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的詩歌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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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的詩歌賞析

　　孟浩然《舟中曉望》賞析

孟浩然的詩歌賞析

　　掛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

　　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

　　問我今何適？天臺訪石橋。

　　坐看霞色曉，疑是赤城標。

　　孟浩然詩多寫自己的日常生活，常常“遇景入詠，不鉤奇抉異”（皮日休），故詩味的淡泊往往叫人可意會而不可言傳。這首《舟中曉望》，就記靈著他約在開元十五年自越州水程往游天臺山的旅況。實地登覽在大多數人看來要有奇趣得多，而他更樂于表現名山在可望而不可即時的旅途況味。

　　船在拂曉時揚帆出發，一天的旅途生活又開始了。“掛席東南望”，開篇就揭出“望”字，是何等情切。詩人大約又一次領略了“時時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的心情。“望”字是一篇的精神所在。此刻詩人似乎望見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沒望見，因為水程尚遠，況且天剛破曉。這一切意味都包含在“青山──水國──遙”這五個平常的字構成的詩句中。

　　既然如此，只好暫時忍耐些，抓緊趕路吧。第二聯寫水程，承前聯“水國遙”來。“利涉”一詞出《易。需卦》“利涉大川”──意思是卦象顯吉，宜于遠航。那就高興地趁好日子兼程前進吧。舳艫，一種方長船。“爭利涉”以一個“爭”字表現出心情迫切、興致勃勃，而“來往接風潮”則以一個“接”字表現出一個常與波濤為伍的旅人的安定與愉悅感，跟上句相連，便有乘風破浪之勢。

　　讀者到此自然而然想要知道他“何往”了，第三聯于是轉出一問一答來。這其實是詩人自問自答：“問我今何適？天臺訪石橋。”這里遙應篇首“東南望”，點出天臺山，于是首聯何所望，次聯何所往，都得到解答。天臺山是東南名山，石橋尤為勝跡。據《太平寰宇記》引《啟蒙注》：“天臺山去天不遠，路經油溪水，深險清冷。前有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惟忘身然后能濟。濟者梯巖壁，援葛蘿之莖，度得平路，見天臺山蔚然綺秀，列雙嶺于青霄。上有瓊樓、玉闕、天堂、碧林、醴泉，仙物畢具也。”這一聯初讀似口頭常語，無多少詩味。然而只要聯想到這些關于名山勝跡的奇妙傳說，你就會體味到“天臺訪石橋”一句話中微帶興奮與夸耀的口吻，感到作者的陶醉和神往。而詩的意味就在那無字處，在詩人出語時那神情風采之中。

　　正因為詩人是這樣陶然神往，眼前出現的一片霞光便引起他一個動人的猜想：“坐看霞色曉，疑是赤城標。”朝霞映紅的天際，是那樣璀燦美麗，那大約就是赤城山的尖頂所在吧！“赤城”山在天臺縣北，屬于天臺山的一部分，山中石色皆赤，狀如云霞。因此在詩人的想象中，映紅天際的不是朝霞，而當是山石發出的異彩。這想象雖絢麗，然而語言省凈，表現樸質，沒有用一個精美的字面，體現了孟詩“當巧不巧”的特點。尾聯雖承“天臺”而來，卻又緊緊關合篇首。“坐看”照應“望”字，但表情有細微的差異。一般說，“望”比較著意，而且不一定能“見”，有張望尋求的意味。而“看”則比較隨意，與“見”字常常相聯，“坐看霞色曉”，是一種怡然欣賞的態度。可這里看的并不是“赤城”，只是詩人那么猜想罷了。如果說首句由“望”引起的懸念到此已了結，那么“疑”字顯然又引起新的懸念，使篇中無余字而篇外有余韻，寫出了旅途中對名山向往的心情，十分傳神。

　　此詩似乎信筆寫來，卻首尾銜接，承轉分明，篇法圓緊；它形象質樸，卻又真彩內映；它沒有警句煉字，卻有興味貫串全篇。從聲律角度看，此詩是五言律詩（平仄全合），然而通體散行，中兩聯不作駢偶。這當然與近體詩剛剛完成，去古未遠，聲律尚寬有關；同時未嘗不出于內容的要求。這樣，它既有音樂美，又灑脫自然。“自是六朝短古，加以聲律，便覺神韻超然。”

