄰者類皆陬澨蠻夷、沙漠蕃部，其治術、學術無有勝于中國者。惟是循其舊法隨時修飭，守其舊學不逾范圍，已足以治安而無患。迨去古益遠，舊弊日滋，而舊法、舊學之精意漸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見絀矣。假使西國強盛開通，適當我圣祖、高宗之朝，其時朝廷恢豁大度不欺遠人，遠識雄略不囿迂論，而人才眾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問、遠游就學，不惟采其法、師其長，且可引為外懼，藉以儆我中國之泄沓，戢我中國之盈侈，則庶政、百能未必不駕而上之。乃通商、用兵，待至道光之季，其時西國國勢愈強，中國人才愈陋，雖被巨創(chuàng)，罕有儆悟，又有發(fā)匪之亂，益不暇及。林文忠嘗譯《四洲志》《萬國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終;曾文正嘗遣學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壽;文文忠創(chuàng)同文館，遣駐使，編西學各書矣，然孤立而無助，迂謬之論、茍簡之謀充塞于朝野，不惟不信不學，且詬病焉。一儆于臺灣生番，再儆于琉球，三儆于伊犁，四儆于朝鮮，五儆于越南、緬甸，六儆于日本，禍機急矣，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驕玩如故。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謂之何哉!夫政刑兵食，國勢邦交，士之智也;種宜土化，農(nóng)具糞料，農(nóng)之智也;機器之用，物化之學，工之智也;訪新地，創(chuàng)新貨，察人國之好惡，較各國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營壘，測繪工程，兵之智也。此教養(yǎng)富強之實政也，非所謂奇技淫巧也，華人于此數(shù)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殫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憂，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損權，得粗遺精，將冥冥之中，舉中國之民已盡為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朘之不已，則其究必歸于吞噬而后快。是故智以救亡、學以益智、士以導農(nóng)工商兵。士不智，農(nóng)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學不講，工藝之學不得而行也。大抵國之智者，勢雖弱，敵不能滅其國;民之智者，國雖危，人不能殘其種。印度屬于英，浩罕、哈薩克屬于俄，阿非利加分屬于英、法、德，皆以愚而亡。美國先屬于英，以智而自立;古巴屬于西班牙，以不盡愚而復振。求智之法如何?一曰去妄，二曰去茍。固陋虛驕，妄之門也;僥幸怠惰，茍之根也。二蔽不除，甘為牛馬土芥而已矣。

　　愚民辨

　　三年以來，外強中弱之形大箸，海濱人士稍稍閱《萬國公報》，讀滬局譯書，接西國教士，漸有悟華民之智不若西人者，則歸咎于中國歷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謬矣。《老子》曰：“有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李斯、韓非之學，暴秦之政也，于歷代何與焉。漢求遺書，尊六經(jīng)，設博士，舉賢良，求茂才異等，絕國使才，非愚民也。唐設科目多至五十馀，宋廣立學校，并設武學。明洪武三年開科，經(jīng)義以外兼考書、算、騎、射、律，〔《明太祖實錄》，《日知錄》引〕非愚民也。自隋以詞章取士，沿襲至今，此不過為薦舉公私無憑，詞章考校有據(jù)耳，謂立法未善則可，謂之愚民則誣。至我朝列圣殷殷以覺世牖民為念，刊布《數(shù)理精蘊》、《歷象考成》、《儀象考成》，教天算西學也;遣使測經(jīng)緯度，繪天下地圖，教地輿西學也;刊布《授時通考》，教農(nóng)學也;纂《七經(jīng)義疏》，刊布十三經(jīng)、二十四史、九通，開四庫館修書，分藏大江南北，縱人入讀，教經(jīng)史百家之學也;同治軍務敉平以后，內(nèi)外開同交方言館，教譯也;設制造局，教械也;設船政衙門，教船也;屢遣學生出洋赴美、英、法、德，學公法、礦學、水師、陸師、炮臺、鐵路也，總署編刊公法、格致、化學諸書，滬局譯刊西書七十馀種，教各種西學也。且同文館三年有優(yōu)保，出洋隨員三年有優(yōu)保，學堂學生有保獎，游歷有厚資，朝廷欲破民之愚、望士之智，皇皇如恐不及。無如陋儒俗吏動以新學為詬病，相戒不學，故譯書不廣，學亦不精，出洋者大半志不在學，故成材亦不多，是不學者負朝廷耳。且即以舊制三場之法言之，雖不能兼西學，固足以通中學，咎在主司偏重、士人剽竊，非盡法之弊也。果能經(jīng)義、策問事事博通，其于經(jīng)濟大端、百家學術必能貫徹，任以政事必能有為，且必能通達事變，決不至于愚矣。譬如子弟不肖，楹有書而不讀，家有師而不親，過庭、入塾惟務欺飾，及至頹廢貧困，乃怨懟其父母，豈不悖哉?大率近日風氣，其贊羨西學者自視中國朝政、民風無一是處，殆不足比于人數(shù)，自視其高、曾、祖、父亦無不可鄙賤者，甚且歸咎于數(shù)千年以前歷代帝王無一善政，歷代將相、師儒無一人才。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國有何學，西國有何政也?

　　游學第二

　　出洋一年勝于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岳之說也。游學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親貴，嘗見古之游歷者矣。晉文公在外十九年，遍歷諸侯，歸國而霸;趙武靈王微服游秦，歸國而強。春秋、戰(zhàn)國最尚游學，賢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吳起、樂羊子，皆以游學聞，其馀策士、雜家不能悉舉。后世英主、名臣如漢光武學于長安，昭烈周旋于鄭康成、陳元方，明孫承宗未達之先周歷邊塞，袁崇煥為京官之日潛到遼東，此往事明效也。請論今事：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馀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qū)W政治、工商，或?qū)W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憤彼國之不強，親到英吉利、荷蘭兩國船廠，為工役十馀年，盡得其水師輪機駕駛之法，并學其各廠制造，歸國之后，諸事丕變，今日遂為四海第一大國。不特此也，暹羅久為法國涎伺，于光緒二十年與法有釁，行將吞并矣，暹王感憤，國內(nèi)毅然變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游英國，學水師，去年暹王游歐洲，駕火船出紅海來迎者即其學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學，各國敬禮有加，暹羅遂以不亡。上為俄，中為日本，下為暹羅，中國獨不能比其中者乎?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

　　一、路近省費，可多遣;

　　一、去華近，易考察;

　　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

　　一、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jié)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或謂昔嘗遣幼童赴美學習矣，何以無效?曰：失之幼也。又嘗遣學生赴英、法、德學水陸師各藝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監(jiān)督不措意，又無出身明文也。又嘗派京員游歷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選也。雖然，以予所知此中固亦有足備時用者矣，若因噎廢食之談、豚蹄篝車之望，此乃禍人家國之邪說，勿聽可也。嘗考孟子所論圣賢帝王將相歷險難、成功業(yè)，其要歸不過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于憂患”而已。夫受侮而不恥，蹙國而不懼，是不動也;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以效法人為恥，是不忍也;習常蹈故，一唱百和，憚于改作，官無一知，士無一長，工無一技。外不遠游，內(nèi)不立學，是不增益所不能也;無心、無性、無能，是將死于憂患矣。何生之足云!

