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歐陽修為例

　　柳永、黃庭堅等著名詞人都寫過一定數(shù)量的艷詞，甚至寫詞甚少的名臣范仲淹、司馬光也寫艷詞，但惟獨歐陽修倍受爭議，其中緣由值得我們探討。

　　詞是依附音樂而產生的一種抒情詩體，起源于民間，形成于唐，五代十國開始興盛，于宋代蔚為大觀，故成就為一代之文學-宋詞。北宋詞人由于受到唐五代詞為艷科的影響，仍多喜寫艷詞。晏殊、歐陽修、柳永、周邦彥、黃庭堅等著名詞人都寫過一定數(shù)量的艷詞，甚至寫詞甚少的名臣范仲淹、司馬光也寫艷詞，但惟獨歐公倍受爭議不止，其中的原因值得我們思考分析。

　　迄今我們所能見到的歐詞，內容上不外乎寫景、抒情和艷情三個大的方面，獨艷情詞約占其全部詞的四分之三，而其艷情詞作多反映作者閑暇遣玩的生活情趣。在受儒家侵襲已久的傳統(tǒng)士人看來，歐陽修作為一個遵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志，載道”詩教傳統(tǒng)的正統(tǒng)鴻儒，所作俗詞與日常詩文里講究“理性”和“道學”的莊重嚴肅判若兩人，因此歷來崇敬歐公者對其詞中甚為淺近俗艷方面百般掩護辯白。宋蔡絳《西清詩話》也說：“歐詞之淺近者，多謂是劉輝偽作。”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也為其辯誣：“歐公詞多有與《花間》想混，亦有鄙褻之語厠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為也。”這些說法其實源自于國人素來為賢者諱的雅號。反觀現(xiàn)代學者顯得更加寬容，思想觀念也更為進步，唐圭璋編《全宋詞》對其詞不再刪減，只是將《六一詞》、《近體樂府》以及《琴趣外編》匯聚一起，剔除重復和誤入，終輯得240首，基本上恢復了歐公詞作的原貌。

　　首先宋代艷情詞產生的政治及物質條件。宋太祖陳橋驛黃袍加身后，弄了個杯酒釋兵權的政治手段以抑制武官，號召鼓勵他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照朱熹的話說是：“本朝鑒五代藩鎮(zhèn)之弊，遂盡奪藩鎮(zhèn)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這一政治導向使得宋代商業(yè)極為繁盛，出現(xiàn)了許多類似于汴京、蘇州，臨安這樣一些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隨著市場需要出現(xiàn)勾欄瓦肆和夜市不禁。宋代有專門為文人士大夫佐酒的官妓們，所以為了滿足新的需求，大量養(yǎng)著歌姬舞女的青樓妓館的溫柔之鄉(xiāng)應運而出。宋代科舉取士的人數(shù)與其他各代相比可謂空前絕后，特別是宋代科舉實行的封彌、糊名、謄錄、別試等形式使一大批的孤寒之士進入上層世界與世家子弟一決高下成為可能，從而使得趙宋王朝的權力機構以廣大庶族士人為基礎建立起來。宋代上層及其優(yōu)待文士，“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燕集，以致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游息之地”胡道靜于《夢溪筆談校證》里如是說。所以才會有晏殊 “未嘗一日不燕飲……亦必以歌樂相佐”，才會有歐陽修“游吟無節(jié)”的那段青年荒誕生活，以及有范成大贈青衣小紅給姜夔的那段風流軼事。由于宋代上位者的積極鼓勵富貴享樂之風的盛行，讓宋代文人士大夫那些于封建制度壓抑下的隱性情懷在難登大雅之堂待遇的詞里得到成全。

　　其次是宋代文化繁榮的社會環(huán)境。宋自建國就訂立了崇文抑武重文崇儒的國策，由于北宋時期慶歷、熙豐、崇寧的三次興學使得宋代學校教育得到了極大地發(fā)展。學校的類型、專業(yè)、數(shù)量、規(guī)模都較前代大幅度的增加，教師力量雄厚出現(xiàn)了著名的四位先生胡媛、石介、孫復、李覯。宋代文化和讀書的風氣甚為濃厚，所以才有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詩句名世。北宋皇帝都比較重視讀書，重視文官，崇尚儒學，其本身文化素質都很高。宋代文化作品成就很高，印刷術的發(fā)展也使得書籍得到很好地保存。科技也極為強盛，看到指南針、火藥、印刷術及沈括的《夢溪筆談》便不言而喻。所以大師陳寅恪才會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宋代社會，上至皇族下至士大夫及普通富戶，喜好曲子蔚然成風。當人的物質條件得到滿足時，便會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他們就需要適合與這種社會形態(tài)的文學形式來宣泄，因此俗艷詞的興盛便不言自明。

　　其三，宋代的思想環(huán)境相對寬容與開放。北宋開國之初，宋太祖確立了崇文抑武守內虛外的總方略，同時宋代的權利機構內部形成了一個相互制衡：相權對皇權牽制，臺諫對相權的抑阻，抹掉了長期籠罩在皇帝身上的神秘光環(huán)，還原其和普通人一樣的本質。所以今天我們才可以看到《增廣司馬溫公全集》卷一里關于司馬光與呂惠卿、王珪在神宗面前的那些相對民主與自由的爭辯過程。這使得他們的生活態(tài)度和審美情趣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他們多注重大節(jié)而不是小節(jié)，重視內心道德的修養(yǎng)。因而不管個體言行如何狂放、特立獨行，從上層到士庶都能容忍。儒道釋三家合流是宋代思想的一個基本趨向，導致人的倫理主體性處于一個較高的位置，張載才能發(fā)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的豪言。但是宋代思想里的封建論理道德規(guī)范那又限制了人性的發(fā)展。所以歐陽修作艷詞，范仲淹、司馬光這樣傳統(tǒng)儒家名臣也作風月俗艷小詞，或許詞才能更好的表現(xiàn)他們封建正統(tǒng)生活下的隱秘情懷。如果詩是“活著”，那么詞在文人士子眼中才是“生活”。或許詞才能把花前月下、舞榭歌臺那些特定場合的情感糾葛表現(xiàn)的更淋漓盡致，在詞中才能把那種面目之下的真實曬與陽光下。寫詞是生活情趣與政治官場無關，與道德倫理無關。如果我們仔細把一批宋代大詞人與大政治家的作品進行一個比較，可能會發(fā)現(xiàn)一些有趣的現(xiàn)象，在他們的各類作品中，只有在詞中這些頂天立地的男人才還原成了一個真實的人，甚至會變成一個帶有某種女性化傾向的人，只有在詞中我們才能窺見他們隱秘內心的柔情和欲望，詞成了他們唯一吐露心聲的方式。所以對于宋代詞壇傳統(tǒng)鴻儒所做的大量艷情小詞，我們必須客觀科學的去理解分析。所以像歐陽修之類既作雅詞又作艷曲，這不但不會損害其形象，反而有助于我們看到他作為北宋文壇領袖兼容并收的文化氣度和率真任性的性情以及超乎尋常的創(chuàng)作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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