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藝術手法及其故事

時間：2024-11-09 16:28:14 離騷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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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藝術手法及其故事

　　《離騷》從自敘身世、品德、理想寫起，抒發了自己遭讒被害的苦悶與矛盾，斥責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與朝政日非，表現了詩人堅持“美政”理想，抨擊黑暗現實，不與邪惡勢力同流合污的斗爭精神和至死不渝的愛國熱情。下面是yjbys小編分享的《離騷》藝術手法及其故事，更多內容請訪問(www.gzinfo.net.cn/wenxue)。

《離騷》藝術手法及其故事

　　《離騷》的藝術手法

　　深深植根于現實盼積極浪漫主義

　　中國文學觀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這兩種創作方法源遠流長，現實主義導源于《詩經》，浪漫主義導源于《楚辭》。《離騷》的浪漫主義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強烈的浪漫主義精神。《離騷》展現了作者愛國主義的崇高理想和為實現這種理想而百折不撓的斗爭精神。他殷切希望楚國能實行修明法度、舉賢授能的“美政”，再現堯舜禹湯文武和三后那樣的自己心目中的盛世，所以他極力贊頌道：“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他為了理想，堅持不懈，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第二是大量的浪漫主義手法。作者插上幻想的翅膀，盡情馳騁，這在詩的第二、三兩大段里有充分的表現。如上款帝閽一節，詩人幻想在太空中翱翔，早晨從南方的蒼梧山出發，傍晚便到了西北昆侖山上的懸圃。他在太陽洗澡的咸池給馬喂水，在太陽升起的扶桑樹下總轡啟行。月神、風神、雷師、鳳鳥、飄風、云霓一大群神物前呼后擁。神游西天一節，寫他駕飛龍、鳴玉鸞，從天津啟程，取道昆侖，渡赤水，過流沙，經不周，到西海。想象豐富奇特，境界恍惚迷離，場面宏偉壯麗。

　　比興手法的運用

　　《離騷》繼承并發展了《詩經》的比興傳統。其具體表現為：在廣度上，它較多地應用比喻，構成龐大的比興系統;在深度上，較之《詩經》更為注意比興中 “此物”與“彼物”的內在聯系，用作比喻的事物與全篇所表達的內容統一，富有象征性。如詩中用“美人”喻指楚懷王，用“眾芳”喻指群賢，用“椒、桂、蕙、茝”四種植物喻群賢，用香草“荃”喻楚懷王等等，把比興與表現的內容合而為一，使詩中的意名勝具有了象征意義。

　　對比手法的運用

　　屈原在其詩篇中，以遠古的堯、舜賢君的“耿介”、“既遵道而得路”與桀、紂暴君的“猖披”、“夫唯捷徑以窘步”相對照，用以勸諫楚王要走正確的治國之路。又以“恐年歲之不吾與”和“惟夫黨人之偷樂兮”相對照，使自己的熱心為國與小人的茍且偷安形成鮮明對比。

　　抒情中有故事情節的敘述。

　　抒情詩一般沒有故事情節。《離騷》是一首長篇政治抒情詩，抒發其忠而被疏的憤懣之情。但是詩中的前一部分里敘述了自己的家世、出生和被疏的事實，后兩部分里更虛構了女嬃詈原、陳辭于舜，上款帝閽、歷訪神妃，靈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西天等一系列幻境，使這首抒情詩具有了故事情節的成分。看來似乎山窮水盡，眨眼又是一番新的景象，波瀾起伏，百轉千回，從而把敘事詩和抒情詩融為一爐。

　　參差不齊的句子形式

　　《離騷》吸取楚地民歌的語言特點，打破了《詩經》的四言句式，把句式加長，擴大了詩歌的容量。屈原不僅采用靈活變化的民歌句法，又在此基礎上吸收了戰國時散文的句法，在作品中使用了“路漫漫”、“長太息”等，從而創造了一種節奏分明而參差錯落的雜言句式。《離騷》中出現了不少“言對”，即工巧的對偶：“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還出現了一些“事對”，就是上下句所用的典故相對：“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但是這類句子在屈原作品中僅占少數，參差錯落的句子占著絕對的優勢。從節奏效果看，《詩經》傾向于整齊勻稱，屈原的作品傾向于參差錯落。一般來說，《詩經》中的詩以四字句為典型句式，句中是二二節奏;《離騷》的典型句是五、六字句，句中常常是三三或三二節奏。“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調易雜”。《離騷》既非四言，也非七言，而是句式靈活多變的自由體，“折繁簡之衷，居文質之要”，語言節奏自有獨到的妙處。交叉使用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九字句，通過字數的增加與減少，有意造成跌宕起伏的語言節奏，形成《離騷》特殊的語言節奏美。[20]

　　錯落變化的句子結構

　　《離騷》與《詩經》的區別在于，當上下兩句有可能形成對偶的時候，《離騷》有意識地變換詞語的結構形式，使之具有錯落之美，如“駕八龍之蜿蜿兮，載云旗之委蛇”、“攬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蜿蜿”與“委蛇”是疊音詞與連綿詞相對，“掩涕”與“浪浪”是詞組與疊音詞相對，對應的詞語或詞組結構發生變化，是為了使語言形式發生變化，從而形成詩歌語言的節奏變化。《離騷》“乎”和“于”的用法，很能說明屈原有意追求錯落的特點。“《離騷》語法，凡二句中連用介詞‘于’‘乎’時，必上句用‘于’，下句用‘乎’，‘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發乎洧盤’……胥其例也。”