　　設學第三

　　今年特科之詔下，士氣勃然，濯磨興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當之無愧，上副圣心者蓋不多覯也。去年有旨令各省籌辦學堂，為日未久，經(jīng)費未集，興辦者無多。夫?qū)W堂未設，養(yǎng)之無素，而求之于倉卒，猶不樹林木而望隆棟，不作陂池而望巨魚也。游學外洋之舉所費既巨，則人不能甚多，且必學有初基，理已明、識已定者始遣出洋，則見功速而無弊，是非天下廣設學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縣皆宜有學，京師、省會為大學堂，道府為中學堂，州縣為小學堂，中小學以備升入大學堂之選。府縣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設大學，縣能設中學尤善。小學堂習四書，通中國地理，中國史事之大略，算數(shù)，繪圖，格致之粗淺者。中學堂各事較小學堂加深，而益以習五經(jīng)，習《通鑒》，習政治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大學堂又加深，加博焉。或曰，天下之學堂以萬數(shù)，國家安得如此之財力以給之?曰：先以書院改為之，學堂所習，皆在詔書科目之內(nèi)，是書院即學堂也，安用駢枝為?或曰，府縣書院經(jīng)費甚薄，屋宇甚狹，小縣尤陋，甚者無之，豈足以養(yǎng)師生、購書器?曰：一縣可以善堂之地，賽會演戲之款改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費改為之。然數(shù)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觀改為之，今天下寺觀何止數(shù)萬，都會百馀區(qū)，大縣數(shù)十，小縣十馀，皆有田產(chǎn)，其物業(yè)皆由布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產(chǎn)悉具，此亦權宜而簡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勢不能久存。佛教已際末法中半之運，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憂，若得儒風振起，中華乂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護矣。大率每一縣之寺觀取什之七以改學堂，留什之三以處僧道，其改為學堂之田產(chǎn)，學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計其田產(chǎn)所值，奏明朝廷旌獎，僧道不愿獎者，移獎其親族以官職。如此則萬學可一朝而起也。以此為基，然后勸紳富捐貲以增廣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會昌五年皆嘗廢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稅其丁、廢其法，或為抑釋以伸老，私也;今為本縣育才，又有旌獎，公也。若各省薦紳先生以興起其鄉(xiāng)學堂為急者，當體察本縣寺觀情形，聯(lián)名上請于朝，詔旨宜無不允也。

　　其學堂之法約有五要：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jīng)、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一曰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yī)、聲光化電，西藝也。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西藝之醫(yī)最于兵事有益，習武備者必宜講求。才識遠大而年長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藝。小學堂先藝而后政，大中學堂先政而后藝。西藝必專門，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數(shù)事，三年可得要領。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于藝，然講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藝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學算須心力銳者，學圖須目力好者，學格致、化學、制造須質(zhì)性穎敏者，學方言須口齒清便者，學體操須氣體精壯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減，功課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見已深，難于虛受，不惟見功遲緩，且恐終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課時文，新學既可以應科目，且與時文無異矣。況既習經(jīng)書，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學，亦必于時文有益。諸生自可于家習之，何勞學堂講授以分其才思，奪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語類》卷一百九〕諒哉言乎。一曰不令爭利，外國大小學堂皆須納金于堂，以為火食、束修之費，從無給以膏火者。中國書院積習，誤以為救濟寒士之地，往往專為膏火獎賞而來。本意既差，動輒計較輜銖，忿爭攻訐，頹廢無志，紊亂學規(guī)，剽襲冒名，大雅掃地矣。今縱不能遽從西法，亦宜酌改舊規(guī)，堂備火食，不令納費，亦不更給膏火。用北宋國學積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課，分數(shù)多者酌予獎賞，數(shù)年之后人知其益，即可令納費充用，則學益廣，才益多矣。一曰師不苛求，初設之年，斷無千萬明師，近年西學諸書滬上刊行甚多，分門別類，政、藝要領，大段已詳，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學堂矣;兩年之后，省會學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學堂矣。大學堂初設之年，所造亦淺，每一省訪求數(shù)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后新書大出，師范愈多，大學堂亦豈患無師哉?若書院猝不能多設，則有志之士當自立學會，互相切磋，文人舊俗，凡舉業(yè)、楷書、放生、惜字、賦詩、飲酒、圍棋、葉戲，動輒有會，何獨于關系身世安危之學而緩之?古人牧豕都養(yǎng)，尚可聽講通經(jīng)，豈必橫舍千間，載書兼兩而后為學哉?始則二三，漸至什伯，精誠所感，必有應之于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魯以不悅學而亡，越勾踐以十年教訓而興，國家之興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學制第四

　　外洋各國學校之制，有專門之學，有公共之學。專門之學極深研幾，發(fā)古人所未發(fā)，能今人所不能，畢生莫殫，子孫莫究，此無限制者也;公共之學所讀有定書，所習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課有定程，學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學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獨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資性敏者同為一班，資性鈍者同為一班，有間斷遲誤者附其后班，生徒有同功，師長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無事無圖，無堂無算，師無不講之書，徒無不解之義，師以已習之書為教則師不勞，徒以能解之事為學則徒不苦，問其入何學堂，而知其所習何門也;問其在學堂幾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將吏，四民百藝，其學無不皆同。小學堂之書較淺，事較少，如天文、地質(zhì)、繪圖、算學、格致、方言、體操之類，具體而微。中學堂書較深，事較多，如小學堂地圖則極略，僅具疆域山水大勢，又進則有府縣詳細山水，又進則有鐵路、電線、礦山、教堂，馀書仿此。方言則兼各國，算學則講代數(shù)、對數(shù)，于是化學、醫(yī)術、政治以次而及，馀事仿此。大學堂又有加焉。小學、中學、大學又各分為兩三等，期滿以后，考其等第，給予執(zhí)照。國家欲用人才，則取之于學堂，驗其學堂之憑據(jù)，則知其任何官職而授之，是以官無不習之事，士無無用之學。其學堂所讀之書則由師儒纂之，學部定之，頒于國中，數(shù)年之后或應增減訂正，則隨時修改之。其學堂之費率皆出地方紳富之捐集，而國家略發(fā)官款以補助之，入學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須納金若干，以為飲食束修之費，貧家少納，富家多納。其官紳所籌學堂之費，專為建堂延師，購書制器之用，不為學生膏獎。〔亦有義學，以教極貧子弟，學生出貲甚微，然義學甚少，所教極淺〕來學者既已出費，則必欲有所得而后歸，學成之后，仕宦、工商各有生計，自無凍餒。此以教為養(yǎng)之法也。是以一國之內(nèi)嘗有小學數(shù)萬區(qū)，中學數(shù)千，大學百數(shù)，由費不仰給于官，亦不盡仰給于紳故也，其善有三，出貲來學則不惰，志不在利則無爭，官不多費則學廣。蘇子瞻沮新法學校之說曰：“必將發(fā)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yǎng)游士。”如西法所為，可無多費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學校之誤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如西法所為，可無變?yōu)閷W究之患矣。凡東西洋各國立學之法，用人之法，小異而大同，吾將以為學式。

　　廣譯第五

　　十年以來，各省學堂嘗延西人為教習矣，然有二弊。師生言語不通，恃翻譯為樞紐，譯者學多淺陋，或僅習其語而不能通其學，傳達失真，豪厘千里，其不解者則以意刪減之改易之，此一弊也。即使譯者善矣，而洋教習所授，每日不過兩三時，所教不過一兩事，西人積習，往往故作遲緩，不盡其技，以久其期，故有一加減法而教一年者矣。即使師不憚勞，而一西人之學能有幾何，一西師之費已為巨款。以故學堂雖建，迄少成材，朱子所謂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二弊也。前一弊學不能精，后一弊學不能多，至機器制造局廠用西人為工師，華匠不通洋文，僅憑一二翻譯者，其弊亦同。嘗考三代即講譯學，《周書》有舌人，《周禮》有象胥、誦訓，揚雄錄別國方言，朱酺譯西南夷樂歌，于謹兼通數(shù)國言語，《隋志》有國語雜文、鮮卑號令、婆羅門書、扶南胡書、外國書，近人若邵陽魏源于道光之季譯外國各書、各新聞報為《海國圖志》，是為中國知西政之始。南海馮焌光于同治之季官上海道時，創(chuàng)設方言館，譯西書數(shù)十種，是為中國知西學之始。跡其先幾遠跖，洵皆所謂豪杰之士也。若能明習中學而兼通西文，則有洋教習者，師生對語，不惟無誤，且易啟發(fā)。無洋教習者以書為師，隨性所近，博學無方，況中國照會、條約、合同，華洋文義不盡符合，動為所欺，貽害無底。吾見西人善華語華文者甚多，而華人通西語西文者甚少，是以雖面談久處而不能得其情，其于交涉之際失機誤事者多矣。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于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惟是翻譯之學有深淺，其僅能市井應酬語，略識帳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淺顯公牘、書信，能識名物者為下等;能譯專門學問之書，〔如所習天文、礦學，則只能譯天文、礦學書〕非所習者不能譯也，為中等;能譯各門學問之書，及重要公牘、律法深意者為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后譯材眾多而后用之，且譯學雖深，而其志趣才識固未可知;又未列于仕宦，是仍無與于救時之急務也。是惟多譯西國有用之書，以教不習西文之人，凡在位之達官，腹省之寒士，深于中學之耆儒，略通華文之工商，無論老壯，皆得取而讀之，采而行之矣。譯書之法有三：