　　（胡應麟《詩藪》）

　　孟浩然《春曉》賞析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春曉》這首小詩，初讀似覺平淡無奇，反復讀之，便覺詩中別有天地。它的藝術魅力不在于華麗的辭藻，不在于奇絕的藝術手法，而在于它的韻味。整首詩的風格就象行云流水一樣平易自然，然而悠遠深厚，獨臻妙境。千百年來，人們傳誦它，探討它，仿佛在這短短的四行詩里，蘊涵著開掘不完的藝術寶藏。

　　自然而無韻致，則流于淺薄；若無起伏，便失之平直。《春曉》既有悠美的韻致，行文又起伏跌宕，所以詩味醇永。詩人要表現他喜愛春天的感情，卻又不說盡，不說透，“迎風戶半開”，讓讀者去捉摸、去猜想，處處表現得隱秀曲折。

　　“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張戒《歲寒堂詩話》引）寫情，詩人選取了清晨睡起時剎那間的感情片段進行描寫。這片段，正是詩人思想活動的啟始階段、萌芽階段，是能夠讓人想象他感情發展的最富于生發性的頃刻。詩人抓住了這一剎那，卻又并不鋪展開去，他只是向讀者透露出他的心跡，把讀者引向他感情的軌道，就撒手不管了，剩下的，該由讀者沿著詩人思維的方向去豐富和補充了。

　　寫景，他又只選取了春天的一個側面。春天，有迷人的色彩，有醉人的芬芳，詩人都不去寫。他只是從聽覺角度著筆，寫春之聲：那處處啼鳥，那瀟瀟風雨。鳥聲婉轉，悅耳動聽，是美的。加上“處處”二字，啁啾起落，遠近應和，就更使人有置身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感。春風春雨，紛紛灑灑，但在靜謐的春夜，這沙沙聲響卻也讓人想見那如煙似夢般的凄迷意境，和微雨后的眾卉新姿。這些都只是詩人在室內的耳聞，然而這陣陣春聲卻逗露了無邊春色，把讀者引向了廣闊的大自然，使讀者自己去想象、去體味那鶯囀花香的爛熳春光，這是用春聲來渲染戶外春意鬧的美好景象。這些景物是活潑

　　跳躍的，生機勃勃的。它寫出了詩人的感受，表現了詩人內心的喜悅和對大自然的熱愛。

　　宋人葉紹翁《游園不值》詩中的“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是古今傳誦的名句。其實，在寫法上是與《春曉》有共同之處的。葉詩是通過視覺形象，由伸出墻外的一枝紅杏，把人引入墻內、讓人想象墻內；孟詩則是通過聽覺形象，由陣陣春聲把人引出屋外、讓人想象屋外。只用淡淡的幾筆，就寫出了晴方好、雨亦奇的繁盛春意。兩詩都表明，那盎然的春意，自是阻擋不住的，你看，它不是沖破了圍墻屋壁，展現在你的眼前、縈回在你的耳際了嗎？

　　施補華曰：“詩猶文也，忌直貴曲。”（《峴傭說詩》）這首小詩僅僅四行二十個字，寫來卻曲屈通幽，回環波折。首句破題，寫春睡的香甜；也流露著對朝陽明媚的喜愛；次句即景，寫悅耳的春聲，也交代了醒來的原因；三句轉為寫回憶，末句又回到眼前，由喜春翻為惜春。愛極而惜，惜春即是愛春──那瀟瀟春雨也引起了詩人對花木的擔憂。時間的跳躍、陰晴的交替、感情的微妙變化，都很富有情趣，能給人帶來無窮興味。

　　《春曉》的語言平易淺近，自然天成，一點也看不出人工雕琢的痕跡。而言淺意濃，景真情真，就象是從詩人心靈深處流出的一股泉水，晶瑩透澈，灌注著詩人的生命，跳動著詩人的脈搏。讀之，如飲醇醪，不覺自醉。詩人情與境會，覓得大自然的真趣，大自然的神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這是最自然的詩篇，是天籟。