　　《離騷》大量使用雙音實義二字結構，大量使用連綿詞：耿介、謇謇、冉冉、郁邑、岌岌、菲菲、歔欷、逍遙、相羊、周流、啾啾，等等。雙聲、疊韻、重言，錯雜相間，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節奏感和音調美。[21]

　　“兮”字的普遍使用

　　“兮”字在屈原的作品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離騷》中即普遍使用。“兮”字并非《楚辭》所獨有，在北方文學中也較早地、大量地使用，“十五國風”中除《秦風》外，十四國風中都有“兮”字出現，而且多達236次。《詩經》中的“兮”字一般是用在句末，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兮”字的典型句式;還有用在句中的句子，如“寬兮綽兮”、“伯兮朅兮”，但是這樣的用法相對來說只占少數。到屈原的作品，“兮”字用得更為廣泛，而且有比較嚴格的規律性，用“兮”雖然不是屈原作品的特長，但是用得奇特、富有創造性并因此成為屈原作品語言形式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屈原劃時代的創造。從《離騷》來看，兩句用一“兮”字，用在奇句末尾，這種用法對調整詩歌節奏起著很大作用。“兮”本來是個語助詞，許慎說：“兮，語所稽也”，段玉裁說：“語于此而少駐也，此與 ‘哉，言之間也’相似”。從屈原作品使用的情況看，“兮”都是語氣助詞，如果譯成現代漢語，相當于語氣詞“呵”。郭沫若、聞一多認為“呵”是“兮”字的本音。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凡今本《老子》的“兮”都寫作“呵”，證明郭、聞二位先生的推斷是有根據的。如此“兮”字的作用主要是強化情感、延長音節、調整節奏，增強詩歌語言的音樂美。

　　《離騷》的故事

　　關于《離騷》的創作背景，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它創作于屈原被楚懷王疏遠之時，還是流放中。《史記·屈原列傳》里說，年輕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讒害，楚懷王因而疏遠了他。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而《史記·太史公自序》里說：“屈原放逐，著《離騷》。”《報任安書》里也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對同一事件的表述明顯存在著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決這個問題，從這首詩本身找證據是好辦法。詩中有這樣的詩句：“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自疏”意味著主動的態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為詩中有“濟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懷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這并不足信。因為《離騷》后半部分，全是寫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濟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實有其事。

　　總之，《史記·屈原列傳》的說法是可信的。而《史記·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時不大忠實于史實，是有可能的。

　　屈原一生經歷了楚威王、楚懷王、頃襄王三個時期，而主要活動于楚懷王時期。這個時期正是中國即將實現大一統的前夕，“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屈原因出身貴族，又明于治亂，嫻于辭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懷王的寵信，位為左徒、三閭大夫。屈原為實現楚國的統一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一個國富兵強、威震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內政外交上屈原與楚國腐朽貴族集團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來遭到群小的誣陷和楚懷王的疏遠。

　　懷王十五年(前304)，張儀由秦至楚，以重金收買靳尚、子蘭、鄭袖等人充當內奸，同時以“獻商於之地六百里”誘騙懷王，致使齊楚斷交。懷王受騙后惱羞成怒，兩度向秦出兵，均遭慘敗。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齊國重修齊楚舊好。此間張儀又一次由秦至楚，進行瓦解齊楚聯盟的活動，使齊楚聯盟未能成功。懷王二十四年，秦楚黃棘之盟，楚國徹底投入了秦的懷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漢北。

　　懷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約懷王武關相會，懷王遂被秦扣留，最終客死秦國，頃襄王即位后繼續實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輾轉流離于沅、湘二水之間。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將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憤難捱，遂自沉汨羅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離騷》的后世評價

　　《離騷》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于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詩人鮮明的個性光輝，這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是第一次出現。《離騷》的創作，既植根于現實，又富于幻想色彩。詩中大量運用古代神話和傳說，通過極其豐富的想象和聯想，并采取鋪張描敘的寫法，把現實人物、歷史人物、神話人物交織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國、人間和幻境交織在一起，構成了瑰麗奇特、絢爛多彩的幻想世界，從而產生了強烈的藝術魅力。詩中又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意識品性、復雜的現實關系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

　　所謂“《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王逸《楚辭章句》)，說的就是這一藝術特色。而且其中的比喻，并不僅僅停留在個別事物的類比上，還體現于整個形象體系的構思中，因而又含有整體上的象征意義。《離騷》在語言形式上，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和十字句，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統篇隔句句尾用“兮”字，句中則往往配以“之”、 “于”、“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也有全句不用虛字的。這種新的詩歌表現形式，為《詩經》以后興起的騷體文學奠定了基礎。

　　《離騷》中又多用對偶。據統計，全篇對句在百句以上;并已出現了錯綜對，如“固時俗之工巧兮，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在一句中，還往往以雙聲配雙聲，疊韻配疊韻，前者如“郁邑而傺兮”，后者如“聊逍遙以相羊”，等等。這就形成了《離騷》的詩句在錯落中見整齊，在整齊中又富于變化的特點，讀來節奏諧和，音調抑揚，具有一種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同時，《離騷》又大量運用楚地的方言詞匯，如“汩”、“搴”、“莽”、“馮”、 “羌”、“諑”、“傺”、“閶闔”等，并常將狀詞冠于句首，帶有濃厚的南國情調和地方特色。詩中對形容詞的使用也十分恰切并具有新意，如寫云霓翻騰之貌， “岌岌”喻高冠聳然之勢，“蜿蜿”狀神龍游動之態，都可謂循聲得貌，曲盡其妙。《離騷》在藝術上取得的高度成就，與它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使它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光照千古的絕唱，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魯迅曾贊之為“逸響偉辭，卓絕一世”(《漢文學史綱要》)，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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