　　一、各省多設譯書局，一、出使大臣訪其國之要書而選譯之，一、上海有力書賈、好事文人，廣譯西書出售，銷流必廣，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此可為貧士治生之計，而隱有開物成務之功，其利益與石印場屋書等，其功德比刻善書則過之。惟字須略大，若石印書之密行細字，則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讀，即不能多銷也。今日急欲開發(fā)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煩暇少，豈能挑燈細讀?譯洋報者亦然〕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聾瞽。”吾請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謂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謂之聾瞽。夫不通西語，不識西文，不譯西書，人勝我而不信，人謀我而不聞，人規(guī)我而不納，人吞我而不知，人殘我而不見，非聾瞽而何哉?學西文者，效遲而用博，為少年未仕者計也;譯西書者，功近而效速，為中年已仕者計也。若學東洋文，澤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澤東書。

　　閱報第六

　　李翰稱《通典》之善曰：“不出戶、知天下，罕更事、知世變，未從政、達民情。”〔元文“民”作“人”，乃避唐諱〕斯言也，殆為今日中西各報言之也，吾更益以二語曰：寡交游、得切磋。外國報館林立，一國多至萬馀家。有官報，有民報。官報宣國是，民報達民情。凡國政之得失、各國之交涉、工藝商務之盛衰、軍械戰(zhàn)船之多少、學術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國之內(nèi)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語。中國自林文忠公督廣時，始求得外國新聞紙而讀之，遂知洋情，以后更無有繼之者。上海報館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載多市井猥屑之事，于洋報采摭甚略，亦無要語。上海道月有譯出西國近事，呈于總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兩月以前之事，觸時忌者輒削之不書，故有與無等。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創(chuàng)開報館，廣譯洋報，參以博議，始于滬上，流衍于各省，內(nèi)政、外事、學術皆有焉，雖論說純駁不一，要可以擴見聞、長志氣，滌懷安之酖毒，破捫龠之瞽論，于是一孔之士、山澤之農(nóng)，始知有神州;筐篋之吏、煙霧之儒，始知有時局，不可謂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學問之一助也。方今外侮日亟，事變?nèi)斩啵�軍國大計、�?zhí)政慎密，不敢宣言，然而各國洋報早已播諸五洲，不惟中國之政事也，并東西洋各國之愛惡攻取、深謀詭計，一一宣之簡牘，互相攻發(fā)，互相駁辨，無從深匿，俾我得以兼聽而豫防之，此亦天下之至便也。然而吾謂報之益于人國者，博聞次也，知病上也。昔齊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大抵一國之利害安危，本國之人蔽于習俗，必不能盡知之，即知之亦不敢盡言之，惟出之鄰國，又出之至強之國，故昌言而無忌。我國君臣上下果能覽之而動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國之福哉?近人閱洋報者，見其詆訾中國不留馀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議分裂、議爭先，類無不拂然怒者，吾謂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闕者，諸葛之所求;諱疾滅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諍友，今雖云國有諍鄰，不亦可乎?

　　變法第七

　　變法者，朝廷之事也，何為而與士民言?曰：不然，法之變與不變，操于國家之權，而實成于士民之心志議論。試觀曾文正為侍郎時，嘗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詩賦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后，若力持此議，當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館閣之人材，然而無聞焉，何也?大亂既平，恐為時賢所詬病也。李文忠嘗開同文館，刊公法格致各書矣，以次推行，宜可得無數(shù)使絕國，識時務之才，然而曲謹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館，不考總署章京，京朝官講新學者闃然無聞，何也?劫于迂陋群儒之謬說也。夫以勛臣元老，名德重權，尚不免為習非勝是之談所撓，而不睹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閩創(chuàng)設船政，在甘創(chuàng)設機器織呢羽局，沈文肅成船政，設學堂，與北洋合議設招商局，丁文誠在山東，四川皆設制造洋槍槍彈局，此皆當世所謂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經(jīng)營者皆是此等事，其時皆在同治中年、光緒初年國家閑暇之時，惜時論多加吹求，繼者又復無識，或廢閣，或減削，無能恢張之者，其效遂以不廣。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請征之經(jīng)，窮則變，變通盡利，變通趣時，損益之道與時偕行，《易》義也。器非求舊惟新，《尚書》義也。學在四夷，《春秋》傳義也。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禮時為大，《禮》義也。溫故知新，〔劉楚楨《論語正義》引《漢書》成帝紀：詔曰：“儒林之官宜皆明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孔沖遠《禮記敘》：“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法，參當時之得失。”是漢、唐舊說皆以溫故知新為知古知今〕，三人必有我?guī)煟瑩裆贫鴱模�《論語》義也。時措之宜，《中庸》義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義也。請征之史，封建變郡縣，辟舉變科目，府兵變召募，車戰(zhàn)變步騎，租庸調(diào)變兩稅，歸馀變活閏，篆籀變隸楷，竹帛變雕版，籩豆變陶器，粟布變銀錢，何一是三代之舊乎?歷代變法最箸者四事：趙武靈王變法習騎射，趙邊以安;北魏孝文帝變法尚文明，魏國以治。此變而得者也。〔若武靈之不終以嬖幸，魏之不永以子孫不肖，與變法無涉〕商鞅變法，廢孝弟仁義，秦先強而后促;王安石變法，專務剝民，宋因以致亂。此變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殘酷剝民，非不可變也，法非其法也。〔西法以省刑、養(yǎng)民兩事為先務〕請征之本朝：關外用騎射，討三藩用南懷仁大炮，乾隆中葉科場表判改五策，歲貢以外增優(yōu)貢、拔貢，嘉慶以后綠營之外創(chuàng)募勇，咸豐軍興以后關稅之外抽厘金，同治以后長江設水師，新疆、吉林改郡縣，變者多矣。即如輪船、電線創(chuàng)設之始，訾議繁興，此時若欲廢之，有不攘臂而爭者乎?今之排斥變法者大率三等：

　　一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為茍安之俗吏，蓋以變法必勞思，必集費，必擇人，必任事，其余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計，皆有不便，故藉書生泥古之談以文其猾吏茍安之智，此其隱情也。至問以中法之學術治理，則皆廢弛欺飾而一無所為，所謂守舊，豈足信哉?又一為苛求之談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無效者亦誠有之，然其故有四：

　　一、人顧其私，故止為身謀而無進境，制造各局，出洋各員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愛惜經(jīng)費，故左支右絀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時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朝無定論，故旋作旋輟而無成效，學生出洋、京員游歷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有器無人，未學工師而購機，未學艦將而購艦，海軍、各制造局是也。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

　　乃局外游談，不推原于國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責任之不專、經(jīng)費之不充、講求之不力，而吹求責效，較之見彈求鸮炙、見卵求時夜，殆有甚焉。學堂甫造而責其成材，礦山未開而責其獲利，事無定衡，人無定志，事急則無事不舉，事緩則無事不廢，一埋一搰，豈有成功哉?雖然，吾嘗以儒者之論折衷之矣，呂伯恭曰：“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不能變不美之質(zhì)。”此變法而無誠之藥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將因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變法而悖道之藥也。由呂之說則變而有功，由曾之說則變而無弊。夫所謂道本者三綱四維是也，若并此棄之，法未行而大亂作矣，若守此不失，雖孔、孟復生，豈有議變法之非者哉?