　　孟浩然《渡浙江問舟中人》賞析

　　潮落江平未有風，扁舟共濟與君同。

　　時時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

　　孟浩然詩主要以五言擅場，風格渾融沖淡。詩人將自己特有的沖淡風格施之七絕，往往“造境飄逸，初似常語”而“其神甚遠”（陳延杰《論唐人七絕》）。此詩就是這樣的高作。

　　孟浩然于開元初至開元十二三年間，數度出入于張說幕府，但并不得意，于是有吳越之游，開元十三年（725）秋自洛首途，沿汴河南下，經廣陵渡江至杭州。然后，渡浙江之越州（今紹興），詩即作于此時。

　　在杭州時，詩人有句道“今日觀溟漲”，可見渡浙江（錢塘江）前曾遇潮漲。一旦潮退，舟路已通，詩人便迫不及待登舟續行。首句就直陳其事，它由三個片語組成：“潮落”、“江平”、“未有風”，初似平平淡淡的常語。然而細味，這樣三頓形成短促的節奏，正成功地寫出為潮信阻留之后重登旅途者愜意的心情。可見有時語調也有助于表現詩意。

　　錢塘江江面寬闊，而渡船不大。一葉“扁舟”，是坐不了許多人的。“舟中人”當是來自四方的陌生人。“扁舟共濟與君同”，頗似他們見面的寒暄。這話淡得有味：雖說彼此素昧平生，卻在今天走到同條船上來了，“同船過渡三分緣”，一種親睦之感在陌生乘客中油然而生。尤其因舟小客少，更見有同舟共濟的親切感。所以問姓初見，就傾蓋如故地以“君”相呼。這樣淡樸的家常話，居然將承平時代那種淳厚世風與人情味維妙維肖地傳達出來，誰能說它是一味沖淡？

　　當彼岸已隱隱約約看得見一帶青山，更激起詩人的好奇與猜測。越中山川多名勝，是前代詩人謝靈運遨游歌詠過的地方，于是，他不禁時時引領翹望天邊：那兒應該是越中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呢？他大約猜不出，只是神往心醉。這里并沒有窮形極象的景物描寫，唯略點“青山”字樣，而越中山水之美盡從“時時引領望天末”的游子的神情中絕妙傳出。可謂外淡內豐，似枯實腴。“引領望天末”，本是陸機《擬蘭若生朝陽》成句。詩人信手拈來，加“時時”二字，口語味濃，如自己出，描狀生動。注意吸取前人有口語特點、富于生命力的語匯，加以化用，是孟浩然特擅的本領。

　　“何處青山是越中？”是“問舟中人”，也是詩的結句。使用問句作結，語意親切，最易打通詩與讀者的間隔，一問便結，令讀者心蕩神馳，使意境頓形高遠。全詩運用口語，敘事、寫景、抒情全是樸素的敘寫筆調，而意境渾融、高遠、豐腴、完滿。“寄至味于淡泊”（《古今詩話》引蘇軾語，見《宋詩話輯佚》），對此詩也是確評

　　孟浩然《過故人莊》的詠菊意味

　　愛菊。他的田園詩中涉及到菊花的有五首,《過故人莊》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也最能體現孟浩然的情懷的一首。《過故人莊》是孟浩然隱居鹿門山時到一位山村友人家做客所寫: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在孟浩然的《過故人莊》中,菊花的出現是在非常自然的狀態下發生的,看似只是一種自然的故人之間約定,好似和詠菊無關,可如果看看歷史中真實的孟浩然,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當中那含而不露的詠菊意味了。孟浩然四十歲進長安,應進士不第,后又因“不才明主棄”(《歲末歸南山》)觸怒玄宗,以至終生仕途黯淡,平生抱負難酬,于是他便將興致徹底轉向山水之間,后雖入了張九齡的幕府,或許因為此非其志所在,時日不長就又飄然而去了。縱觀孟的一生經歷,雖初有入世之愿,但最終徹底走上了出世之路,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隱者。

　　由此可見,菊花是《過故人莊》這首詩的靈魂。和梅、蘭、竹一樣,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著特殊象征意味。因為它有百花凋謝時傲然獨放,花期過后敗而不落的精神,故而被中國詩人賦予了臨霜綻放、清操獨標的品格。它的這種獨特品性,在文人筆下被賦予了廣泛而深遠的象征意義,顯得更為人性化,因而也就成為了中國文人人格和氣節的寫照,自屈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它就不斷地被中國文人熱情地歌頌著,例如,李世民(“階蘭凝暑霜,岸菊照晨光”)、李白(“攜壺酌流霞,搴菊泛寒榮”)、黃巢(“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王安石(“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晏殊(“檻菊愁煙蘭泣露”)、李清照(“人比黃花瘦”)、文天祥(“落葉何心定流水,黃花無主更西風”)、朱元璋(“忽與西風戰一場,滿身披上黃金甲”)、曹雪芹(“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等人,因境遇和身份的不同,對菊花寄予了各個不同的情思,使得菊花之執著、清傲的形象和品格更為美好、豐富,而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使菊花具有了隱者的超脫和人的靈性。

　　從隱者的定義出發,孟浩然和陶淵明都是神如菊花的,但二者之間的區別卻也顯而易見。陶的詩多外露清寒之姿,內含清苦之意,雖自然,終有不平無奈,讀來總給人以隱痛和惆悵的感覺,透出魏晉時期凄愴的氣息。陶詩之所以如此,那是朝政時局的黑暗和自身政治理想相矛盾造成的。先是因門閥制度形成的不平等,讓他受人歧視,以致不堪為吏,后又分別受惑于桓玄、劉裕,讓他徹底對當時的政治絕望,故而在“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歸田園居》其五)后,產生了“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同上)的輕松,進而產生了“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哭夕短,已復至天旭” (同上)的歡愉。但無論是輕松也罷,歡愉也罷,其底色畢竟是“悵恨”。

　　而孟浩然的詩,則讓人能感受到一種從容不迫、大度自然、恬淡祥和的盛唐氣象。在孟詩中常多“為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經七里灘》)、“北山白云里,隱者自怡悅”(《秋登南山寄張五》)的歡娛。對此林庚先生精辟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六朝人的生活是雋永的,唐人的生活是活潑的。前者是深刻,后者正是浪漫與健康。”正是這種差異性,造就了陶、孟之間的本質區別。另一個原因在于二人生活質量上的差別。陶淵明的生活無疑是清貧的,故有《詠貧士七首》之嘆和《乞食》之悲。而孟浩然的生活則是不用煎熬于肚子的問題,在他的一些詩中,我們可以聽到牢騷和憤懣,但絕無饑寒之哀和“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詠貧士七首其四》)的凄慘。總之,雖然二者都是因政治的失意而徹底地走上隱逸之路,二者詩的風格在許多地方也有相似之處,但他們對菊花的愛是不一樣的:前者愛得深沉,后者愛得從容,前者是“道”的追求和維護,后者則是生活化的自然意興的表達。

　　正因為如此,作者在《過故人莊》中,不加雕飾地流露出“就菊花”,也就顯得異常恬淡自然和不露痕跡了。其隱逸思想也以一種徹底生活化的方式,自然而然體現出來的,并且達到了一種神形兼備,內外統一的物我(菊我)兩合、物我(菊我)不分的境界。這正如聞一多先生在《說唐詩》中評價的那樣:“孟浩然可以說是能在生活與詩兩方面足以與魏晉人抗衡的唯一的人。他的成分是《世說新語》式的人格加上盛唐詩人的風度。”

　　參考文獻:

　　[1]游國恩. 中國文學史 [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韋鳳娟. 悠然見南山 [M] . 濟南: 濟南出版社,2004。

　　孟浩然《留別王維》賞析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

　　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

　　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

　　據《舊唐書。文苑傳》載，孟浩然“年四十，來游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這首詩便是臨行前留給王維的，怨懟之中，又帶有辛酸意味，感情真摯動人。

　　第一聯寫落第后的景象：門前冷落，車馬稀疏。“寂寂”兩字，既是寫實，又是寫虛，既表現了門庭的景象，又表現了作者的心情。一個落第士子，又有誰來理睬，又有誰來陪伴？只有孤單單地“空自歸”了。在這種情形下，長安雖好，也沒有什么可留戀的。他考慮到返回故鄉了，“竟何待”正是他考試不中必然的想法。