　　變科舉第八

　　朱子嘗稱述當時論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復，須罷三十年科舉。以為極好。痛哉斯言也!中國仕宦出于科舉，雖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權者，必于科舉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馀年，文勝而實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舉子因陋以僥幸，遂有三場實止一場之弊。〔錢曉征語〕所解者高頭講章之理，所讀者坊選程墨之文，于本經(jīng)之義，先儒之說，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數(shù)十年，文體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jīng)濟，并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今時局日新，而應科舉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習者孔、孟之精理，堯、舜之治法也。遇講時務經(jīng)濟者，尤鄙夷排擊之以自護其短，故人才益乏，無能為國家扶危御侮者。于是詔設學堂以造明習時務之人才，又開特科以搜羅之，夫?qū)W堂雖立，無進身之階，人不樂為也，其來者必白屋鈍士，資稟凡下，不能為時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舉而已，即有特科之設，然廿年一舉，為時過遠，豈能坐待?則仍為八比，詩賦、小楷而已，救時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齊衣敗紫，晉曳苴履，趙文王好劍而士死于相擊，越勾踐好勇而士死于焚舟，從上所好也。兩漢經(jīng)學，實祿利之途驅(qū)之，使鄉(xiāng)會試仍取決于時文，京朝官仍絜長于小楷，名位取舍惟在于斯，則雖日討國人而申儆之，告以禍至無日，戒以識時務，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時必自變法始，變法必自變科舉始。或曰：若變科舉、廢時文，則人不讀五經(jīng)四書可乎?于是有獻學校貢舉私議者曰：變科舉者，非廢四書文也，不專重時文，不講詩賦、小楷之謂也。竊謂今日科舉之制，宜存其大體而斟酌修改之。昔歐陽文忠知諫院時，惡當時舉人鄙惡剽盜，全不曉事之弊，嘗疏請改為三場分試，隨場而去之法，每場皆有去留，頭場策合格者試二場，二場論合格者試三場。其大要曰：鄙惡乖誕，以漸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勞昏。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其說頗切于今日之情事。歐公之欲以策論救詩賦，猶今之欲以中西經(jīng)濟救時文也。今宜略師其意，擬將今日三場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層遞取之，大率如府縣考覆試之法。第一場試以中國史事、本朝政治論五道，此為中學經(jīng)濟。假如一省中額八十名者，頭場取八百名;額四十名者，頭場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額。即先發(fā)榜一次，不取者罷歸，取者始準試第二場。二場試以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政如各國地理官制、學校、財賦、兵制、商務等類，藝如格致、制造、聲光化電等類，此為西學經(jīng)濟。其雖解西法而支離狂怪，顯悖圣教者斥不取，中額八十名者，二場取二百四十名，額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額。再發(fā)榜一次，不取者罷歸，取者始準試第三場。三場試四書文兩篇，五經(jīng)文一篇，四書題禁纖巧者，合校三場均優(yōu)者始中式發(fā)榜如額，如是則取入二場者，必其博涉古今、明習內(nèi)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內(nèi)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藝考之，其取入三場者，必其通達時務研求新學者也。然又恐其學雖博、才雖通，而理解未純、趣向未正，于是更以四書文五經(jīng)文考之，其三場可觀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賢、見理純正者也。大抵首場先取博學，二場于博學中求通才，三場于通才中求純正，先博后約，先粗后精，既無迂暗庸陋之才，亦無遍駁狂妄之弊，三場各有取義，較之偏重首場所得多矣。且分場發(fā)榜，下第者先歸，二三場卷數(shù)愈少，校閱亦易，寒士無久羈之苦，謄錄無卷多謬誤之弊，主司無竭蹶草率之虞，一舉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場，猶之府縣試皆憑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見四書五經(jīng)之尊哉?惟科舉必以生員為基，其學政歲科兩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歲科考例先試經(jīng)古一場，即專以史論、時務策兩門發(fā)題。生員歲考正場，原系一四書文、一經(jīng)文，生員科考正場，原系一四書文、一策，亦照歲考例改為經(jīng)文，以免荒經(jīng)之弊。童試一切照生員，惟將正場第二篇四書文改為經(jīng)文而已。蓋生童考試舊章正與今日所擬科舉之法相類。二十年來，經(jīng)古場久已列算學一門，是尤不勞而理者也。難者曰：主司不能盡通新學，將如之何?曰：應試難，試官易。近年來上海編纂中外政學、藝學之書不下二十種，闈中例準調(diào)書，據(jù)書考校，何難之有?至外省主考學政，年力多強，詔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講求時務，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馀。鄉(xiāng)會試之外，惟殿試臨軒發(fā)策，典禮至重，自不可廢，然可即據(jù)以為授職之等差，朝考似為可省，及通籍以后，無論翰苑部曹，一應職官，皆以講求政治為主。凡考試文藝、小楷之事斷斷必宜停免，惟當考其職業(yè)以為進退，則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蟲小技困之于老死矣。難者曰：本朝名臣出于科舉者多矣，安見時文之無益?不知登進限于一途，則英雄不能不歸于一彀，此乃人才之亦能為時文，非時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諸名臣之學識閱歷，率皆自通籍以后始能大進。然則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銷磨于應舉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專以八比、詩賦為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竊謂議者之說，意救時而事易行，實本明旨特科歲舉，講求經(jīng)濟之意而推闡之，因存其說于此，并將朱子論科舉之弊及歐公論三場以漸去留之疏節(jié)錄于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賢人君子，憂國勢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選舉之無方，其謀慮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語焉。《東塾讀書記》引朱子論科舉南宋時科舉之弊，朱子論之者甚多，其言亦極痛切，今略舉數(shù)條于此：《衡州石鼓書院記》云：“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為適然而莫之救也。”《學校貢舉私議》云：“名為治經(jīng)而實為經(jīng)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于舉子之所不意，于所當斷而反連之，于所當連而反斷之，為經(jīng)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無稽，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語類》云：“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jié)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個作起，一個學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時文之弊已極，日趨于弱，日趨于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類是甚么樣有氣魄，作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煞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作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tài)，所以亦養(yǎng)得氣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卷一百九〕“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作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同上〕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為之時，此法何如?曰： “更須兼他科目取人。”〔同上〕問：今日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卻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yè)。”〔同上〕此亦朱子欲救當時風氣之弊，使朱子見今日科舉時文，不知更以為何如耳。節(jié)錄歐陽公論更改貢舉事件扎子〔慶歷四年〕：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理當變更。必先知改弊之因，方可收變法之利，知先詩賦為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歐公時之不專重詩賦，意與今日不專重時文同〕知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而去，而后可使學者不能濫進，考者不至疲勞。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于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太濫，蓋其節(jié)鈔剽盜之人皆以先經(jīng)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jīng)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