　　第二聯寫惜別之情。“芳草”一詞，來自《離騷》，王逸認為用以比喻忠貞，而孟浩然則用以代表自己歸隱的理想。“欲尋芳草去”，表明他又考慮歸隱了。“惜與故人違”，表明了他同王維友情的深厚。一個“欲”字，一個“惜”字，充分地顯示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與斗爭，從這個思想活動里，卻深刻地反映出作者的惜別之情。

　　“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兩句，說明歸去的原因。語氣沉痛，充滿了怨懟之情，辛酸之淚。一個“誰”字，反詰得頗為有力，表明他切身體會到世態炎涼、人情如水的滋味。能了解自己心事，賞識自己才能的人，只有王維，這的確是太少了！一個“稀”字，準確地表達出知音難遇的社會現實。這在封建社會里是具有典型意義的。

　　這一聯是全詩的重點，就是由于這兩句，使得全詩才具有一種強烈的怨懟、憤懣的氣氛。真摯的感情，深刻的體驗，是頗能感動讀者的，特別是對于那些有類似遭遇的人，更容易引起共鳴。如果再從結構上考慮，這一聯正是全詩的樞紐。由落第而思歸，由思歸而惜別，從而在感情上產生了矛盾，這都是順理成章的。只是由于體驗到“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這一冷酷的現實，自知功名無望，才下定決心再回襄陽隱居。這一聯正是第四聯的依據。

　　“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表明了歸隱的堅決。“只應”二字，是耐人尋味的，它表明了在作者看來歸隱是唯一應該走的道路。也就是說，赴都應舉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場誤會，所以決然地“還掩故園扉”了。

　　綜觀全詩，既沒有優美的畫面，又沒有華麗辭藻，語句平淡，平淡得近乎口語。對偶也不求工整，卻極其自然，毫無斧鑿痕跡。然而卻把落第后的心境，表現得頗為深刻。言淺意深，頗有余味，耐人咀嚼。

　　孟浩然《洛中訪袁拾遺不遇》賞析

　　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

　　聞說梅花早，何如北地春。

　　這首詩里包含了相當復雜的情緒，既有不平，也有傷感；感情深沉，卻含而不露，是一首精煉而含蓄的小詩。

　　前兩句完全點出題目。“洛陽”指明地點，緊扣題目的“洛中”，“才子”即指袁拾遺：“江嶺作流人”，暗點“不遇”，已經作了“流人”，自然無法相遇了。

　　這兩句是對偶句。孟浩然是襄陽人，如今到了洛陽，特意來拜訪袁拾遺，足見二人感情之厚。稱之為“才子”，暗用潘岳《西征賦》“賈誼洛陽之才子”的典故，以袁拾遺與賈誼相比，足以說明作者對袁拾遺景仰之深。

　　“江嶺”指大庚嶺，過此即是嶺南地區，唐代罪人往往流放于此。用“江嶺”與“洛陽”相對，用“才子”與“流人”相對，揭露了當時政治的黑暗、君主的昏庸。“才子”是難得的，本來應該重用，然而卻作了“流人”，由“洛陽”而遠放“江嶺”，這是極不合理的社會現實，何況這個“流人”又是自己的摯友呢。這兩句對比強烈，突現出作者心中的不平。

　　“聞說梅花早，何如北地春”兩句，寫得灑脫飄逸，聯想自然。大庚嶺古時多梅，又因氣候溫暖，梅花早開。從上句“早”字，見出下句“北地春”中藏一“遲”字。早開的梅花，是特別引人喜愛的。可是流放嶺外，怎及得留居北地故鄉呢？此詩由“江嶺”而想到早梅，從而表現了對友人的深沉懷念。而這種懷念之情，并沒有付諸平直的敘述，而是借用嶺外早開的梅花娓娓道出。詩人極言嶺上早梅之好，而仍不如北地花開之遲，便有波瀾，更見感情的深摯。

　　全詩四句，貫穿著兩個對比。用人對比，從而顯示不平；用地對比，從而顯示傷感。從寫法上看，“聞說梅花早”是縱筆，是一揚，從而逗出洛陽之春。那江嶺上的早梅，固然逗人喜愛，但洛陽春日的旖旎風光，更使人留戀，因為它是這位好友的故鄉。這就達到了由縱而收、由揚而抑的目的。結尾一個詰問句，使得作者的真意更加鮮明，語氣更加有力，傷感的情緒也更加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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