　　農(nóng)工商學第九

　　石田千里，謂之無地;愚民百萬，謂之無民。〔《韓詩外傳》語〕不講農(nóng)、工、商之學，則中國地雖廣民雖眾，終無解于土滿人滿之譏矣。勸農(nóng)之要如何?曰講化學。田谷之外，林木果實，一切種植，畜牧養(yǎng)魚，皆農(nóng)屬也。生齒繁，百物貴，僅樹五谷，利薄不足以為養(yǎng)，故昔之農(nóng)患惰，今之農(nóng)患拙。惰則人有遺力，所遺者一二;拙則地有遺利，所遺者七八。欲盡地利，必自講化學始。《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實為農(nóng)家古義。養(yǎng)土膏，辨谷種，儲肥料，留水澤，引陽光，無一不需化學。又須精造農(nóng)具，凡取水，殺蟲，耕耘，磨礱，或用風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則又兼機器之學。西人謂一畝之地，種植最優(yōu)之利可養(yǎng)三人，若中國一畝所產(chǎn)，能養(yǎng)一人，亦可謂至富矣。然化學非農(nóng)夫所能解，機器非農(nóng)家所能辦，宜設農(nóng)務學堂，外縣士人各考其鄉(xiāng)之物產(chǎn)，以告于學堂，堂中為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縣鄉(xiāng)紳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試辦以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從之。〔上海《農(nóng)學報》多采西書，甚有新理新法，講農(nóng)政者宜閱之〕昔者英忌茶之仰給于華也，印度錫蘭講求種茶，無微不至，自印茶盛行，茶市日衰，銷路僅恃俄商，大率俄銷十之八，英、美銷其一二，緣茶中含有一質(zhì)，澀而兼香，西人名曰“膽念”，印茶惟膽念較華茶略少。故俄尚食華茶。若再數(shù)年，印茶日精，恐華茶無人過問矣。此茶戶種茶不培，摘芽不早，茶商不用機器，烘焙無法之弊也。〔光緒二十年，湖北、湖南兩省合力，以官款買茶三百二十箱，附俄公司船運赴俄境，自銷之。西路水運，銷阿疊薩，托出使許大臣交俄行帶售;東路陸運，銷恰克圖，托俄商佘威羅福代售，除茶價、運費、關稅外，西路贏馀得息一分，東路贏馀得息五分。若使我自有公司在彼，其利必更饒馀可知也〕絲之為利比茶尤多，十年以前，西洋各國用華絲者十之六;三年以內(nèi)，日本絲銷十之六，意國絲十之三，華絲僅十之一，且本貴則價難減，價昂則銷愈滯。此由養(yǎng)蠶者不察病蠶，售繭者多攙壞繭，繭耗既多，成本自貴之弊也。外國種棉分燥土、濕土兩種，長莖宜濕地，短莖宜燥地。種植疏闊，故結實肥大。〔種子三粒為一窠，長至四五寸，留壯者一株，其馀拔去，每莖相距橫三尺三寸，縱一尺三寸〕洋布、洋紗為洋貨入口第一大宗，歲計價四千馀萬兩，自湖北設織布局以來，每年漢口一口進口洋布，已較往年少來十四萬匹。特是洋紗最精，有至四十號者，而華棉絨短紗粗，以機器紡之，僅能紡至十六號紗止，以故不能與洋紗洋布敵。購洋棉子種之，多不蕃茂，此由農(nóng)夫見小，種棉過密，又不分燥濕之弊也。麻為物賤，南北各省皆產(chǎn)，然僅供緝繩、作袋之用，川、粵、江西僅能織夏布耳，西人運之出洋，攙以棉則織成苧布，攙以絲則織為綢緞，其利數(shù)倍。此由漚浸無術，不能去麻膠，又無攙絲之法之弊也。〔湖北現(xiàn)設制麻局于省城外，以西法為之，若有效，各省可仿行〕絲、茶、棉、麻四事皆中國農(nóng)家物產(chǎn)之大宗也，今其利盡為他人所奪，或雖有其貨而不能外行，或自有其物而坐視內(nèi)灌，愚懦甚矣。〔惟種稻，西人謂其勤力得法〕西法植物學謂土地每年宜換種一物，則其所吸之地質(zhì)不同，而其根葉壞爛入土者，其性各別，又可以補益地力，七年一周，不必休息而地力自肥。較古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更為精微，此亦簡顯易行者也。工學之要如何?曰教工師。工者農(nóng)商之樞紐也，內(nèi)興農(nóng)利，外增商業(yè)，皆非工不為功。工有二道：一曰工師，專以講明機器學、理化學為事，悟新理、變新式，非讀書士人不能為，所謂智者創(chuàng)物也。一曰匠首，習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指能運，所謂巧者述之也。中國局廠良匠多有通曉機器者，然不明化學、算學，故物料不美;不曉其源，機器不合，不通其變，且自秘其技，不肯傳授多人，徒以把持居奇，鼓眾生事為得計，此《王制》所謂執(zhí)技事上，不與士齒者耳。今欲教工師，或遣人赴洋廠學習，或設工藝學堂，均以士人學之，名曰工學生，將來學成后名曰工學人員，使之轉(zhuǎn)教匠首。更宜設勸工場，凡沖要口岸，集本省之工作各物陳列于中，以待四方估客之來觀，第其高下，察其好惡，巧者多銷，拙者見絀，此亦勸百工之要術也。商學之要如何?曰通工藝。夫精會計、權子母，此商之末，非商之本也。外國工商兩業(yè)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販運，是工為體，商為用也。此易知者也。其精于商術者，則商先謀之，工后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貨易銷，何物宜變新式，何法可輕成本，何國喜用何物，何術可與他國爭勝，然后命工師思新法、創(chuàng)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為主，工為使也。此罕知者也。二者相益，如環(huán)無端，中國之商惟聽其自然而已。所冀者億中之利，如博塞求贏，但憑時運;所分者坐賈之馀，如刮毛龜背。雖得不多，雖有積貨如阜，日贏千金，猶為西商役也。至勸商之要，更有三端：一曰譯商律。商非公司不巨，公司非有商律不多，華商集股，設有欺騙，有司罕為究追，故集股難。西國商律精密，官民共守，故集股易。一曰自治。近年茶市雖敝，然仍是芽嫩無煙者價高而速售，霉?jié)駭v雜者、樣盤抵換者價虧而難銷，若不求自治之方，而欲設總行以為合群持價之計，西商固必不聽，群販亦必不從。一曰游歷。各省宜設商會，上海設一總商會，會中自舉數(shù)人出洋游歷，察其市情貨式，隨時電告以為制造、販運之衡，此較設外洋公司為易。夫?qū)W問之要，無過閱歷，各國口岸即商務之大學堂也。大抵農(nóng)、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鉤貫，農(nóng)瘠則病工，工鈍則病商，工、商聾瞽則病農(nóng)，三者交病，不可為國矣。至如駝羊之毛、雞鴨之羽皆棄材也，馬牛之皮革皆低賤也，西商捆載而去，制造而來，價三倍矣。水泥〔西人名塞門德士，華名紅毛泥〕、火磚〔以中國觀音土和磚屑燒成之〕、火柴、火油、洋氈、洋紙、洋蠟、洋糖、洋針、洋釘，質(zhì)賤、用多而易造者也。事事仰給外人，而歲耗無算矣。然而以上諸事，非士紳講之，官吏勸之不可，荀卿盛稱儒效，而謂儒不能知農(nóng)、工、商之所知，此末世科目章句之儒耳，烏睹所謂效哉?

　　兵學第十

　　或曰：兵必須學。《論語》曰：“以不教民戰(zhàn)，是謂棄之。”諸葛忠武曰：“入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是兵有法、有教也。或曰：兵不在學。霍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岳武穆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兵無法、無教也。此皆圣賢名將之說也，何道之從?曰：吾將以四說通之。蓋兵學之精，至今日西國而極，有械不利，利械不習，與無手同;工作不嫻，橋道不便，輜重不備，與無足同;地理不熟，測量不準，偵探不明，與無耳目同。聚千萬無手、無足、無耳目之人，烏得為兵?是必先教之以能戰(zhàn)之具，范之以不敗之法，既成為兵矣，而后可以施方略、言運用。至于方略運用，豈必西法，亦豈必古法哉。漢《藝文志》兵家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類，西人兵學惟陰陽不用，馀皆兼之。槍炮、雷電、鐵路、炮臺、濠壘、橋道，技巧也;地圖測算，形勢也;至攻守謀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藝多，條理繁細，故權謀一端亦較中法為密。陸軍之別有五：曰步隊、馬隊、炮隊、工隊、輜重隊，工、輜兩隊皆兼有步隊之所能，每一軍皆兼有之，如四體具而后為人。工隊主營壘橋道之事，輜重隊主械藥衣糧之事，西法以步隊、炮隊為最重，馬隊止為包抄及偵探之用。工、輜二隊，古人所略，緣火器猛烈，或大隊相持，或偵探扼守，必須掘地營、開濠塹，頃刻立就，若遇溪河泥沙，必須應時可渡，故立工隊。今日用快槍、快炮，所需子彈過多，〔一裝五子、十子連珠而發(fā)者為快槍，炮子如槍子式，子彈相連，一分鐘可放數(shù)十出者為快炮〕以及備戰(zhàn)各物至為繁重，故立輜重隊，分為數(shù)起，層遞轉(zhuǎn)運，故進不誤用，退不全失。〔《淮南子·兵略訓》言：將以五官為股肱手足，一曰尉之官，治軍者也;一曰候之官，偵探也;一曰司空之官，空、工古今字，即工程隊之官也;一曰輿之官，即輜重隊之官也。其一闕，其說輿之官曰：“收藏于后，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輿之官也。”往年遼東之戰(zhàn)多因無此隊之為累矣〕臨戰(zhàn)之善有三：一、未戰(zhàn)先繪圖，〔欲興敵國有戰(zhàn)事，先于一兩年前詳繪敵境地圖〕一、馬隊充偵探，〔偵探必以馬隊分途四出，更番歸報〕一、前敵有軍醫(yī)。〔隨在陣后，藥物皆具。西法有軍樂隊，以作戰(zhàn)士之氣，今姑從緩〕恤兵之善有四：一、餉厚，一、將不發(fā)餉，別有官主之，一、兵不自爨，官為供備，一、陣亡者恤其家終身。教武備學生之法有三：曰學堂，曰操場，曰野操。學堂講軍械理法，地理測繪，戰(zhàn)守機宜，古來戰(zhàn)事。操場習體操，隊伍，火器。野操習分合、攻守、偵探。〔或于山阜，或于溪谷，或于平地，作兩軍對敵狀，惟將所指揮無定式，不僅在校場排演舊陣也〕將領教偏裨之法有二：曰兵棋，曰戰(zhàn)圖。兵棋者，取地圖詳繪山水道路，林木村落，以木棋書馬，步各隊，將校環(huán)坐，各抒所見，商榷攻守進退之法。戰(zhàn)圖者，取西國古來大戰(zhàn)事諸圖，推究其勝敗之故，其教之程期有三：教兵止在操場，遲者一年可用，速者半年可用。教弁即有學堂，〔若綠營把總外委額外，勇營哨官，哨長皆為弁〕步隊、輜重隊弁十四月，馬隊弁十六月，炮隊、工隊弁十八月，均兼隨營操演。〔其十四歲以前例入之小學堂，不在此數(shù)〕教將官者，學堂五年，隨營操演二年。〔若綠營千總以上至副將，勇營管帶以上至分統(tǒng)皆為官，以下為弁，界限甚嚴〕教大將者，學堂五年，隨營二年，再入大學堂二年。〔若提鎮(zhèn)及大統(tǒng)領〕凡為將官者，雖為官，仍不廢學，以時受教于本管之將領，必至大將乃不受學，初入學堂者，年無過二十歲。總之，略于教兵，詳于教將，此其要旨也，自將及弁，無人不讀書，自弁及兵，無人不識字，無人不明算，無人不習體操，無人不解繪圖，此其通例也。水師之別有二：曰管輪，曰駕駛。管輪主輪機測量，駕駛主槍炮攻戰(zhàn)、先教之于學堂，大率五年。復教之于練船，游歷各國海口，習風濤，測海道，觀戰(zhàn)事，大率三年。其事較陸軍為尤精。〔將領之外，又有關涉軍事最要之官兩項：一曰參謀官，主謀畫調(diào)度，考地理，審敵情，國君之參謀，若宋之樞密、明之本兵，將帥之參謀，若今之營務處而較尊。一曰會計官，主一軍械物、衣糧、車馬，何物用汽車，一車裝若干;何物用馬，一馬馱若干;何物用馬車，一車裝若干，皆預算于平時，若今之糧臺。兩項官皆出于學堂，參謀尤重。今日固有營務處、糧臺，但無預為此學者耳〕兵之等差有三：在營者為常備兵，教之三年，即遣之歸，名為預備兵，不給餉，每年調(diào)集一操，酌予獎賞。又三年則罷為后備兵，有大戰(zhàn)事，常備不足，則以預備兵充之。大率每年常備之退為預備兵者約三之一，補新兵亦三之一，新舊層遞蛻換，行之二十年，則舉國之人無不習戰(zhàn)者，用餉愈省，得兵愈多，兵技常熟，兵氣常新。其法創(chuàng)始于德，歐洲效之，東洋踵之。〔歐洲大戰(zhàn)動輒用兵二、三十萬，故兵須多〕然此法所以能行者，外國重武，其民以充兵為榮，為國家效力計，不為一身糊口計。〔華兵以入伍為生計，故疲老多而裁汰難〕且工商多，閑民少，其兵皆有技能，軍籍既脫，仍有執(zhí)業(yè)，故可行也。中國若仿為之，則惟有于三年學成之兵發(fā)給憑照，退為預備兵，遣歸本籍，酌給半餉，以供本縣緝捕之用。改業(yè)遠出者不給餉，三年以后亦照西法退為后備，有事募集，亦可得半。至其教將士之本務有二：曰知忠愛，曰厲廉恥。〔西洋將官教武備學生之言曰：“汝等須先知自己是中國人，將來學成，專為報效國家。若臨戰(zhàn)無勇，乃國家之恥，一身之恥。若無此心，雖練成與西兵一律之才能，亦無用也。”云云，西人武備書所言，意與此略同。東洋將領人給官書一卷，佩之于身。有來湖北者，取視其本，所載皆中國古來忠義文字，如《出師表》《正氣歌》之類〕所以將士皆能知忠愛，厲廉恥者，其道有一，曰尚武功。其國君服提督之服，鄰國之君相贈以武將之銜，臨戰(zhàn)之饑寒有備，戰(zhàn)歿之家屬有養(yǎng)，兵之死亡，君親吊之;兵之創(chuàng)傷，后親療之。故將之尊貴過于文臣，兵之自愛過于齊民，強國之由其在此矣。今日朝野皆知練兵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學堂，技藝不能精也，不學之于外洋，藝雖精，習不化也。在上無發(fā)憤求戰(zhàn)之心以倡導之，兵雖可用，將必不力也。或曰：使古之孫、吳、韓、岳、戚，近今之江、塔、羅、李、多，與西人戰(zhàn)，能勝否乎?曰：能。亦學西法否乎?曰：必學。夫師出以律，圣之明訓也;知己知彼，軍之善經(jīng)也;后起者勝，古今之通義也。兵事為儒學之至精，胡文忠閱歷有得之格言也。〔《孫子》火攻篇即西法先導，謀攻篇“其次伐交”，九地篇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爭天下之交、養(yǎng)天下之權，皆西國兵爭要義。《吳子》：“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zhàn)。”與西法行軍修路合。“一人學戰(zhàn)，教成十人;萬人學戰(zhàn)，教成三軍。”與西法學堂重在教將領合。畜騎之對，與西法養(yǎng)馬合〕知忠愛廉恥則必學。其不學者，必其不知忠愛廉恥者也。使諸名將生今之世，必早已習其器、曉其法，參以中國之情勢，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而又鼓以忠義之氣，運以奇正之略，奚為而不可勝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廢弛，而藉口于漢家自有制度，亦多見其無效忠死國之誠而已矣。方今兵制教法，東洋、西洋大略皆同，蓋由推求精善，故各國有則效而無改易之者。語曰：“不習為吏，視己成事。”況不習兵而又不視成事，豈不殆哉?

　　礦學第十一

　　礦學者，兼地學、化學、工程學三者而有之，其利甚博，而其事甚難。夫以渾渾土石，略見苗引，而欲測其礦質(zhì)之優(yōu)劣、礦層之厚薄、礦脈之橫斜、施工之難易，是何異見垣一方人之神術矣。西國礦師之精者聲價極重，不肯來華，其來者中下駟而已。方今興利之法，誠無急于此者，然華商既無數(shù)百萬之巨資，礦之易開者，一礦亦須數(shù)十萬，又無數(shù)十年之礦學，但憑西師一言，豈能驟集巨股?且無論何礦，非深不佳，水源不止一孔，石隔不止一層，資費耗盡，亦必中作而輟。若略備微資，姑用土法，遇水、遇石即已廢然而返，是礦利終不可興也。是惟有先講實學，緩求速效之一法。今山東之礦已為他人所籠，山西之礦亦為西商所覬，若東三省之金，湖南、四川、云南以及川滇邊界、夷地、番地之五金，煤炭最為豐饒，他省亦尚不多。有礦之省，宜由紳商公議，立一礦學會，籌集資斧，公舉數(shù)人出洋，赴礦學堂學習，數(shù)年學成回華，再議開采，察礦之質(zhì)性。而后購機。水有開通運道之法，陸有接通大小鐵路之法。而后采礦，能不用西師固善，即仍用西師，我亦可辨其是非而不為所欺。如是則得尺得寸，不等于象罔求珠矣。竊謂今日萬事根本惟在于煤，故煤礦較他礦尤急，而開煤尤非鑿井深入不為功，凡近地面之煤，其灰質(zhì)必較多，其礦氣必較重，其煤質(zhì)必不甚堅結。土法之病，斜穿而不能深入，遇水而不能急抽，或積水淹，或架木圮，或煤氣閉，或地火發(fā)，是四者皆足以壞井。即使淺嘗可得佳煤，而所得無多，其井已廢，數(shù)月必棄一井，一年必易一山，人力已竭，而佳煤未動，雖鑿遍九州之山，而斷不能得一可用之煤礦。〔鍋爐、氣機止用煙煤、白煤，若煉鐵、煉鋼必須焦炭，非佳煤不能煉焦炭，非西爐、西法所煉亦不能精，此又煤礦之相因遞及者〕嘗考英國之富以煤礦興，故西人謂煤礦之利國利民實在五金以上，五金若乏，可以他物代之，煤則孰能代之?煤源一斷，機器立停，百舉俱廢，雖有富強之策，安所措手哉?大抵西法諸事皆以先學藝后舉事為要義，學將而后練兵，學水師而后購艦，學工師而后制造，學礦師而后開礦，其始似遲，其后轉(zhuǎn)速，其費亦必省。或曰：必待學成而后開礦，如時迫效遠何?無已，則有一變通之策焉。就本省內(nèi)擇取一礦，募西人之曾辦礦廠確有閱歷者與議包辦，一切用人購器聽其主持，不掣其肘，約定出礦后優(yōu)給馀利，限滿而不得礦有罰，即于局內(nèi)設礦學堂，礦成獲利以后，我之學生及委員、工匠皆已學成。此藉礦山為礦學堂之法也。〔但須嚴定限制，止開此處。若全省包辦，則其害甚大，不可行〕記曰：“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若人無湛深之思，專壹之志，而欲乞靈富媼，安坐指揮以僥大利，蓋不可得之數(shù)矣。更有一策，與西人合本開采，本息按股勻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過半。尤為簡易無弊，較之全為西人所據(jù)及，佳礦而不能開者，不遠勝乎?此策在前三年則必梗于時議，此時或可行矣。

　　鐵路第十二

　　有一事而可以開士、農(nóng)、工、商、兵五學之門者乎?曰：有，鐵路是已。士之利在廣見聞，農(nóng)之利在暢地產(chǎn)，工之利在用機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運費，兵之利在速征調(diào)、具糧械。三代以道路為大政，見于《周禮》《月令》《左傳》《國語》諸書。西法富強尤根于此。中國道路之政久已不講，山行則犖確，澤行則泥淖，城市蕪雜，鄉(xiāng)僻阻絕，以故人憚于出鄉(xiāng)，物艱于致遠。士有鐵路，則游歷易往，師友易來;農(nóng)有鐵路，則土苴糞壤皆無棄物;商有鐵路，則急需者應期，重滯者無阻;工有鐵路，則機器無不到，礦產(chǎn)無不出，煤炭無不敷;兵有鐵路，則養(yǎng)三十萬精兵，可以縱橫戰(zhàn)守于四海。凡此五學，總之以二善：一曰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曠，民不勞，時不失;一曰開風氣，凡從前一切頹惰之習，自然振起，迂謬耳食之論，自然消釋泯絕而不作。至于吏治不壅，民隱不遏，驛使不羈，差徭不擾，災歉不憂，皆相因而自善。夫如是，故天下如一室，九州如指臂，七十萬方里之地皆其地也，四百兆之人皆其人也。如人之一身，氣脈暢通而后有運動，耳目聰明而后有知覺，心知靈通而后有謀慮，耳目者外國報也，心知者學堂也，氣脈者鐵路也。若鐵路不成，五學之開未有日也。至鐵路所不到之處，則先多修馬路及行手車之小鐵路，阜民敏政，亦其次矣。綜觀東西洋各國，自三十年來無不以鐵路為急，日增月多，密如蛛網(wǎng)，大國有鐵路數(shù)十萬里，小國有鐵路二三萬里。〔東西洋各國公設有鐵路會，考求鐵路利病新法，三年一舉〕今中國干路北起盧溝，南達廣州，已歸總公司建造，以后分造枝路，工尤省，利尤厚。其尤便者，凡借洋款皆須抵押，獨修鐵路一事，借款即以此路作抵，無須他物，商為之則利在商，國為之則利在國，況方今東海之權，我已與西洋諸國共之，門戶阻塞，如鯁在喉，若內(nèi)無鐵路，則五方隔絕，坐受束縛。人行于海上，我痿痹于室中，中華豈尚有生機乎?昔魏太武譏劉宋為無足之國，以此較兩國勝負之數(shù)，謂北朝多馬，南朝無馬也。若今日時勢，海無兵輪，陸無鐵路，則亦無足之國而已。及今圖之，為時已晚，若再因循顧慮，恐盡為他人代我而造之矣。

　　會通第十三

　　《易傳》言通者數(shù)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謂通。難為淺見寡聞道，是謂不通。今日新學、舊學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則舊學惡新學，姑以為不得已而用之，新學輕舊學，姑以為猝不能盡廢而存之，終古枘鑿，所謂“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而已矣。《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也。〔《大學》格致與西人“格致”絕不相涉，譯西書者借其字耳〕《周禮》土化之法，化治絲枲，飭化八材，是化學之義也。《周禮》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農(nóng)學之義也。《禮運》“貨惡棄地”，《中庸》言山之廣大，終以寶藏興焉，是開礦之義也。《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國專設樹林部之義也。《中庸》“來百工則財用足”，夫不以商足財，而以工足財，是講工藝、暢土貨之義也。《論語》工利其器，《書》“器非求舊維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機器之義也。《論語》“百工居肆”，夫工何以不居其鄉(xiāng)而必居肆，意與《管子》處工就官府同，是勸工場之義也。《周禮》訓方氏訓四方，觀新物，是博物院、賽珍會之義也。《大學》“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國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說也。《大學》“生財大道，為之者疾”，《論語》“敏則有功”，然則工商之業(yè)、百官之政、軍旅之事必貴神速，不貴遲鈍可知，是工宜機器、行宜鐵路之義也。《周禮》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學之義，亦即出口貨無稅、進口貨有稅及進口稅隨時輕重之義也。《論語》“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戰(zhàn)，是謂棄之”，是武備學堂之義也。〔《司馬法》“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yī)藥歸之”，與西人交戰(zhàn)時有醫(yī)家紅十字會同〕《漢書》藝文志謂九流百家之學皆出于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專門學堂之義也。《左傳》仲尼見郯子而學焉，是赴外國游學之義也。《內(nèi)則》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聘義》勇敢強有力，所以行禮，是體操之義也。《學記》“不歆其藝〔從鄭注〕，不能悅學”，是西人學堂兼有玩物適情諸器具之義也。《呂刑》“簡孚有眾，維貌有稽”〔貌，《說文》作緢，細也〕，《王制》“疑獄氾與眾共之”，是訟獄憑中證之義也。《周禮》外朝詢眾庶，《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從逆各有吉兇，是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義也。《論語》“眾好必察，眾惡必察”，是國君可散議院之義也。《王制》“史陳詩觀民風，市納價觀民好”，《左傳》“士傳言，庶人謗，商旅市，工獻藝”，是報館之義也。凡此皆圣經(jīng)之奧義，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瑣瑣傅會者皆置不論，〔若謂“神氣風霆”為電學，“含萬物而化光”為光學之類〕然謂圣經(jīng)皆已發(fā)其理，創(chuàng)其制，則是;謂圣經(jīng)皆已習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則非。昔孔子有言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是此二語乃春秋以前相傳之古說。《列子》述化人，以穆王遠游，西域漸通也。鄒衍談赤縣，以居臨東海，商舶所傳也。故埃及之古刻類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華人。然則中土之學術政教東漸西被，蓋在三代之時，不待疇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以后西漢甘英之通西海，東漢蔡愔、秦景之使天竺，摩騰輩之東來，法顯輩之西去，大秦有邛竹杖，師子國有晉白圍扇，中西僧徒、水陸商賈來往愈數(shù)，聲教愈通，先化佛國，次被歐洲，次第顯然，不可誣也。然而學術、治理或推而愈精，或變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開以后，心理同而后起勝，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處，且必有軼過前人之處。即以中土才藝論之，算數(shù)、歷法諸事，陶冶、雕織諸工，何一不今勝于古?〔日食有定，自晉人已推得之〕謂圣人所創(chuàng)，可也;謂中土今日之工藝不勝于唐虞三代，不可也。萬世之巧，圣人不能盡泄，萬世之變，圣人不能預知。然則西政、西學果其有益于中國，無損于圣教者，雖于古無征，為之固亦不嫌，況揆之經(jīng)典灼然可據(jù)者哉?今惡西法者見六經(jīng)古史之無明文，不察其是非損益而概屏之，如詆洋操為非，而不能用古法練必勝之兵;詆鐵艦為費，而不能用民船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經(jīng)典所言而傅會之，以為此皆中學所已有。如但詡借根方為東來法，而不習算學，但矜火器為元太祖征西域所遺，而不講制造槍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爭勝，不求實事。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學而糅雜之，以為中西無別，如謂《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蘇，是自擾也。自擾者，令人眩惑狂易，喪其所守。綜此三蔽，皆由不觀其通。不通之害，口說紛呶，務言而不務行，論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則如之何?曰：中學為內(nèi)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于經(jīng)文，而必無悖于經(jīng)義。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汔機，夕馳鐵路，無害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惰無志，空言無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國家顛，圣教滅絕，則雖弟佗其冠，沖淡其辭，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萬世皆將怨之詈之，曰此堯、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非弭兵第十四

　　兵之于國家，猶氣之于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氣，故《內(nèi)經(jīng)》以肝為將軍之官。人未有無氣而能生者，國未有無兵而能存者。今世智計之士，睹時勢之日棘，慨戰(zhàn)守之無具，于是創(chuàng)議入西國弭兵會，以冀保東方太平之局，此尤無聊而召侮者也。向戌弭兵，子罕責其以誣道蔽諸侯，況今之環(huán)球諸強國，誰能誣之，誰能蔽之?奧國之立弭兵會有年矣，始則俄攻土耳其，未幾而德攻阿洲，未幾而英攻埃及，未幾而英攻西藏，未幾而法攻馬達加斯加，未幾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幾而土耳其攻希臘，未聞奧會中有起而為魯連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膠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順矣，廿年以來但聞此國增兵船，彼國籌新餉，爭雄爭長而未有底止。我果有兵，弱國懼我，強國親我，一動與歐則歐勝，與亞則亞勝，如是則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權在我也。我無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為萬國笑乎?誦《孝經(jīng)》以散黃巾，黃巾不聽;舉驅(qū)虞幡以解斗，斗者不止。茍欲弭兵，莫如練兵。海有戰(zhàn)艦五十艘，陸有精兵三十萬，兵日雄，船日多，炮臺日固，軍械日富，鐵路日通，則各國相視而不肯先動，有敗約者必出于戰(zhàn)，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則東洋助順，西洋居閑，而東方太平之局成矣。管子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若弭兵之議一倡，則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會之成，更不復有憂危圖治之心、枕戈待敵之事。各省寥寥數(shù)軍，裁者不復，存者不練，器械朽敗，臺壘空虛，文酣武嬉，吏貪民困，忠諫不入，賢才不求，言官結舌，人才消沮，諸國見我之昏愚如此、無志如此，于是一舉而分裂之，是適以速亡而已。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之不咥人，不亦徒勞矣乎?又有篤信公法之說者，謂公法為可恃，其愚亦與此同。夫權力相等則有公法，強弱不侔，法于何有?古來列國相持之世，其說曰力鈞角勇，勇鈞角智，未聞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國之交際，小國與大國交不同，西國與中國交又不同，即如進口稅主人為政，中國不然也;寓商受本國約束，中國不然也;各國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內(nèi)河，中國不然也。華洋商民相殺，一重一輕，交涉之案，西人會審，各國所無也，不得與于萬國公會，奚暇與我講公法哉?知弭兵之為笑柄，悟公法之為讏言，舍求諸己而何以哉。

　　非攻教第十五

　　異教相攻，自周秦之間已然。儒、墨相攻，老、儒相攻。莊，道也，而與他道家相攻;荀，儒也，而與他儒家相攻。唐則儒、釋相攻，后魏、北宋則老、釋相攻，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他教之相攻者爭盛衰。歐洲因爭新教、舊教，連兵相殺數(shù)十年，乃教士各爭權勢，藉以為亂，非爭是非也。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傳大中至正之圣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純，人倫之至，即遠方殊俗亦無有譏議之者。然則此時為圣人之徒者，恐圣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張大之，要在修政，不在爭教，此古今時勢之不同者也。中外大通以來，西教堂布滿中國，傳教既為條約所準行，而焚毀教堂又為明旨所申禁，比因山東盜殺教士一案，德國藉口，遂踞膠州，各國乘機要求，而中國事變?nèi)肇健Ｓ兄局�士但當砥厲學問，激發(fā)忠義，明我中國尊親之大義，講我中國富強之要術，國勢日強，儒效日章，則彼教不過如佛寺道觀，聽其自然可也，何能為害?如仍頹廢自甘，于孔、孟之學術、政術不能實踐力行，學識不足以濟世用，才略不足以張國威，而徒詬厲以求勝，則何益矣?豈惟無益，學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會匪、游民藉端攘奪，無故肇釁，上貽君父之憂，下召憑陵之禍，豈志士仁人所忍為者哉?不特此也，海上見聞漸狎，中西之町畦漸化，若游歷內(nèi)地，愚夫小兒見西國衣冠者則呼噪以隨之，擲石歐擊以逐之，一哄而起，莫知其端，并不問其為教士、非教士，歐洲人、美洲人也。夫無故而詬擊則無禮，西人非一，或稅關所用，或官局所募，或游歷，或傳教，茫然不辨，一概憤疾則不明，詔旨不奉則不法，以數(shù)百人擊一二人則不武，怯于公戰(zhàn)、勇于私斗則不知恥，于是外國動謂中國無教化，如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至于俗傳教堂每有荒誕殘忍之事，謂取人目睛以合藥物，以造鏹水，以點鉛而成銀，此皆訛謬相沿，決不可信。〔光緒十七年宜昌教案，先哄傳搜獲教堂所蓄幼孩七十人皆無目者，百口一辭。及委員往，會同府縣一一驗視，則皆無影響，止一人瞽其一目，眼眶內(nèi)癟，其睛尚在，其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傷，群疑始釋。又如光緒二十二年江陰教堂之案，乃系劣生向教堂索詐，埋死孩以圖栽誣，城鄉(xiāng)周知，其人當即服罪訊結。此皆近事之可憑者〕試思西教創(chuàng)立千馀年，流行地球數(shù)十國，其新教、舊教爭權攻擊，則多有之矣，從無以殘忍之事為口實者。若有此事，則西國之人早已盡為教堂殘毀，無完膚、無遺種矣。若謂不戕西人，惟殘華民，則未通中華以前，此千馀年中之藥物、鏹水、銀條，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國所需之藥物、鏹水，所來之銀條，一日之內(nèi)即已無算，中國各省雖有教堂，又安得日斃數(shù)千萬之教民，日抉數(shù)千萬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語云：“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智者。”薦紳先生、縫掖儒者，皆有啟導愚蒙之責，慎勿以不智為海外之人所竊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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